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言”、“二拍”中，也有不少借历史故事，以阐发作者善恶伦理观念的作品，但其主要篇幅和精彩部分，则是写世俗的人情百态。晚明社会，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城市市民的急剧增长和重商思想的抬头，有更多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成为小说中的主角。特别是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在“三言”、“二拍”中作为正面的主人公而频频亮相，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传统的观念中，“士、农、工、商”，商居其末。而在“三言”中，经商买卖已被视为正当的职业，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已在百姓的心目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杨八老越国奇遇》中的杨八老，“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决定改行经商，其妻也不以读书科考为唯一出路，劝夫“不必迟疑”。后虽经千难万险，终也“安享荣华，寿登耆耋”。“二拍”中的重商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如《赠芝麻识破原形》中的马少卿，出身“仕宦之家”，当有人认为“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时，他理直气壮地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特别是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中写到“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人生的价值就以得利的多少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所写的主人公程宰与海神女结良缘、发大财的故事也意味深长。历来在文学作品中只有文人雅士或在民间故事中勤劳诚实的农民能得到的仙女，如今却移情于一个“经商俗人”了。这充分地说明了生气勃勃的商人正在取代读书仕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拥有大宗财富的同时，也能得到非凡的“艳遇”。他们趾高气扬，开始俯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瞧不起穷酸的“衣冠宦族”和文人学土，纷纷表示不愿意与他们联姻结好。在金钱面前，门第与仕途已黯然失色。小说所描写的这种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表现了晚明时代的鲜明特点，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三言”、“二拍”的编者对商人的感情也与以往传统的观念不同。“三言”中活跃的商人，多数已不是贪得无厌之徒和为富不仁之辈，而往往是一些善良、正直、纯朴，而又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的正面形象，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市商吕玉、《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小商人施复等，都拾金不昧，心地善良。《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小店主刘德“平昔好善”，赢得了“合镇的人”的“欣羡”。《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做生意甚是忠厚”，因而顾客“单单作成他”的买卖。《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长途贩运，历尽艰辛，终于发财。正如作品中有诗赞道：“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有时候，作品也表现了他们凭经商的智慧，掌握行情，灵活应变而获得厚利（《徐老仆义愤成家》）；有时候也透露出商业竞争的火药味和雇工剥削的血腥气，但这一切都被作者“好人致富”的思想冲淡了。新兴商人所获之“利”都被蒙上了传统道德之“义”而显得那么温情脉脉和天经地义。比较起来，“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更注重描写商人的逐“利”而不是求“义”，更直接地接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如其第一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一个破产商人出海经商而终致巨富。它的故事源于明周元?的《泾林续记》。周元?明确地将这故事归于“闽广奸商，惯习通番”一类。而凌?初则赞扬了商人们靠“转运”致富，靠冒险发财，反映了晚明海运开禁后，市民百姓对于海外贸易的兴趣，对商人们投机冒险、逐利生财的肯定。再如《叠居奇程客得助》中的程宰经海神指点经商之道后，以囤积居奇而暴富；《乌将军一饭必酬》中的杨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侄子“大胆天下去得”，为追求巨额利润而不怕挫折，不断冒险；这些人和事都得到了作者的赞美。这种不是从道义的角度而是直接从经商获利的角度去描写商人，去赞美他们的囤积居奇、投机冒险、积极进取的商业活动，确实更贴近经商活动的本质特点，更准确地反映了晚明商人势力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

　　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的作品在“三言”、“二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也最脍炙人口。比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盟约的故事与《西厢记》相类似，但结局却大不一样。当莺莺闻知张浩为父母所逼而另娶她人之后，并没有听凭命运的摆布，而是大胆地诉之于父母，告之于它呼，指控张浩“忽背前约”，要求法庭“礼顺人情”。小说最后以喜剧结尾，实际上肯定了“情”对“礼”的挑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乔太守，也公开上张“相悦为婚，礼以义起”，认为青年男女之间的接触相爱，乃如“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这种对于“情”的尊重，与“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礼教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尖锐对立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中这种男女爱恋之情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一见“容颜娇丽，体态轻盈”的“花魁娘子”就“身手都酥麻”，但莘瑶琴并没有对他“一见钟情”。她从感受到秦重“又忠厚，又老实”和体贴入微的照顾，到突破“可惜是市井之辈”的门户偏见，再到看清卖油郎不同于“豪华之辈、酒色之徒”，而是个“知心知意”的“志诚君子”时，才主动表示要嫁给他。而这时的秦重却也没有立即应允，还担心这个“平昔住惯了高堂大厦，享用了锦衣玉食”的她当不了卖油郎的妻子。直到莘瑶琴发出了“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坚定誓言时，两心才真正相通。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相爱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关系。在“二拍”中，像《通闺闼坚心灯火》中的罗惜惜与张幼谦、《李将军错认舅》中的刘翠翠和金定，也都是经过了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相互熟悉的过程后才萌发了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三言”、“二拍”所表现的这种婚恋自主的精神，既突破了门当户对、父母包办的陋习，也突破了“一见钟情”、人欲本能的冲动，而打上了新时代的印记。

 

　　“三言”、“二拍”在描写爱情故事时，还具有尊重女性的意识，流露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宋明以来的封建婚姻关系中，贞节观念是套在女性脖子上的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突破贞节观念是晚明人文思潮影响下尊重人性、妇女解放的一种表现。“三言”的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被陈大郎引诱失贞，丈夫蒋兴哥知道后虽然“如针刺肚”，万分痛苦地休了她，但还是对她深情不减，十分尊重，只是责怪自己“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三巧被休后，听了母亲“别选良姻”的劝导，也就改嫁。陈大郎的妻子在丈夫死后，也痛快地“寻了个对头”。最后蒋兴哥也不嫌三巧二度失身，又破镜重圆。在这些市民身上，讲究的是人生的真情实感和尊重自己爱的权利，传统的三从四德、贞操守节之类已失去了支配的作用。在“二拍”中，对于女性“失节”的问题，似乎表现得更为宽容。《姚滴珠避羞惹羞》、《酒下酒赵尼媪迷花》、《顾阿秀喜舍檀那物》、《赵司户千里遗音》、《李将军错认舅》、《徐茶酒乘乱劫新人》、《两错认莫大姐私奔》等篇，都在不同程度上用谅解、同情的笔触写到了丈夫与失节之妇重归于好，甚至“越相敬重”。这种新的妇女观的思想基础，就是对于女性的尊重。在《满少卿饥附饱?》中就两性间的关系问题曾有这样一段议论：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皆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入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理的所在。

 

　　这段话公开抨击了封建社会中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迫切地呼唤着两性关系的平等。在这思想基础上，有的小说不仅仅表现了女性婚恋的自主和平等，而且赞颂了女性为追求人格的尊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就是一个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典型。她作为一个名妓，并不像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妓女那样以“从良”为生活目标。她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爱情。当她一旦发现自己误认为“忠厚志诚”的爱恋对象李甲以千金的代价转卖了自己的时候，并没有用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去换取负心人的回心转意，更没有含羞忍辱地去当孙富的玩物，而是义正辞严地面斥了李甲、孙富，与百宝箱一起怒沉江底，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人格尊严。她的这种人格力量震撼人心。像这类作品，最能使人感受到晚明社会涌动的人文思潮。

　　在“三言”、“二拍”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旨在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正如“二拍”《恶船家计赚假尸银》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如今做官做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海大洋。”他们只知道“侵剥百姓”、“诈害乡民”、“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这就无异于“盗贼”；而所谓“盗贼”，“仗义疏财的倒也尽有”，因而“二拍”的作者禁不住发出了“每讶衣冠多盗贼，谁知盗贼有英豪”的感慨（《乌将军一饭必酬》）。在暴露官吏贪酷的篇章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硬勘案大儒争闲气》。凌?初在这里竟把矛头指向朱熹。这个当时被捧为“圣人”的理学大师，在小说中竟是个挟私报复，心灵卑鄙，行刑逼供，诬谄无辜的十足小人。“三言”、“二拍”的作者在鞭挞奸臣、贪官、酷吏和种种社会恶势力时，主要是用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来观照的；当他们在刻画一些“清官”形象时，则往往较多地带上了市民化的色彩。那些“贤明”的“青天”，往往能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情、人欲的合理性。因而在精明公正、为民作主的过程中，也不忘自己捞点实惠（《滕大尹鬼断家私》）；有的则不拘礼法，风流自赏，公开娶妓，或者“以官府为月老”，去成全有情人的越“礼”行为（《单符郎全州佳偶》、《玉堂春落难逢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这些官吏显然不那么正统死板、僵化冷酷，多少体现了新兴市民的意志和愿望。

 

　　在时代新思潮的影响下，“三言”、“二拍”确实表现了不少新的内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可称为晚明市民文学的代表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们在肯定情和欲时，往往过分地强调人的自然本能，有过多直露的秽笔而遭到人们的訾病；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大谈忠孝节义、因果报应，散发着陈腐的气急。这种矛盾，“二拍”比之“三言”更为突出，因而人们往往给“三言”以更高的评价；或者说，“三言”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推向高峰，而“二拍”则越过高峰而面向下坡。事实上，“二拍”之后，随着晚明国事的艰难，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兴起，在文学上要求关心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影响了繁盛一时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使之向“劝善惩恶”的方面倾斜。《型世言》就是这种创作倾向的代表。这部小说尽管在揭露明末黑暗社会方面有可读之处，但其主旨是树立忠孝节烈楷模“以为世型”（《型世言》第一回回末评），向人灌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理道”（梦觉道人序）。这时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除了《欢喜冤家》等作品中的个别篇章还偶尔对人“情”有所肯定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主张克制“情”、“欲”，回归“理”、“礼”。这就形成了“三言”、“二拍”之后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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