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幽默

 

　　鲁迅的幽默，尖锐、泼辣，是匕首，是投枪；而钱钟书的幽默，诙谐、戏谑，是带刺的玫瑰，是越咀嚼越有味道的橄榄。

　　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赴欧美留学数载，著作等身，先后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以及《宋诗选注》、《谈艺录》、《七缀集》等。1979年煌煌巨著《管锥篇》问世，极大地震憾了中外文坛，人们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奔走相告，中外媒体连篇累牍、广而传之。一位外国记者言道：“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当作神秘人物而来“朝圣”。

　　是的，钱钟书一生“独来独往在人生的舞台，他的神秘一如他的文采。”孔庆茂先生在《钱钟书传》中作如是评价：“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他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多种语言，令那些国家的学者、专家、语言大师自叹不如。不仅如此，钱钟书还是一位“钟情于书”的幽默大师，“健谈善辩，口若悬河，隽思妙语”，让人忍俊不禁。

　　钱钟书惜时如金，常常闭门谢客。有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回答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他就这么风趣而又不失礼仪地将来访者拒之门外。

　　时下“会海”如潮，各种巧立名目的节庆活动铺天盖地，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奠基、开工、封顶、剪彩，没完没了，甚至只捐资三五万元，也要邀请头面人物出席以壮声势。只要有吃有拿，人们便趋之若鹜。而钱钟书则深恶痛绝，他在给华中师范大学友人的信中曾说过自己对诸如此类的“请帖征文”，“概置不理”，“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在他看来，这个会、那个节，无非是“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如此妙语，令主办方哭笑不得。这对习于办“会”办“节”而疲于奔命的诸君，不知可有触动否？作为一代鸿儒，钱钟书向来淡薄名利。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以上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名人录》，钱钟书名列其中，友人告诉他将以钱酬谢，他淡淡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像这样幽默语言，在《围城》中更是比比皆是。

　　《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出国留洋并没有“深造”，买得一张“克莱登大学”假文凭炫耀于乡里人前。钱钟书写道：“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须知，这是钱钟书于1947年写的文字，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读来，其幽默仍不失新鲜，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又如方鸿渐从国外回到老家，应邀到县学堂演讲，不知所云，洋相百出，“只有大胆老脸胡扯一阵”：“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另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洋文明。”钱钟书借方鸿渐之口，慨叹中国人没有学到西洋的高科技而却学会了吸鸦片，学会了嫖娼而患梅毒，岂不哀哉！听众的表情如何？钱钟书继续写下去：“听众大多数笑，少数张了嘴惊骇；有几个教师皱着眉头，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下笔不写，仿佛听了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表演失贞操。”

　　何谓“围城”？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给黄罗芳一张纸条，阐明了“围城”的丰富内涵，上面写道：《围城》的主要内涵是：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对于这一切，在《围城》中作了淋漓尽致地描述，幽默、生动、有趣。无独有偶，他的短篇小说《猫》与其长篇《围城》亦有异曲同工之妙。结婚前各自掩起自己的本来面目，结婚后才发现对方不是自己的意中人，可是生米已煮成熟饭，进退两难，都被“围困”起来了。钱钟书妙笔生花，如此描写一个马丈夫毫无爱意可言的女人心态：“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字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万千万都不能成立。”寥寥数语，比喻精致，回味不尽。

　　钱钟书就是这样，以生动的比喻，隽永的幽默，把深刻的人生哲理，深邃的思想意蕴传递给读者，让人们在笑过之后，品味其中的奥妙。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钱钟书的幽默--永恒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