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派”另外两位诗人是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也长住在西北部的湖区，在思想上同样经历了从政治狂势转向保守的过程。在诗歌成就上则各有特色。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是3位诗人中最有天才的。他生于德文郡的奥特里·圣玛丽镇，父亲是教区牧师兼文法学校校长。他从小颖悟异常，很受家人宠爱，在他9岁时，父亲病逝，第二年，他到伦敦基督慈幼学校上学，大量阅读古典作品、研习古希腊哲学思辩著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17岁的柯勒律治写了颂诗《巴士底监狱的陷落》歌颂法国革命，由谴责****统治而攻击学校森严校规。1791年，柯勒律治进剑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他阅读政治书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793年底，他以假名进骑兵团，4个月后返校。回校不久，柯勒律治与友人结伴游威尔士，结识了骚塞，一见如故。他们商议到美洲新大陆建立理想国“平等邦”。在骚塞的促成下，他和参与这个计划的骚塞的妻妹结了婚，然而这场义务性的婚姻是不幸的。尽管柯勒律治为“理想国”奔走努力，这个计划终于告吹。柯勒律治与骚塞国政见分歧关系破裂。

　　1796年底，柯勒律治受友人之邀，移居西部湖区，与在1795年结识的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密切交往。从1797——1798年，他独立完成了最著名诗篇 《忽必烈汗》、《老水手》和《克里斯特贝尔》的第一部分，与华兹华斯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1798年，他与华兹华斯兄妹来到德国，学习德国古典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第二年回国后着手翻译席勒的《华伦斯坦》，1800年，他再次迁居湖区，但终因与华兹华斯的友谊破裂而再度离开湖区。1876年他来伦敦和特区的吉尔曼医生家，一面接受治疗，一面授课、写作，出版了文学批评著作《文学传记》（1817）、《关于莎士比亚讲演集》。晚年的柯勒律治思想日趋保守，转向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1824年被选为皇家学会成员，10年后逝世。

　　柯勒律治并非多产诗人，但他的诗作独树一帜，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奇葩。 《老水手》（1798）发表于《抒情歌谣集》首篇，是柯勒律治最优秀的作品，已成为英诗选必选的杰作。如果说华兹华斯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慰藉，柯勒律治则对奇异事件情有独钟。柯勒律治以后曾回忆他们的合作打算：“我努力的方向是超自然或至少是浪漫的人物性格……华兹华斯先生则在另一方面致力于赋给日常事物以新奇魅力，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其方法是唤醒心灵对习惯的慵懒加以注意，并且注意显现于我们面前的世界的新奇可爱外。……根据这个看法，我写了《老水手之歌》，此外还有《黑女郎》、《克里斯特贝尔》诸篇，以更能由此实现我的理想。”

　　《老水手》全诗625行，分为7段，由老水手叙述他在海上的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老水手与船员们驶船航海，骤起的风暴把他们的船吹向南极，一只飞落的信天翁为他们带来幸运，冰消冻解，老水手却射杀了信天翁，灾难从此降临。船驶入太平洋无风地带停滞不前，船员们备受炎热饥渴的折磨。他们把死去的信天翁挂在老水手的脖子上，惩罚他的杀鸟之过。驶来的骷髅船上的“死亡”与“死中之生”掷骰，“死亡”赢得全部水手，只剩下老水手在死去的同伴诅咒眼光中煎熬7天7夜。老水手怀着本能的怜爱向海中的水蛇祝福，信天翁从他脖上突然坠入海中，风雨降临。在他睡去之时，死去的船员们精灵附身，驾船回国，醒来后老水手向林中隐士忏悔，从此逢人便叙说他的故事以诫世人：“谁最爱世上万物，/谁的祷告最灵。/因为仁慈的上帝，/爱他创造的万物和人类。”这首诗的魅力不在于博爱得救的主题，而来自贯穿作品的奇特瑰丽的想象。华兹华斯曾在1798年写过一首叙事诗《彼得·贝尔》，写自私凶暴的陶工在驴对主人的爱的感化下洗心革面，被称为 “华兹华斯的老水手之歌”。但其中缺少诗意，成为雪莱等人戏谑讥嘲的对象。柯勒律治的这首诗却以神奇的力量，摄住了读者。诗人没航过海，却驰骋想象描写出大海上神奇诡谲的图景：既有和风细雨，又有风暴狂澜，从天寒冰坚的南极到炽热灼人的北太平洋，女妖、精灵出没，而他又能以细腻的笔触写得栩栩如生，平凡的细节和富于诗意的想象交织，显示了他在《文学传记》中宣传的原则，即以自然、逼真的形象和环境的描写，表现超自然的、神圣的、浪漫的内容，使读者在阅读时“自动摒弃其不信任感”，感到真实可信。诗中充满抒情性的诗段，诗人采用隔行押韵的歌谣体，富有音乐性。

　　《克里斯特贝尔》是未完成的叙事诗。男爵的女儿克里斯特贝尔月夜跪在城堡外橡树前，为远方作战的情人祈祷，却意外发现一位落难美妇，遂把她领回城堡。在就寝时克里斯特贝尔才惊骇地发现美妇是女首蛇身的妖魔，但她已被妖魔施了魔法，无法向父亲说明真相。次日，妖魔冒充男爵故友的女儿，受到男爵的款待。故事到此中断。诗的背景放在中世纪，诗人以出色的诗行，成功地创造出与“歌特式”小说相似的神秘恐怖气氛。只闻猫头鹰凄叫的沉沉黑夜里突然传来的痛苦的呻吟声，进城堡时狗的躁动，将熄炉火的突然燃烧等，都成为将到来的恐怖场面的凶兆。

　　《忽必烈汗》是3首诗中最短的，柯勒律治年青时为治病痛服用鸦片，以后渐渐成瘾。据他自述，一次他在读关于忽必烈汗建造宫殿的记述时感到不适，吞服鸦片后睡下，梦中得诗二三百行，醒后他立即记下，但被客人们打断，只记了54行。《忽必烈汗》中，没有超自然的人物、事件，但异域神游同样令人着迷。在遥远的东方，忽必烈下令在上都建造宫殿，那里有清澈河流，深不可测的洞穴，花草并茂的花园，古老幽深的森林，巨壑下，泉水汹涌，石块飞舞。断片最后部分，突然转向手拨琴弦的非洲阿比西亚少女，听着这美妙的音乐，诗人如饮琼浆玉液般陶醉痴迷。这篇梦境之作，再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想象力。

　　柯勒律治其他优秀诗篇还有 《霜夜》。这首诗以简捷的对话式语言，讲述诗人在霜夜的心理活动。他忆起童年，默想他孩子的未来。《沮丧》初稿采用写给萨拉·哈金生的书信形式，诗人曾陷于对她无望的爱情。诗人描写了自己沮丧的心情，追忆过去，他聆听风声驰骋想象，内心情感起伏不平。 《致威廉·华兹华斯》和《菩提树我的监牢》分别写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和兰姆，都是被露内心感情的佳作。《青年与老年》悲叹青春的消逝，暮年的来临。这些诗表现诗人晚年生活遭遇和抑郁寡欢心情。

　　柯勒律治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文学传记》记述自己的文学生涯，更主要是发挥文学，哲学思想。通过对他自己和华兹华斯诗的评论，阐述他的美好思想，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现代文学批评以及“新批评派”有很大影响。柯勒律治同时还是浪漫主义“莎评”的开创者之一。

　　无论作为诗人还是评论家，柯勒律治在西方都素有盛名。他的诗以生动的想象、美妙的韵律，赢得“纯粹的诗”的赞誉。

　　罗伯特·骚塞（1774—1843）在3位“湖畔派”诗人中，诗才最为逊色。他生于布利斯托一个布商的家庭，小学时便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 14岁进入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开始试写诗歌。法国革命爆发后，他醉心革命思潮、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思想。1792年，近毕业时因发表评击校方体罚的文章被开除，这使得他更向往革命。1793年他进牛津大学，写作歌颂法国革命的史诗《圣女贞德》。但随革命的发展，他由欢欣鼓舞为惶恐苦闷。与柯勒律治商定的建立“平等邦”计划化为泡影后，他去了葡萄牙。回国后，思想转为保守的改良主义者。1803年，他移居湖区，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频繁交往，创作诗歌。1809年起，他在保守派的《评论季刊》上发表了90多篇政论。1813年，他经诗人司各特等推荐，成为“桂冠诗人”，引起拜伦、雪莱等人的嘲讽。

　　长篇叙事诗是骚塞常用的诗体，主要有“《毁灭者萨拉巴》（1810）、 《马道克》（1810）、《克哈玛的诅咒》（1810）、《罗特立克，最后的哥特人》 （1814）等。诗的背景在东方或古代，情节源自神话传说。《毁灭者萨拉巴》中，年轻的回教徒萨拉巴，深入海底宫殿，杀妖人为父报仇，情节离奇，富有浪漫主义激情。他的长诗《审判的幻影》（1826）颂扬刚死的国王乔治三世，为应制之作。诗的序文里对拜伦作了攻击，称拜伦作品是“恐怖和讥嘲、淫秽和渎神的大杂烩”，将富有反叛精神的诗人称为“恶魔派”的代表。这首诗引来拜伦同名讽刺诗的无情回击。

　　骚塞的短诗有一些佳作，《布伦宁战役》（1793）采用华兹华斯倡导的新诗体，以简单的对话谴责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难。《我在死者中》描写出与书斋中古籍为友的文人情趣。《贝克莱的老妪》、《童尼卡》以民歌形式表现对中世纪的美好幻想。骚塞的成就虽不如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但他的诗作也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