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拜伦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意境更高远，诗艺更纯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拜伦是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生平与他的创作同样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乔治·戈登·拜伦 （1788——1824）生于伦敦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绰号“疯杰克”，挥霍尽妻子的财产后死于国外，当时拜伦才3岁多。拜伦天生跛足，父母的不和和自身生理缺陷，在他的内心投下阴影。1798年，10岁的拜伦继承了伯祖父的爵士头衔和世袭领地，3年后进入了贵族的哈娄公学。他学习古典文学，阅读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著作，并热心骑马、游泳等体育锻炼。1805年，他进了剑桥大学，两年后他的第一部抒情诗集《悠闲的时光》问世，收集了他模仿格雷、莪相等诗人的少年习作，《爱丁堡评论》上有人撰文严厉抨击，拜伦写了双行押韵的讽刺诗《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予以回击，也攻击杂志赞美过的诗人，主要是潮讽“湖畔派”诗人，初次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1809年，诗人列欧陆旅行，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尔其，两年后他携着两卷诗稿归来，并于1812年出版，这便是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日记》的前两章，诗人由此一举成名。拜伦回国之时，正是英国工人卢梭运动高涨时期，已就贵族院席位的拜伦，在贵族院发表著名演说，同情工人，对政府的惩罚法案表示愤慨。他还在《晨报》上发表政治讽刺诗《议案起草人颂》 （1812），谴责社会的非正义现象。不久以后，诗人又发表第二次演说，深切同情英国压迫之下的爱尔兰人民。

　　1813—1816年间，拜伦除了写政治抒情诗外，还创作了一组叙事诗：《异教徒》 （l813），《阿比多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6）和《巴里西纳》（1816），以东欧，西亚一带为背景，充满异国浪漫情调，被称为“东方叙事诗”。诗中都有一个富有叛逆精神的主人公，孤傲地与社会、与命运抗衡。他们有强烈的情感，顽强的意志，旺盛的精力，不凡的才能，不能忍受社会的****和压抑，进行不妥协的反抗和绝望的报复。康拉德 （《海盗》）和塞利姆（《阿比多斯的新娘》）都是自由的海盗，与一切社会秩序、传统道德为敌。这些表情阴郁、经历坎坷又桀傲不驯的主人公身上有着拜伦本人的明显印迹，寄托了诗人的反叛豪情，人们主要根据哈洛尔德和“东方叙事诗”的主人公而构筑起“拜伦式英雄”的形象”在这时期，拜伦还写了抒情诗集《希伯莱歌曲》 （1815）。诗集表面上处理圣经题材，实际上绝大部分与宗教无关，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抑郁心情。《塞那克利伯的毁灭》写了亚述暴君的恶行，而 《过去的日子》追忆为自由而战而死的战士。其中亦有优秀的抒情诗，如《她行走在美中》。他还写了关于拿破仑的组诗，赞美他杰出的战略才能，又谴责他由国家的护卫者变为践踏邻国自由的暴君，表现了诗人对自由的信念。

　　在拜伦的诗歌越来越受人瞩目的时候，他的私生活也招致越来越多人的攻击。他的众多的风流韵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在《阿比多斯的新娘》里讲到的姐弟相爱的故事，更引起人们对拜伦与异母姐姐奥古丝塔之间关系的飞短流长。1816年初，由于道德观念的差异，拜伦那结婚才1年的妻子安娜贝拉忽然离去，并提出分居要求，为仇视他的叛逆精神的上层人士提供了攻击他的口实。一时间，报刊上攻击、诽谤性文章纷涌而至，上流社会对拜伦关上大门。拜伦于1816年4月，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祖国。

　　在瑞士，拜伦与同样流亡国外的诗人雪莱相遇，他们尽管性格不同，但相似的生活坎坷、相同的对****制度的仇恨、对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同情，同样杰出的诗才，使他们一见如故，结为密友，在创作他思想上互相影响。这期间，拜伦写了长诗《锡隆囚徒》，这是他早期叙事诗中的杰作。描写10世纪瑞士爱国者庞尼瓦为家乡自由而战的故事。英雄被囚禁在地牢中，仍坚决不与暴君妥协。他不像是“东方叙事诗”中的主人公那般孤傲的个人英雄，而是反民族压迫的人民代表。短诗《普洛米修斯》与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洛米修斯》相应，表现诗人对这位敢与天庭抗礼的盗火者的崇敬，赞美他为人类自由忍受一切苦难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1816年10月，在雪莱夫妇已离开日内瓦回国后，拜伦也启程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居住到1823年去希腊。他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抗击奥地利占领者的活动，为他们提供贮藏军火的场所。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更成熟的时期。

　　首先，拜伦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三四章（1816，1818），赋于诗篇新的思想深度。他又开始在诗剧方面取得新的成就。从 1817年到1824年，诗人写了7部“戏剧性的诗篇”。哲学诗剧《曼弗雷德》（1817）中的同名主人公仍然是一位“拜伦式”英雄，但他的悲观情绪和个人主义的反叛意志达到了最高的悲剧表现。曼弗雷德犯了无可救赎的神秘的大罪，来到阿尔卑斯山中，他向精灵和阿尔卑斯山的女巫求助，但得不到解脱，唯求速死。曼弗雷德与德国诗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有相似之处，有广博知识，能呼唤精灵，但曼弗雷德主要体现的是反叛的精神，他对人生和人类感到失望，否定一切宗教，否定一切传统道德观念，否定一切权威，怀疑知识的效用。诗剧笼罩了阴暗悲观的气氛，也表现拜伦一贯的毫不妥协的精神。《该隐》 （1821）仿中古“神秘剧”，采用《圣经》题材，但改变了原来的含义。把 《创世纪》中杀人而受神惩罚的该隐写成叛逆者，指摘和嘲笑上帝，引起教会人士的激烈反对。亚当和夏娃向上帝祈祷感恩，他们的儿子该隐却缄默无语，他怀疑上帝，思索人类受苦与顺从的意义。正直坚强的神灵卢锡弗是反叛和追求自由的象征，他使该隐明白了上帝的真相，上帝的所做所为只是为了统治和奴役人类，亚当失去乐园是因为他忤逆了上帝的统治意志。该隐种地，以谷类为祭献，他的兄弟亚伯牧羊，以羔羊为祭礼。贪婪的上帝偏爱亚伯有“焦肉烟血气味”的祭礼，该隐一怒之下打死了亚伯，引起父母的诅咒，上帝派天使在他头上打上了标志永恒苦难的烙印。拜伦勇敢大胆地表达了弥尔顿在《失乐园》中隐约流露的怀疑情绪，否定了操纵人类命运的权威。该隐叛逆的精神与柔顺的亚伯的奴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虽然还带有曼弗雷德的孤独性质，但他积极行动，反抗现状，在他的形象上诗人寄寓了反抗暴政的现实政治意义。

　　《曼弗雷德》和《该隐》都是供人阅读而非上演的剧，但都相当富有戏剧性，剧中对话雄浑有力。五幕诗剧 《维纳》（1823）取材于德国一个关于争夺钱财的谋杀的故事，借鉴了古典主义戏剧艺术手法，上演成功，但在艺术上最弱。其余的诗剧都取材于历史，《撒丹纳巴勒斯》（1821）写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不愿滥用政权，沉溺于自我享乐，面对阴谋叛逆只得自焚，悲剧缺少深度。 《福斯卡里父子》（1821）和《马林诺·法里埃罗》（1821）都写14世纪威尼斯的政治人物的悲剧。他们面对元老院的强大力量，无法维护个人的利益，悲剧贯穿了拜伦追求自由，反对暴政的主题。拜伦在文学理论上倾向于古典主义诗论，他的《贺拉斯的提示》一诗沿袭古典大家的观点。在诗剧写作理论上，他力主向整饬的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学习。但在具体写作中，他既有古典主义的锤炼，又有浪漫主义的激情，特别是人物的台词，富有诗意和戏剧性。

　　拜伦讽刺性的成就更在诗剧之上。他以古典诗创作的《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虽然是他诗歌创作生涯开端时期所作，但讽刺才能毫不示弱。在意大利时期，他开始采用口语化的意大利八行诗体写作轻松的讽刺诗。《别波》 （1818）不像叙事诗和诗剧多着眼古代异域的事件，而是写当代生活轶事。一个远行数年才归来的威尼斯人发现他的妻子已另有新欢，浪漫故事中常见的决斗场面并没有出现，3个人回家里，喝着咖啡，当丈夫的讲着他的冒险经历，纠纷轻松地被化解，丈夫和第三者成了朋友。诗人夹叙夹议，亦庄亦谐。在描写威尼斯狂欢节热闹气氛和轻浮时尚时微妙地嘲笑英国上流社会的伪善和种种恶习，在幽默又有相当长度的插笔里对英国政府、军队、议会、宗教、税收等时有讽刺。诗人用八行诗体写了他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审判的幻景》 （1822）。桂冠诗人骚塞写的颂诗《审判的幻景》（1821）对昏庸的英国故君乔治三世极尽阿谀奉承，描写他在幻景中看到乔治三世从坟墓中出来，进入了天堂。拜伦的同名诗给予了讽刺的反写：乔治三世正要升天，魔鬼却来要求把他的灵魂打入地狱。骚塞朗诵他的长诗《审判的幻景》才几行，正在争论的魔鬼，天使们都受不了逃走了，让乔治三世乘混乱溜进了天堂。诗人谴责英王“他永远同自由和自由人作对/国家对私人，臣民对外敌，一视同仁，/他们只要喊一声‘自由！’/便发现乔治第三是第一个敌人”（第45节）。拜伦在诗的序言和诗里都指出了骚塞的变节行为：“他曾对弑国王的人加以歌颂，/又对无论什么国王都唱赞歌，/他更为共和制度写过文章辩护，/可又对它进行更激烈的指责”（第90节）。拜伦把戏谑和严肃结合一体，讽刺尖刻，但写得从容巧妙，使这首讽刺名诗超越一时一事之争成为讽刺诗的典范。

　　讽刺长诗《青铜世纪》（1823）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俄、奥、普在1815年拿破仑退位后结成所谓的“神圣同盟”来镇压欧洲革命，欧洲所有的****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这个反动同盟。英国虽没有加入，但却是“神圣同盟”的支持者。拜伦以正义的愤慨谴责反动势力，热情号召西班牙人民起来革命，歌颂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1818年开始，拜伦一直在写一部巨著《唐·璜》，诗人自称为讽刺史诗。1823年初，他为希腊人民反土耳其的斗争所吸引，中断了《唐·璜》的写作，乘用自己财产装备的船“海丘力士”号驶往希腊，参加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战斗。他为希腊军队招募士兵，筹款，购买军械，调停内部纠纷，显示了组织和领导才能，投身为自由而战的伟大事业，使拜伦心中充满崇高的感情。他在军营中度过了他的36岁生日，把为理想献身视为自己的归宿:“假若你对青春极恨，何必还活着？/使你光荣而死的国土/就在这里——到战场上去吧，/把你的呼吸献出！”诗人竟然很快地实现了他的愿望。军营生活的艰苦和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3个月后，他患了热病，终于一病不起，逝于1824年4月19日，希腊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在拜伦创作中，《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使诗人 “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全诗4章，4140行，通过青年贵族恰尔德·哈洛尔德 （恰尔德是中古时对贵族青年的尊称）的游历反映了拜伦自己的旅途见闻和感受，既有游记的丰富多采，又有抒情诗的浓郁诗情。

　　恰尔德·哈洛尔德是拜伦笔下第一个忧郁的飘泊者的形象，是“拜伦式”英雄的雏形。诗人在《序言》中说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为了使作品结构上有连贯性，在思想上“表明一个的心灵在早年遇到损害之后，会造成他对过去的欢乐的厌倦，对新的乐趣的失望”。哈洛尔德身上反映出诗人生活，性格的某些特点，尤其是他受英国上流社会攻击和诽谤后的感受。他性格高傲又多愁善感，自己称“早已知道人世最坏的事情”，对庸俗虚伪的上流社会、腐败的道德习俗感到厌倦，怀着痛苦忧伤的心情出国漫游，希望到自然和纯朴人们中寻找解脱。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他有正义感。在1、2章里，哈洛尔德到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这恰合诗人的旅程。他来到山中，走向海边，西班牙美丽的景色令人心动，但是牧人已不能安心守着羊群，农人的葡萄在硝烟中枯萎。面对拿破仑军队的侵入，人民投入爱国战斗，“沙拉哥斯女郎”奥古斯丁娜和短剑结了缘，不再像女性，/勇敢地走向战场，把战歌来高唱”，“只有堕落的贵胄甘心做敌人的奴才！”但诗人对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前途又感到悲哀。在第2章，哈洛尔德来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他受到勇敢纯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热情招待，这里自然风光淳朴民俗与英国社会的伪善堕落形成对比。希腊光荣的过去与受奴役的现在对比更使诗人激动： “谁站在你，可爱的，啊，希腊，你的废墟上，/而不对你伤心垂泪，/那可真是泯尽了天良……。”他热情地号召人民：“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你们知否，/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自己动手。”在诗中渐渐出现热情奔放的抒情主人公，他体现了拜伦思想矛盾上的积极面，对现实生活有很强的参与感。第3、4章完成于流亡后，在1、2章里时隐时现的哈洛尔德几乎不见了，由诗人直抒胸臆。第3章从飘泊异乡的抑郁悲愤心情写起。诗人从滑铁卢战场到日内瓦湖畔，追忆法国大革命先驱者、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秦。法国革命的失败和反动的“神圣同盟”的建立引起诗人的哀思。第四章诗人来到意大利，缅怀英雄的功勋、伟大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塔索的不朽。在这里和意大利时期创作的《塔索的悲叹》（1817）、《但丁的预言》（1821）里，拜伦都热情地呼唤意大利人民对祖国伟大历史的回忆，鼓励爱国志士争取民族解放。3、4章主要是由抒情主人公自由抒发见闻感想，叙事内容很单薄，但政论性和抒情性很强。诗人热爱自然：“茫茫的海中有一个社会，没有谁/能侵扰，在海啸中有一种乐声：我不是不爱人类，但我更爱自然”。（第四章），他在野性的自然中寄托自己理想，描写矗立的“像心灵的孤高”的古堡，“向着幽壑里飞奔的瀑布”，电闪雷鸣的风雨，巨浪翻滚的大海，充满不羁的激情。长诗用斯宾塞体 （即每一诗段9行，前8行五音步，最后1行六音步）写成，形式严谨而又热情奔放。

　　《唐·璜》，是拜伦又一部历时数载的杰作。虽然只完成原计划24章中的16章，仍然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名著之列。

　　这首长达16000行的叙事诗利用了早在欧洲流行的有关唐璜的传说，但加以改造。唐璜本是十四五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是出名的引诱妇女的浪子，终于被石象带入地狱。许多作家以此题材进行创作，如法国喜剧家莫里哀写了喜剧《唐璜》，德国小说家霍夫曼写了小说》《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写了小悲剧《石客》。拜伦笔下的唐璜，除了保留原传说的姓名、贵族出身、传说中某些性格特点外，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长诗先描写唐璜的身世，他出身西班牙贵族，清教徒母亲对他严格管束。16岁时，他受到贵族少妇朱丽亚的诱惑，风流韵事闹得满城风雨，他不得不远离英国。在海上航行时船遇到风暴沉没，只有唐璜历尽艰辛飘流到希腊小岛上，与海盗的女儿、美丽多情的海黛相恋，传说已死的海盗郎勃洛突然归来，把唐璜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卖入苏丹后宫，海黛伤心而死。唐璜拒绝了王妃的求欢，逃出后宫。他参加了正与土耳其军队交战的俄国军队，在围攻伊斯迈尔城的战役中负伤立功，被派往彼得堡觐见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成为朝中宠臣。最后他又奉派出使英国，周旋于伦敦的贵族名流之间。长诗到此中断。按诗人原有的构思，唐璜应在“完成了全欧洲的漫游，经历和体验过各种各样的围攻，战斗和冒险”之后，来到法国参加革命，并在巴黎的街垒战中牺牲。唐璜是拜伦时代普通的贵族青年，他身上有一些拜伦早年生活的写照。他具有善良的品性，热情而富有同情心。在海上坐筏飘流时，受饥饿威胁的人们“眼睛里显出吃人者的贪欲”，他坚决不肯吃人肉，同情失去孩子的父亲的深深哀痛，在战场上他救了土耳其女孩。他怀念痴情的海黛，不愿与王妃苟且，向往和追求自由。但他也有意志薄弱，放任自由的一面。他不是孤高傲世的“拜伦式英雄”，也不是放纵情欲的花花公子。拜伦并不着意去塑造唐璜这个形象，而主要是借唐璜曲折复杂的遭遇，表现了广阔的欧洲各国面貌。如他自己所说：“目的都是为了我能够嘲笑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长诗并不局限于唐璜的故事，作者发挥夹叙夹议的特点，在故事之中或故事之外，议论、感慨、回忆、展望、内容丰富多彩，但都贯穿着反对暴政、追求自由的思想。他抨击文明社会的虚伪、****、从西班牙到俄罗斯又回到英国，“欧罗巴的国土同着亚细亚的国土，各处散布着宫殿”，连田园牧歌般的希腊小岛上都有着压迫者朗勃洛。从王公贵族、朝臣到将帅，“一半是淫荡，一半是权威”。诗人谴责那“以‘神圣’的名义侮辱世界的万恶同盟”，谴责对其他民族奴役，压迫的行为。第3章中的《哀希腊》传为绝唱，歌颂希腊的光荣历史，哀悼今日的衰弱，那里曾经产生过萨福、荷马等伟大诗人，300斯巴达勇士迎战一个军团的波斯侵略者，诗人以此激励人民斗争。诗人抨击商业资本的猖獗，金钱成了统治阶级政治中的决定力量，“每项借款并不是一种仅仅投机上的成功，却会巩固一个国家或推翻一座王位”。诗人嘲弄为反动统治歌功颂德的无德文人，他嘲弄地把诗题献给骚塞，把“湖畔派”诗人骚塞，18世纪哲学贝克莱主教等人，视为“思想的最强暴的敌人”。在评点时政、抨击揶揄的同时，诗人温柔地抒写纯真的爱情，热情赞美正义的勇敢，召唤人民起来为自由战斗的勇气和力量，“只要挥起一只手臂！就会拂去它们的蜂蜘蛛网，而没有那个，它的毒质和它的爪子就无能为力。善良的人民呀！记住我的话，不停地进行吧！”在《唐·璜》中，诗人的讽刺艺术达到高峰，辛辣尖刻的政治讽刺、诙谐俏皮的嘲弄嘻笑与优美热情的抒情结合完美。诗人在第8章里写道：“读者！我已信守诺言，一/至少/有如首章所承诺。/你如今/看到爱情—风暴—旅行—战争—的素描，/都精确，你必须承认，/且有史诗气派，如果说实话不算无聊；/我手持长弓，比前人/拉起来较不费力。我歌唱得随意，但是阿波罗不时借给我一根弦”。确实如此，拜伦以交谈式的口吻、浅显的口语、写实的精神，写出了19世纪初欧洲社会的讽刺史诗。

　　拜伦的诗路很广，他的最成功作品多是长诗，尤其是讽刺性作品。但诗剧、叙事诗都有佳作，抒情短诗也有许多精品。长诗、诗剧中穿插了优秀的抒情诗，如《唐·璜》中的“哀希腊”，《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去国行”、“大海颂”，独立的短诗《雅典的少女》、《她走在美的光彩中》、 《我看过你哭》等，都流行很广。

　　作为19世纪初最富有时代精神和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影响从英国遍及欧洲，从当时波及以后。在当时保守的英国社会，《唐·璜》这样大胆揭露和反叛性的作品，曾被斥为“不道德”，20世纪的现代批评对他的诗的语言也有微词。但他的诗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影响了法国的拉马丁、雨果、缪塞、德国的歌德、俄国的莱蒙托夫、普希金、波兰的密支凯维奇等诗人的创作，中国新诗也受到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