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地表现为大大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点与传统。“五四”文学革命由倡导白话文开始﹐就体现了文学必须能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历史要求。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并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在创作实践上﹐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题和人物﹕普通农民与下层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取代封建旧文学中常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文学的主人公﹐展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题。

　　“五四”以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与历史的这一发展相适应﹐20年代中后期起在文学上提出了以“农工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与表现对象的要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更明确规定以大众化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心。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正面表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和塑造觉醒中的工人﹑农民形象的艺术尝试﹔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获得了新的开掘﹔从知识分子与人民﹑革命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与展示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指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道路。这时期革命作家与进步作家还作了文学形式通俗化﹑大众化的实验﹐显示了文学与人民结合的新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难使作家与人民有了共同命运﹐推动著许多曾经有过脱离人民的倾向﹐“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走出个人小天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抗战初期不同政治艺术倾向的作家的共同要求。在抗战中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成为理论家与作家关注﹑思考的中心。在创作实践上﹐爱国主义成为文学的重大主题。作家们热情地表现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和新的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抗战中后期﹐又转向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入思考﹐著力于暴露破坏抗战﹑阻碍民族进步的现实黑暗势力﹐进一步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传统性格的优劣得失﹐充分显示了作家对于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与祖国﹑人民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民族解放战争也带来了文学形式的新变化﹕抗战初期小型﹑通俗作品的大量出现﹐中后期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的繁荣﹐都促进了文学艺术与人民群众和时代更密切的结合。

　　1942年﹐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在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实践中﹐锻炼出一支熟悉工农兵生活并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新型文艺队伍﹔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特别是从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与歌颂对象﹔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他们的语言受到了作家们高度重视﹐并得到创造性的运用﹔新文学作品开始为普通工农兵群众所接受﹐新文学自身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为文学与人民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作家获得了深入工农兵和表现工农兵的自由及各种物质上的保证。随著人民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不仅充分享有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而且从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工农群众中不断产生出有文学才能的专业和业馀作者。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促进了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先后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了新文学的创造﹐如老舍(满族)﹑沈从文(苗族)﹑纳?赛音朝克图(蒙族)﹑黎?穆塔里甫(维吾尔族)﹑李乔(彝族)﹑李准(蒙族)﹑玛拉沁夫(蒙族)﹑饶阶巴桑(藏族)﹑陆地(壮族)﹑金哲(朝鲜族)﹑晓雪(白族)﹑康朗甩(傣族)等。现代文学成为多民族的文学﹐获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群众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建立的功绩﹐塑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在50﹑60年代的新中国形成强大的文学潮流﹐给文学的题材﹑主题﹑艺术表现方法与形式﹑风格带来深刻的影响。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曲折﹐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作家自觉地与党和人民一起思考﹑探索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文学主题的演变和现实的发展取得基本相同的步调﹔描写时代风云中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和人生道路﹐展示“四化”建设中的时代英雄──改革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塑造各种各样人物的典型形像﹐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作品题材趋向多样化的发展﹕除传统的农村题材继续受到一些作家的重视﹐并获得了新的表现角度外﹐知识分子题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工业题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平时期的军事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历史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文学作品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显示了文学与时代﹑人民更加紧密与广泛的结合。

　　中国现代文学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体并包有多种创作方法﹑流派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另一个历史性变革﹐是大大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打破“瞒”与“骗”的封建文学原则和方法﹐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现代中国社会真实的矛盾运动﹐以激发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热情﹐这一历史要求贯串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使革命现实主义成为现代文学文艺观和创作方法的主流。“五四”文学革命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之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后鲁迅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论睁了眼看》)﹐“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要求。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充满著反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强调了文学清醒地揭露﹑批判黑暗现实的功能﹐显示了启蒙主义的特色。“五四”时代是一个历史的开放时期﹐先驱者以恢宏的气魄﹐进行了多种创作方法与艺术流派的开拓。鲁迅和他所支持的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的作家﹐在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汲取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艺术流派的某些艺术手法﹐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鲁迅的短篇小说《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不但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对中国现代作家有著深远的影响﹐而且引起国际文坛的注目﹐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代表作。与鲁迅同时出现的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也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社等社团的作家﹐主要从浪漫主义文学汲取艺术营养﹐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女神》﹑《沉沦》﹑《死水》等作品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

　　20年代末与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得到了有力的倡导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向文学的现实主义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并有了“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与提倡。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面临著全新的课题﹕如何把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求即倾向性﹐与作品的艺术真实性的要求统一起来﹔如何认识与解决无产阶级文学必须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对工农生活不熟悉之间的矛盾。革命文艺界为从理论与艺术实践上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作了巨大努力﹐同时产生过理论的失误与背离现实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错误的过程中日趋成熟﹐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产生了茅盾《子夜》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现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吴组缃﹑李劼人﹑叶紫﹑萧红﹑萧军﹑殷夫﹑蒲风﹑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著鲜明艺术个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以具有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力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为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养料﹐发展多种艺术流派﹐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讨﹐其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得与失﹐都对现代文学丰富多样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解放战争进一步加强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方法的作家向革命现实主义归依的趋向﹐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革命现实主义向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向的发展。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代表著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所达到的新的水平。以郭沫若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则是继《女神》以后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的另一高峰。

　　同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作家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参加实际斗争﹐初步解决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矛盾﹐获得了创作上的新成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现工农兵﹐并努力达到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上﹐为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则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趋向。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的自觉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斗精神。思想上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在《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茶馆》等优秀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和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足﹐并存在著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及时代特色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无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日见成熟的趋向。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著的上述文学趋势﹐粉饰与歪曲现实的文学逆流却获得恶性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作家倾心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等艺术形像的成功塑造﹐就显示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王蒙等一批作家还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有了新的开拓﹐进行了多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充分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