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常理测者固多也。”他宣布在艺术上追求的目标是“耳目前怪怪奇奇”,即在日常题材、平凡故事中显示出小说的传奇性。这种艺术,被睡乡居士的《二刻拍案惊奇序》称为:“无奇之所以为奇。”实际上,这也就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的“三言”、“二拍”的共同艺术取向。
通观“三言”、“二拍”,并不是完全没有写“牛鬼蛇神”的内容;在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为题材的篇章中,也有个别情节简单、以阐发思想为主的作品。但其多数作品由于题材的平凡,就更需要用巧妙的构思、奇异的关目来激发读者的兴趣。而且从“三言”、“二拍”主要供人阅读而不是诉诸听觉来看,也有条件把情节写得复杂多变。因此从总体上说,它们的故事比以往的话本小说写得更为波谲云诡、曲折多变。在表现上常常采用巧合误会的手法,把情节弄得迷离恍惚,波澜起伏。例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王翁给刘贵十五贯钱,而崔宁卖丝所得也“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由于刘贵的一句“戏言”,二姐误以为真而离家出走,途中正遇崔宁;此时盗贼正巧入刘贵之室行凶,窃得十五贯钱。这些巧合,酿成了一桩冤案。后来刘妻正巧被那个行凶的盗贼劫掠,使此案得以了结。这种“无巧不成书”的手法运用得好,才使小说的情节发展腾挪顿挫,出人意外,又显得合情合理。既以“巧”传“奇”,又以“巧”寓“真”。
为了使情节巧妙多变,作者运用一些“小道具”贯串始终,使整个故事既结构完整,又波澜迭起。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一件“珍珠衫”,蒋兴哥赠给爱妻王三巧,三巧转赠给情夫陈大郎;蒋兴哥从大郎处见到此物,就知妻子已有外遇,忍痛休了三巧。后陈大郎病故,珍珠衫落到了其妻平氏手里;平氏再嫁给蒋兴哥,旧物又归原主。最终三巧与兴哥破镜重圆,兴哥就将此物再次赠给三巧。《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金钗钿”、《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鸳鸯绦”、《顾阿秀喜舍擅那物》中的“芙蓉屏”等等,也都是以一件“小道具”将整篇小说勾连得既一波三折,又严谨工整。
“三言”、“二拍”情节之“奇”,还表现在突破了单线结构的模式,而尝试用复线结构、板块结构和变换视角。如在《张廷秀逃生救父》中,一方面写赵昂夫妇害人,另一方面写张廷秀逃生救父,两条线有分有合,交叉推进,将复杂丰富的生活场面交织在一起。《田舍翁时时经理》将昼夜的故事分成两大块:白天牧童放牧受苦,夜晚在梦中享尽富贵,相互更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襄敏公元宵失子》写襄敏公儿子被拐骗,从仆人、孩子、拐子三个角度来复述同一件事情,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摇曳多姿。
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情节交互穿插,创造一种“奇趣”,也是“三言”、“二拍”常用的手法。宋元话本中多爱情悲剧,而晚明的文学界崇尚“趣”字,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就多喜剧团圆之作。当然,在“三言”中也有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样震撼人心的悲剧,但冯梦龙、凌濛初显然更乐意写一个完美的结局并在作品中营造一种喜剧气氛。像“三言”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代姊“冲喜”、姑嫂拜堂,乃至后来纠纷百出,实在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大悲剧,但它以计中计、错中错、趣中趣相互交叉,最终又以戏剧性的“乱点鸳鸯谱”作结,皆大欢喜。《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一段悲剧性的经历,如王景隆金银散尽,沦落“在孤老院讨饭吃”时,却与玉堂春合作,骗得鸨儿团团转,使读者忍俊不禁。在“二拍”中,同样也充满着幽默、讽刺和戏剧性。他们将悲喜的情节巧妙搭配,相互衬托,增强了小说的新奇性和趣味性。
在刻画人物个性方面,“二拍”比“三言”略嫌粗糙,有类型化的倾向。但总的说来,这两部小说还是运用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塑造了许多血肉饱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如杜十娘、莘瑶琴等人物的性格,写得流动变化,富有层次感。在具体表现手法上,这两部作品比以前的话本小说显得更为细腻。写环境,写动作,写对话,写细节,时见精雕细刻的笔墨。特别是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更受人们的重视。中国古代的小说,因受史传文学、话本小说等影响,往往只重外部言行的描写,不大习惯于直接描摹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在“三言”中,则可比较多地看到生动、细致的心理描写。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见到珍珠衫,确知妻子与人有私后,用长达五六百字的篇幅,把他内心的气恼、悔恨、矛盾、痛苦,写得丝丝入扣。《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秦重初见“花魁娘子”时,既惊又喜,既自卑又自豪,既想追求又有担心,“千想万想”,最后决定积钱以求见。作者将他的心底波澜刻画得纷繁复杂,又入情入理,深刻地表现了一个小商人在晚明时代中勇于进取的精神。除此之外,如“三言”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金令史美婢酬秀童》、《玉堂春落难逢夫》、《白玉娘忍苦成夫》,“二拍”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丹客半黍九还》等,也都有细腻精致的心理描写。这在中国古代写心传神的艺术史上,是一种新的开拓。
“三言”中有的作品是根据宋元旧本加工改编而成的,也有的是根据社会现实,或前人笔记、传奇等编写创作而成的,这就存在着一个对于传统话本体式继承和革新的问题。冯梦龙在加工、编写“三言”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说话人的话本模式,而重塑了一种专供普通人案头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的文体。比如,话本的“人话”只是用来稳定和招徕听众,往往与正文的内容关系松散,且比重过大;冯梦龙删繁就简,使之与正文的内容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话本中夹杂了大量的韵文,以供歌唱或吟诵,调节听众的情绪,渲染说话的气氛;他则大幅度地加以删改,以扫除阅读时的障碍。话本结尾时,说话人用以宣告“话本说彻,权作散场”之类的套话,也被视为阅读的累赘而略去。更重要的是,冯梦龙、凌濛初在语言的通俗性上进一步作了努力。比如《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写白娘子的容貌完全是一套陈词滥调:
宣赞着眼看那妇人,真个生得: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则用口语改写成:
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
这段文字自然而贴切地写出了许宣的视觉感受。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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