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曾经说过“：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尺度”，人类的解放必将是两性经过斗争摆脱了异化之后的重新和谐。这一观点不无启示意义地为妇女解放运动或女权运动指明了方向，即男女两性之间的斗争并不是女人战胜男人或男人战胜女人，而是两性既分工又合作、相互吸引和谐统一的共同解放。纵观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既错综复杂，又层出不穷。或许，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不断创新，也恰恰是在矛盾与冲突的不断对抗和解决中产生的。其中，妇女解放运动在性别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她不但使性别歧视这一社会问题浮出了历史的地平线，而且为两性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史中，有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女权运动几乎是从对文学的研究开始的。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一种表述：女性文学为女权运动提供了依据，女权运动又为女性文学带来发展空间与更好的契机。

　　因此，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和高涨，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女性文学研究形成一股热潮，且几乎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不但对女性文学作家作品的学术研究专著及论文不断出现，而且还有望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这一研究领域内，学界对19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学寄予了很多关注和研究，究其根源，主要因为19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学不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而且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力图从英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外部条件和文学自身资源支持两个角度入手，对其繁荣之成因做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挖掘与观照，以期对当下女性文学创作发展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构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一

 

　　对女性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对什么是“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追问和界定，因为“千百年来，人们总喜欢用‘什么是……’的方式提问，比如‘什么是人’‘，什么是美学’‘，什么是文学’等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的回答就构成某一事物的定义，而‘定义’，则是了解某一事物的开端。”[1]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学界曾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首先，在名称的使用上，就有诸如“女权主义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主要因为女性主义（Feminism）也译为“女权主义”，还可译为“男女平等主义”或“争取男女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主要表征一种政治态度或文化立场。其次，在指称对象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有的专指女作家写的文本，有的则指写女性生活的文本，还有的指研究女性生存状况等的活动等。如果说学术研究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学理依据、学术研究范畴的话，那么，本文所用的“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以女性作家为创作主体、其文本又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的文学创作。特别要加以强调的是，此处的“女性”（female）一词，主要指文化意义上的建构，不同于具有生理意义的“妇女”或“女人”。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基本含义作为女性文学的解读对象的话，19世纪的英国女性作家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显然是特别吻合的。因为她们的创作不但形成了规模和气候，使19世纪的英国文坛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几乎成为了“女小说家”的黄金时代，使19世纪成为英国女性文学最为繁荣的时代之一。具体表现如下：

　　1.女性作家数量众多，一共产生了30多位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中著名的有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爱略特等等，其中受到马克思高度赞扬的有盖斯凯尔夫人和勃朗特三姐妹。马克思把她们与狄更斯、萨克雷相提并论，称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2]

　　2.她们的作品都表现了当时的女性主义思想，通过小说表达妇女的权利。如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写中产阶级日常生活，描写精致、语言幽默，通过缔结一门好婚姻寻求妇女的出路。而勃朗特三姐妹的创作更具有传奇的色彩。其中，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一部家庭女教师的独立宣言，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充满狂放的激情，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等等。

　　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女性想象力得以驰骋的黄金时代。这也是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期。这些女作家们打破了传统文学男性把持天下的局面，给文学在题材、内容上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女性对在男性世界中的话语权进行了积极的争取，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凸现，女作家借助作品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心声，打破了男性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繁荣景象和黄金时代呢？

　　首先，从文学的外部环境及创作条件来看，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繁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第一，在政治方面，女性文学的兴起，首先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它又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在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清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贵族政体，为新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开方便之门。为实现这一目标，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法国新生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权利来参与国家的治理，民主权利得到很大的发展。资产阶级妇女抓住这一口号，作为争取男女平等的理由。然而，同男子一起参加法国大革命的妇女很快发现，所谓自由、平等等“天赋人权”都是男性的，并不属于妇女。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的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OlympedeGouges）在1791年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著名的《女权宣言》。文章开宗明义，主张妇女与男人有同样的天赋人权：“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差异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这种天赋的权利应包括“：自由、产业、安全，尤其是反抗压迫。”[3]古日从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借得“天赋人权”的灵魂，认为在法律、政治面前，男女应当平等。

　　在与法国一水之隔、思想一向较保守的英国，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1759—1797）深深感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冲击。1790年她写了《为人权一辩》，公开支持法国大革命。1791年，她又写了《女权辩护》，理直气壮地打出妇女权利的旗号，不仅捍卫了法国革命所代表的原则，而且抨击了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在妇女问题上的偏见。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以理性为武器，以妇女自己的声音，向世界提出了妇女权利的要求。她说：“不仅男女两性的德行，而且两性的知识在性质上也应该是相同的，即使在程度上不相等；女人不仅被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且是有理性的人，她们应该采取和男人一样的方法，来努力取得人类的美德……”[4]

　　大洋另一边的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妇女也积极投身其中。在这场运动中，妇女们同男性一样出生入死，却不为她们的男性伙伴重视。为了在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妇女们成立了自己的全国妇女废奴组织“妇女反抗奴隶制联合会”，积极投身各项活动之中。但是，她们的积极性却得不到运动中男性成员的支持，甚至都不能得到起码的承认。1840年，当女权运动的创始人露克丽·莫特（LucretirMot）t和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Stanton）以废奴主义者的身份，随夫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废奴大会时，美国废奴运动的男性代表却坚决反对给予她们正式代表席位。这桩桩件件事实，使妇女在看到奴隶的苦难的同时，发现妇女自身所处的受压制和无权利的状态，这样的发现促使她们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起来斗争。1848年首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田纳西州塞尼卡·福尔斯村召开，与会的300多名代表均为废奴论者。会议通过了伊丽莎白·斯坦顿起草的《权利和意见宣言》。这份宣言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列举了社会、经济和法律中种种对妇女的歧视现象，提出了男女在工作、财产、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要求。大会还通过了要求给予妇女以选举权的决议，这是美国独立的女权运动的开始。

　　由此，女性取得了多种权利，如教育、选举、财产、离婚等，英国国会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法规，如：劳动法规定妇女的日工作时间为12小时；已婚妇女财产法修正了长期以来已婚妇女没有财产支配权，靠男人养活的陈规陋习，明确了妇女可以有独立的财产支配权，允许离婚。这些法规，确立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保证了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树立了女性的自信心，使她们看到了生活的曙光。也为女性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一个机会，使女性文学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第二、在经济方面，一方面，19世纪英国妇女尤其是范景兰：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繁荣之成因解读初期的妇女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她们生活在狭小的“三世界”（即“教堂”“、烹调”、“孩子”）中，把每时每刻都贡献给丈夫、双亲、兄弟姐妹，使他们舒适和安逸。妇女们都缺乏必要的权利，在经济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说在当时的英国，只要有兄弟或者堂兄弟，女性就没有财产继承权。此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就算是女子继承了财产，一旦结婚，她的财产所有权都要转交给她的丈夫，自己没有独立的财产处置权；除了丈夫对妻子财产的绝对占有和支配外，在两性婚姻中，虽然一个女子很善良、很智慧甚至很美貌，可是如果她没有足够的嫁资，那么就不能够找到一个体面的丈夫。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造成了女性内心的压抑感和郁闷情绪，迫使她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而写作便成为她们的谋生之路和手段。另一方面，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英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众多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得许多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的竞争。通过参与竞争，锻炼了她们的意志，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培养了自尊、自信、自强的性格特征。同时在社会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为重要的一个结果是，在英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阶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他们既有了经济实力投资于文化教育，也使得中产阶级妇女再不必为生计做过多的付出，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获得了阅读与创作的便利。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做过精辟的表述“：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5]在这儿，“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活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此外，在工业革命影响下分工日益精密的现代社会中，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造就了文化市场的产生，书商和出版商，评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共同为小说的流行与繁荣摇旗呐喊。读者队伍的日益扩大，欣赏趣味的大众化，使得各类小说大行其道。女性文学便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因为很好地适应了19世纪女性读者的需求和英国的文化市场，受到了当时的大众尤其是那些追求女性的人格独立和家庭稳定幸福的女性读者群的热烈欢迎。可以这样说，女性地位的低下使她们借助文学来表达，女性经济状况的改善使她们有了创作的基本保证，女性读者群的欢迎使之更加繁荣。

　　第三、在思想文化方面，一是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感召，使人们开始对日常生活具有了持久的关注兴趣。英国的女性王权传统使得英国女性在国家中有了自身的优越感。一些女性通过学习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从而不再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地听从命运安排，听从男人摆布，她们勇敢地冲破藩蓠，拿起笔杆，写出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学。二是宗教意识的淡泊，尽管基督教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但它的地位和影响却在减弱，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不再完全受宗教的抑制，这一时期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基督教的影响，但文学作品不再以宗教为主题。由于人们对宗教神学的颠覆，促进了女性的觉醒，女性也开始从家庭里对男权社会进行颠覆，从而促进女性文学的产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因此由宗教神学转变为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自然与人的关系为主，而日常生活中又以家庭生活为重点，同时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突出地位使得文学更贴近女性生活。

 

　　二

 

　　如果说，一种事物的出现与形成，外部环境和生存条件只是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即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的话，那么，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繁荣背后，文学自身又有哪些资源促成了她的兴盛呢？

　　一是英国文学史中女性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对十九世纪女性文学产生了铺垫作用，使得十九世纪女性文学在其中汲取了营养。我们知道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古人也曾经写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纵观英国文学发展与女性文学的关系，早在17世纪，英国就出现了以写作谋生的作家贝恩，正是因为她的示范作用，促成了拉德克里夫人、玛丽娅·埃奇沃斯、简·奥斯汀等女作家在18世纪的出现。更加重要的是，在17世纪，英国妇女刚刚拿起笔，就开始思索社会派定的角色———思索母性和婚姻等等。简·巴克尔（1652—？）的《贞女》讨论了女性独身的可能及其积极作用。萨拉·菲齐（1670—1723）在诗中抨击“虚妄的习俗”和“无聊的过分的规矩”，对于自己的笔被限于抄录食谱等“有益主妇持家的事体”而感到愤懑。至18世纪，英国涌现出“大批女作家”。从坚信男女平等、建议单身妇女脱离男性监护，创立自己的办公社区、半修道院式共同生活体的女权先驱玛丽·阿斯泰尔（1666—1731），到为约翰博士等文化人提供了活动空间的著名沙龙女主人史雷尔夫人（1741—1821）；从一大批被人称为“女才子”（bluestock-ing）的通晓外国语和古典文学的女学者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写出了划时代意义的《女权辩护》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1759—1797），18世纪的女作家可以说无处不在。她们中有的是在为稻粱谋，但不乏为文学艺术本身，为更加充实有趣的人生乃至于为男女平等范景兰：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繁荣之成因解读的社会理想而写作。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虽未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创作中坚持以男性为标准和参照系，但她们的作品已具有一定的女权意识以及反抗男权思想的斗争锋芒。她们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着世界，对女性关注的日常生活保持了持久的兴趣。在她们的作品中，女主人公不论美丑，最终都结成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这一点也更加特别地受到了中产阶级广大妇女的欢迎，它们甚至成为了母亲给儿女们进行婚姻教育的教科书。女性读者的想法和经历因为在女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得到了证实，使文学的面貌显得更加平易近人，从而也鼓励了大量的女性进入到文学创作领域。

　　二是从19世纪女性文学作家队伍的自身素质来看，也为女性文学的繁荣注入了很好的营养。如前所述，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得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大量妇女投身于阅读和文学创作，中层女子衣食无忧，从繁重的家务及劳动中解脱出来，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女子家庭条件都比较优越，受过一定的教育，达到了一定的知识水平，有利于提升她们的创作水平。女性文学研究者曾说“：对女作家来说，那种通过简单地从男性文学成就中汲取营养的做法已被阅读相互的作品取代，已被一种密切的交混回响的阅读所代替。”[6]在女性文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并不断走向深化的过程中，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女性文学之所以被排斥在主流文学史之外，是因为文学的审美评判标准和思想评价机制以男性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伍尔芙说“：批评家断定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论到战争。这是一本毫无意义的书因为它论到在客厅里的女人的情感。战场上的场景比一家铺子里的情景重要———比在实际生活里更微妙一点，可是到处都看得见价值不同。在19世纪初叶，如果是女作家，那她的小说的整个结构就是被离开正路的思想建造起来的，而且它很清楚的观点被改变了，为了尊敬外界的权威。”[7]所幸的是，历史进入到19世纪中叶时，这些经过女权运动洗礼和受到熏陶的女性作家们，由于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熏陶，自己也或多或少地受过学校教育，作为当时一定意义上的知识女性，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批判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争取男女平等，呼吁女性要走出家庭实现自我价值。她们以独特的方式描写自己熟悉的世界，透过对生活的深层理解和理性观察借文学艺术表达她们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女性由于长期处于受到贬损、排挤、压抑的境况，造成她们的心智发展受到限制，潜力被抑制，致使女性文学创作也受到很大的摧残。19世纪的英国女性既是幸运的，也是伟大的。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她们自身思想素质与文学素养的提高密不可分。

　　三是同时代男性作家的创作，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他们在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女性形象，真诚地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从男性的角度出发描述女性，缺乏女性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仍然植根于他们头脑中的父权意识使得他们的描述有时并不客观。如狄更斯和萨克雷都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但是他们和19世纪以前的男性作家一样，更多的是从男性的视角描述和分析当时的现实生活，对于女性感受和女性经验没有进行深刻挖掘，甚至在某些作品中还存在扭曲、掩蔽女性形象的现象。例如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清楚表明：女性接受教育就是训练她们诱捕男人的魅力和手腕。在19世纪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写作是男人的事业，当勃朗特三姐妹把她们的诗集寄给当时的浪漫主义桂冠诗人缪塞并希望得到他的指点时，却遭到了这位大诗人的责骂：文学不是女性的事业！所幸的是女性作家们并没有被这些世俗偏见吓退，她们以文学为武器与世抗辩，为女性呐喊。

　　综上所述，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创作之所以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是文学外部条件与内部资源生成的综合影响所致。梳理并思考这一命题的现实意义或许是：女性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共同组成部分且期待着更加合理、健康、广阔的创作空间！

 

　　参考文献：

　　[1]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

　　[2]张良村等主编.世界文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248.

　　[3]闵冬潮.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33.

　　[4][英]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著,王蓁译.女权辩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8。

　　[5][7][英]弗吉尼亚·伍尔芙著，王还译.一件自己的屋子[M].北京：三联书店，1989，2、91～92.

　　[6][英]玛丽·伊格尔顿编，胡敏等译.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