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几位思想家大都是反宋明理学的。他们的学术渊源不同，反对的态度不一致，有的激烈反对，有的是修正，但一致的是痛弃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及其所造成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黄宗羲批评说：“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明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留别海昌诸同学》，《南雷文约》前集卷一）顾炎武更为激烈，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虚。”（《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将明代的亡国归咎于宋明理学所造成的学风，自然不切实际，但也正说明他们是深慨于明亡清兴的社会巨变，而要改变明代空言心性的虚浮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致力于研究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从历史的治乱兴衰中探究治世之道，即所谓“当世之务”。他们开拓了学术研究领域，在各自的学术方面作出了卓异的贡献，提出了许多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思想。王夫之发展了古代的唯物论和社会进化论，他的《读通鉴论》对中国古代历史作出了一些新的精辟论断。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发表了一些改变旧制度的意见，如“均田”、“均贫富”、废科举生员、地方按人口比例推举官员等，以及“寄天下之权于天下之民”、“保天下者，匹夫之贱有责”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做出了无比激烈的批判。清初学者的思想超越了单纯反清的性质，反映了改变封建制度的历史进步要求，对晚清的改良运动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清初学者对明代王阳明心学的扬弃，特别是对晚期李卓吾非儒薄经反传统思想的否定，只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偏激。但是，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发展从来不是简单的对立、否定，而是扬弃中有继承、继承中有扬弃。由王阳明的心学蜕变出王学狂禅派，李卓吾被称为异端之尤，再到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在人性的问题上便呈现了这样的蜕变、转化的过程。王阳明的基本思想是：“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可见王阳明的心学原是要人消除私欲，一切照封建伦理道德立身行事。李卓吾出于王学，却将人心从架空臆说中拉出，返还给现实社会，从人人要生存（即所谓“吃饭穿衣”）和发展（即所谓“富贵利达”）的基点出发，做出了相反的结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德业儒臣后论》，《藏书》卷二）他说：“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矣！”（《答耿中丞》，《焚书》卷一）肯定了“私”也就是“欲”为自然之势，也就否定了压制人的“私”、“欲”的封建伦理关系及其道德信条的合理性。清初思想家虽然反对心学空言心性，甚至诋毁李卓吾，但实质上却接过李卓吾的“人必有私”的命题，肯定私欲的合理性，不同的是他们进而以此为基点将“欲”、“理”统一起来。王夫之说：“理欲皆自然”（《张子正蒙注》卷三），“有欲斯有理”（《周易外传》卷二），“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四）。黄宗羲也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南雷文定》后集卷三）在这里，“人欲”成了基本，“天理”也就由宋明理学家所说的“人欲”的对立物，即封建伦理关系的精神幻影，变为“人欲之各得”的社会理想。要达到“人欲之各得”，人人各遂其欲，“人欲”就要落到“恰好处”，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由此出发，黄宗羲发出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谓君主是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明夷待访录·原君》）这样，理欲之辨就由李卓吾的个性解放精神延伸为社会解放的理想，由思想领域的反传统拓展为对社会制度方面的批判、探讨。

 

　　在学术思想、社会思潮的转变中，文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清初的文学思想也就是清初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思想家，文学观虽不尽一致，对文学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相同，但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抛弃了晚明文学的表现自我、个性解放、率真浅俗的理论观念。顾炎武最为突出。他自身是诗人，也认为“诗本性情”，但强调应“为时”、“为事”而作。（《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条）对于文章，他更认为“须有益于天下”，所谓“有益”就是“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善”。（《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顾炎武的文学观可以称之为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黄宗羲论文学注意到了文学的特质，认为“诗之道从性情而出”，往往是不平之鸣，所以“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南雷诗历·题辞》）他论及文与诗之不同、诗人之才情在创作中的作用和诗的表情方式，谓诗人是“情与物合，而不能相舍”，“即风云月露、草木鱼虫，无一非真意之流通”。（《黄孚先诗序》，《南雷文案》卷三）不过，他还是将诗中表达的性情分作“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认为“离人思妇，羁臣孤客，私为一人之怨愤”，“其词亦能造于微”，而超越“一身之外”，关乎治乱兴衰，“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的性情，才更有历史的内容和价值。（《马雪航诗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可见他还是注重诗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王夫之论文学较之顾炎武、黄宗羲更加着重于文学的基本问题，他以哲学家的思维，对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广义的文学（所谓政教之文）与美文学（即诗）的本质、功用的区别，诗的审美特征及其在创作和阅读中的规律等一系列的问题，做了系统、缜密的理论阐述。他论诗的本质、创作和阅读，表述为“情”的生发、表达和接受（所谓“以情自得”），从而也就贴近了诗的审美特征。所以，他说诗是“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甚至不赞同“诗史”说。（《{艹?}斋诗话》卷一）但又说情有“贞”“淫”之分，有“盛世之怨”和“乱世之怨”之别，意义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应有不同的节制。（《诗广传》卷三）这就又讲究诗的社会意义和效用了。

 

　　待到清中叶，清初的启蒙思潮虽然受到扼制，有所消沉，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又重新抬头，这便表现为汉学的裂变。汉学家戴震的“由词以通道”的治学方法，使他由古籍文字的训诂，进入对理学问题的研讨和对宋代理学的批判，他也就成了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发挥自然人性论，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认为“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由此批判宋儒“以理杀人”，说：“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实际上是对封建纲常伦理的痛切至深的批判。汪中好古博学，考证古代典章制度，恢复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发表了与传统思想相左的观点，认为荀子得孔子之真传，力驳孟子以“无父”诬墨子为枉说，被翁方纲指为“名教之罪人”，要革除他的秀才资格。汪中在研讨古“礼”的题目下，发表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反对妇女夫死殉节的“妇道”，说：“本不知礼，而自谓守礼，以陨其生，良可哀也。”（《述学·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节议》）

　　有清一代文学的兴衰变化，与清初开启的启蒙思潮的消长有着或明或隐的联系。

　　清初几位学者的思想，作为一种启蒙思潮，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创作，或直或曲地渗入文学作品中。他们反对晚明的张扬个性、自适自娱、崇尚率直浅俗的文学倾向，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以及他们对诗学的发展，也就再度提高了诗的地位，或者说是维护了诗的正宗地位，并推动了诗风的转变。清代诗的繁荣、诗的批评理论的兴旺、诗话的大量涌现，与之不无关系。对文学社会功用的强调，影响到上层文人的文学创作，戏曲作品趋于雅正，悲剧意识超过了娱乐格调。康熙朝后期出现的两部传奇杰作——《长生殿》和《桃花扇》，题材虽有古今之别，却都表现着深沉的历史反思，而且与清初启蒙思潮息息相通。两部剧作都采取了以男女离合之情写国家兴亡之感的结构模式，对情爱是尊重的，却又和国家兴亡绑在一起，把国家兴亡摆在了个人的情爱之上。《长生殿》是以国家和百姓的不幸讽谕“占了情场，弛了朝纲”的君主，《桃花扇》是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逻辑喝断亡国后还贪恋情场的人。两剧在社会观、情爱观、君主观等方面，以及其间存在的似乎不可思议的矛盾现象，都与清初启蒙思潮相契合。

　　在清中叶文学领域也呈现出类似晚明的一股思潮，反传统，尊情，求变，思想解放。袁枚是突出的代表人物。袁枚秉性洒脱不拘，行事便有向世俗挑战的精神。他在诗坛上公开批评、嘲讽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重建和发挥性灵说，认为诗重性情，强调表现真我、真性情，创作重灵机和真趣。他认为“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小仓山房文集·答蕺园论诗书》）他写了许多爱情诗、艳情诗。虽然其中有轻佻之病，但总的说，袁枚的思想和诗作表现出个性解放的叛逆精神。这一时期，小说虽屡遭禁止，新作也少优秀作品，但却如平地一声雷似的，突然出现《儒林外史》、《红楼梦》两部文学巨著。《儒林外史》以真实的图像执行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任务，连同小说中一些正面形象如杜少卿等，都可以从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里发现其思想底蕴。《红楼梦》完整地解剖了一个富贵的大家庭，从多个方面显示出其腐朽、脆弱、无望，人人都是不幸的，有奴仆的不幸，也有公子小姐的悲哀，还有爱情的悲剧和没有爱情的婚姻的悲剧；更通过意象化的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对人生的思索，表现出一种觉醒意识，在他的怪诞的话语中寄寓着人文思想的光彩。这两部巨著都反映着历史的进步要求。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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