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丹达尔（1783——1842）是19世纪中期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法国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创作以鲜明的反封建复辟的政治倾向、对法国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大搏斗年代的阶级关系的深刻描写和在典型性格塑造中卓越的心理分析方法，而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斯丹达尔”本是德国一个小城的名字。1817年作者发表著名的旅行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时，才首次使用“斯丹达尔”这个笔名。此后专用“斯丹达尔”笔名发表作品。

1783年7月23日，斯丹达尔诞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童年时代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火热岁月中度过的。1796年，斯丹达尔进入当地中心学校学习，受到有启蒙思想的革新派教师的教育，培养了新思想和求实的科学精神。他喜欢数学，对文学和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也有浓厚的兴趣。

1799年，斯丹达尔到巴黎投考工科大学，未取。次年经表兄彼埃尔·达乌介绍进军政部任职。后随拿破仑大军出征意大利，在米兰兵站军粮部和在骑兵团任过军曹、中尉和副官。他对意大利的印象极深。18叮年底，他辞去军职，定居巴黎，开始他的读书生活并准备从事写作。他博览群书，尤其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莎士比亚、蒙田、莫里哀等作家的作品，接受了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的思想，初步形成他对社会和人的基本哲学观点。他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也在这时开始形成。1806年，斯丹达尔重返军队，跟随拿破仑转战欧洲大陆，先后任过皇家领地（德国占领区）总管、军委会委员、巴黎法制局审计官等职，深得拿破仑赏识。1812年，他随拿破仑进攻俄国，目睹了莫斯科大火和“帝国大军”的溃退。1814年，拿破仑垮台，波旁王朝复辟。斯丹达尔被“扫地出门”。他说“我和拿破仑一块垮台了”。他知道自己在法国除了受辱外不会再有别的，便侨居意大利7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米兰。在意大利，斯丹达尔同情并支持烧炭党人反抗奥地利压迫者的斗争，直接参加了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运动。1821年，烧炭党人起义失败。斯丹达尔被奥地利警察当作烧炭党的同情者和“极端危险”的人驱逐出境。回到巴黎后他未任公职，以文为生，不向复辟王朝妥协。

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但斯丹达尔对七月王朝也深感失望。为了生计，他担任了驻教皇辖区一个海滨小城奇维塔维基亚的法国领事。1841年11月，斯丹达尔请假回巴黎治病，翌年3月23日因中风死在街头。人们遵嘱在他的墓碑上用拉丁文刻下了他生前拟定的碑文：“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为他送葬的只有他的妹妹、堂兄和作家梅里美三人。

斯丹达尔性格沉静稳重，这与他从小缺乏母爱、孤独、冷漠的家庭生活有关。他父亲是个富裕的律师，信仰宗教，思想保守，拥护波旁王朝。他母亲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医生家庭，祖先是意大利血统，在他7岁时便去世了，他从小就被交给家庭教师教养。他敌视处处钳制他的冷酷的父亲和家庭教师，和保守的、宗教的家庭教育格格不入。这种家庭环境培养了他内心敏感多疑而又善于克制的个性特征，任何极细微的事情都会引起他情感的波澜和内在的自我审视。他还特别喜欢研究人的性格和心理。这种对内心活动进*行准确分析体验的习惯，为他日后成为心理小说家提供了基础。

斯丹达尔对爱情心理很敏锐，这与他独特而曲折的爱情生活有关。早在1801年出征意大利时，他国珍视母亲的意大利血统而爱上了一个名叫安吉娜的意大利姑娘，但安吉娜已有未婚夫。这段感情使他很痛苦，初步形成了他对爱情敏感的性格特点。1805年，他与一青年演员相爱，俩人情投意合，但那演员突然嫁给了一个俄国人。这使斯丹达尔非常痛苦和失望。在侨居米兰期间，斯丹达尔又爱上一个意大利姑娘，感情甚笃，但在他被驱逐出境时又不得不与心爱的姑娘分手。这些恋爱悲剧使他对爱情有深刻的体验，对恋爱中男女双方的心理活动有切身的感受。这对他日后创作中对爱情心理活动的描绘大有稗益。

作为一个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斯丹达尔的思想特征。在政治上，他是个坚定的拿破仑分子，始终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坚持用启蒙思想和波拿巴主义来反对封建复辟，歌颂自由、平等和民主。在哲学上，他是个唯物论者，曾潜心研读过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尤为深刻。在宗教上，他是个无神论者，对教会和僧侣阶级的罪恶与伪善深恶痛绝。这种思想特征的形成，不只是因为他从小受启蒙思想熏陶，逐渐培养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也与他追随拿破仑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对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和拿破仑的反封建业绩有较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验，因而崇拜拿破仑。特别是他作为中小资产阶级中一个谋求出路、切望改善地位的知识分子，拿破仑帝国更适合他的需要，而波旁王朝的复辟既违背了他的政治信念，又损害了他的切身利益，所以他把复辟王朝称为“发臭的烂泥”。斯丹达尔的这些思想特征在他的创作中有着十分鲜明的反映。

斯丹达尔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善于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选择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他的小说情节集中，结构严谨，尤其善于挖掘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影响下的心理变化，写出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展示人物丰富的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饱满。他的创作，深化和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后世小说的发展颇有影响。
斯丹达尔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米兰时期（1814——1821）。斯丹达尔的创作是从他被迫侨居意大利米兰时开始的。这个阶段他主要创作人物传记、政论、随笔和艺术史等作品。1814年至1817年，他曾用多种笔名发表了音乐家传记《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1815）、《意大利绘画史》（1817）等作品。在《意大利绘画史》中，最先提出了有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主张。1817年发表的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是他的第一部旅行随笔，主要记述他在意大利各大城市的见闻和观感。作品以鲜明的政治倾向歌颂拿破仑的功绩，反对封建复辟。歌德称赞该书“文笔生动，流畅自如”。

巴黎时期（1821——1830）。182I年斯丹达尔被驱逐回国后定居巴黎，直到1830年，这个阶段是他创作的高峰时期，主要成就是文艺评论和小说。1823至1825年，斯丹达尔陆续发表了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提出了艺术必须适应时代潮流，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主张。他认为，“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的东西”。他反对因循守旧、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古典主义。斯丹达尔所说的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后来定名的“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也因此被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理论著作。

1827年斯丹达尔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小说以复辟王朝拿出10亿法朗赔偿大革命中受损失的贵族为政治背景，通过贵族青年男女奥克塔夫和阿尔芒斯的爱情悲剧，揭露和批判了复辟时期贵族阶级的反动和腐朽，表现了作者的反封建精神和对拿破仑的崇敬心情。《阿尔芒斯》是斯丹达尔通过爱情故事反映政治主题小说的初步尝试，在人物塑造上运用了心理分析的技巧。这一基本面貌在他以后几部“政治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829年，斯丹达尔发表了著名的意大利题材的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小说通过意大利烧炭党人米西瑞里与罗马贵族小姐法尼娜的爱情故事，反映了19世纪初期意大利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作品生动地塑造了米西瑞里这个爱国者形象，赋予他为了解放事业不仅可以放弃个人幸福，而且可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崇高品质。他对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坚强意志令人为之感奋。通过这一形象，作者歌颂了意大利革命志士英勇斗争的精神和献身祖国的热情。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贵族小姐法尼娜的形象。她的独特的个性和惊人的激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30年长篇小说《红与黑》的出版，标志着斯丹达尔创作的高峰。小说以其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而成为作家的代表作。

奇维塔维基亚时期（1830——1842）。这是作家创作的后期。这段时期斯丹达尔虽受命担任奇维塔维基亚领事，但文学创作仍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除了写长篇小说以外，还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回忆录和旅行随笔等等。由于久居意大利，斯丹达尔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意大利题材占据了显著的位置。1834年，斯丹达尔开始创作揭露七月王朝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红与白》）。小说未最后完成，在作者逝世多年后于1894年出版。小说的主人公吕西安·娄凡是大银行家的儿子。他不满现实，又无法摆脱自己阶级的束缚。作品通过描写他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和行为，反映了七月王朝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丑态，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政治斗争所具有的深刻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1837——1839年，斯丹达尔根据手抄本故事创作了一些以16世纪意大利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于1835年结集为《意大利遗事》出版。在这些作品中，斯丹达尔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感情或欲望并为此不惜采取不顾后果的暴烈行为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一贯喜爱的“意大利的热情性格”和他对于“力”的崇拜。作品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窒息人的自然感情、扼杀人的美好天性的罪恶。中篇小说《加斯特里的女修道院长》（1839）是《意大利遗事》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小说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革命精神以及对贫苦人的深切同情。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相当出色。

《巴马修道院》（1839）是斯丹达尔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部仅用52天时间完成的杰作曾受到巴尔扎克的高度赞扬，是作者生前唯一获得成功的作品。

《巴马修道院》是作者又一部意大利题材的作品。主人公法布里斯聪明、热情、勇敢，崇拜拿破仑。拿破仑“百日政变”时，他激动万分。在姑姑吉娜的资助下，他只身前往法国投效拿破仑。回国后他因此被通缉。在姑姑的帮助下，法布里斯进了神学院，以后当上了巴马的副主教。后来由于失手杀人被判死刑。囚禁期间，他与过去相识的监狱长的女儿克莱莉娅相爱。吉娜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洗清了杀人罪名，并恢复副主教职务。但法布里斯已对荣华富贵厌倦，一心思念与别人结婚的克莱莉娅。克莱莉娅死后，他隐退到巴马修道院，一年后逝世。不久吉娜也去世了。

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从拿破仑到法国复辟王朝末期这一历史时期意大利和欧洲的社会政治特点，体现了作者对复辟王朝进行再批判的创作意图。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活动，烘托出这一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社会思潮的起伏及其对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反映了复辟时代的黑暗反动。小说对巴马小公国封建反动势力的揭露和批判，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小国的疆界。以公爵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专横残暴，骄奢淫逸，靠玩弄阴谋诡计巩固反动统治。在他们的残暴统治下，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仁人志士，不是遭到迫害就是被迫隐退或妥协。巴马小公国的政治腐败和黑暗，不仅是法国复辟王朝的真实写照，也是神圣同盟时期整个欧洲封建君主反动统治的概括。

小说通过法布里斯一生的遭遇，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制度对青年的压抑和摧残。法布里斯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虽养尊处优，但在家里并没有什么地位。他主要是由具有新思想的姑姑吉娜抚养成人的，基本上是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产儿。他崇拜拿破仑，向往干一番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因此，当他听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的消息后，立即前往投效。但拿破仑的“百日政变”很快失败，神圣同盟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欧洲，封建复辟势力甚嚣尘上。时代变了，他只得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思想，而按照本阶级的要求，走上了教会的道路。他厌恶宫廷的阴谋腐败和教会的伪善黑暗，便在胡闹中游戏人生或在谈情说爱中追求个人幸福。黑暗的复辟时代，使他的一生虽然显赫一时却又毫无意义。在小说中，法布里斯的性格比较统一。他的行为始终受到大胆、果敢、富于冒险精神的性格的驱使，但有时也表现为受欲望的支配，体现了作者所喜爱的“意大利性格”。对法布里斯一生有着极大影响的是小说的另一中心人物吉娜。她热情美丽，聪明顽强，具有典型的“意大利性格”。她虽然出身贵族，却有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叛逆精神，渴望自由与幸福。巴马宫廷的专制和黑暗，使她无法容忍。她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同封建复辟势力展开了迂回斗争，表现出一个女政治家的风采。她是小说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一＿

《巴马修道院》在艺术上也很出色。作品的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情节结构严谨紧凑，尤其是心理描写更是体现了作者一贯的风格。此外，小说对滑铁卢战争场面的描写也相当出色，是文学史上有名的篇章，曾受到托尔斯泰的高度评价，并认为斯丹达尔在这方面是他的老师。

斯丹达尔的代表作《红与黑》写于1828——1829年，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出版。／J’说的故事发生在复辟时期。维立叶尔市城郊一家锯木厂，老板的儿子于连·索雷尔聪明过人，喜欢读书，一心想改变自己低残的社会地位。经老师西朗神父介绍，他来到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不久，他和市长夫人发生暧昧关系。事发后被迫离去。在西朗神父的推荐下，他进入省城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并得到院长彼拉神父的赏识，也因此而卷进教派斗争。彼拉被迫辞职时，把于连介绍给巴黎权贵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于连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并参与了保王党头目的政治阴谋活动。他和侯爵的女儿玛特尔恋爱。玛特尔怀孕后，侯爵被迫同意这桩婚事，给于连一块地产并使他成为贵族，当上中尉军官。正当他将飞黄腾达之际，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使侯爵取消了婚约。于连激忿之下枪伤德·瑞那夫人，最后被判死刑。

小说以于连的遭遇为线索，以维立叶尔市、贝尚松神学院和巴黎木尔侯爵府为活动舞台，形象地展现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贵族、教会的罪恶与黑暗，也辛辣地嘲讽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政治倾向。

小说原名《于连》，1830年出版时改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并加副标题“1830年纪事”。这表明了作者通过描写当代法国两种对立的力量和斗争，反映社会现实，批判复辟王朝的创作意图。作者后来也特意说明作品要描写的是复辟王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因此，《红与黑》首先是一部政治小说，一部通过爱情故事而写的政治小说。这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决定的。

1827年，巴黎《法院公报》报道了一桩刑事案件。宗教学校出身的农村铁匠的儿子贝尔特受聘到资产者米舒家当家庭教师，因与女主人有暧昧关系被解雇。以后他又去一贵族地主家当家庭教师，并追求主人的女儿。由于米舒夫人的信阻碍了这桩婚事，他就在教堂向米舒夫人开了枪，最后判了死刑。斯丹达尔看了这报导后，萌发了创作动机。他在《红与黑》中保留了这篇报导的故事框架，并把这一框架纳入一个明确的历史背景之中，使主人公的遭遇与法国社会政治结合在一起。他根据自己对复辟时期社会阶级矛盾的认识，在小说的爱情线索中有意插入许多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材料和有关社会生活与时代风貌的材料，并巧妙安排成小说故事情节的灵魂和核心，从而在爱情故事的框架下反映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情形。

《红与黑》真实地揭示了19世纪20年代贵族阶级的复辟活动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拿破仑失败后，逃亡贵族重返法国掌权，飞扬跋扈，气焰嚣张。他们联合国内反动派，试图再次借助神圣同盟军队的刺刀，在法国彻底恢复旧制度和！日秩序。木尔侯爵召开的由首相、红衣主教、大贵族和拿破仑的叛将参加的“秘密政治会议”，就真实地反映了贵族阶级的复辟活动和他们对日益迫近的革命的恐惧。为了巩固反动制度，他们强化宗教统治，煽动宗教狂热，扼杀一切自由思想。复辟王朝与教会沆瀣一气，互相勾结，镇压人民。失去地位的资产阶级则凭着经济实力以各种手段展开与贵族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维立叶尔市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哇列诺与市长德·瑞那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缩影。哇列诺最后不仅击败了德·瑞那，当上了市长、议员，还要升任省长！这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并最终战胜贵族阶级的历史发展趋势。
小说对教会的黑暗与罪恶及各教派势力的明争暗斗也作了无情的揭露，猛烈地抨击了教会在政治上的反动性。

小说还预示了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趋势．波旁王朝虽然复辟了，但大革命的民主、自由原则已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留恋大革命的风云，怀念拿破仑和他那个给法国带来光荣、给平民青年带来光辉前程的时代，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就连本尔侯爵都认识到，50年后欧洲将没有国王和贵族，只有共和大总统。其它大贵族更是感到“每一段篱笆后面都有一个罗伯斯庇尔和他驾来的囚车”。

总之，《红与黑》通过对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描绘，真实地揭示了时代的本质特征，生动地反映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的社会风貌。小说的标题也高度概括了作品的主题内容。“红”指拿破仑时期士兵的红色军装，代表资产阶级革命力量；“黑”指教职人员的黑色教袍，代表封建教会反动力量。书名象征着复辟时期两大对立阵营、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突出了小说的政治意义。

小说的主人公于连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他志向远大，聪明能干，意志刚强，敏感高傲，有发财致富、向上爬的野心。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以个人名利为前提，满怀为出人头地敢于冒险的英雄主义热情和虚荣心，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他对现实社会的反抗和妥协，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既反抗贵族大资产阶级，又与之相妥协的两重性。

于连出身于小业主家庭，自幼因体弱不善劳作而受家人嫌恶。由于聪颖敏感，他极易感受出身低微被人歧视的滋味，很早就形成了反抗心理，对贵族大资产阶级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他爱读书，曾熟读拿破仑、卢梭等人的著作，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培养了平民意识。他狂热地崇拜拿破仑。这不仅是因为拿破仑凭着身佩的长剑，从无名小卒成为“世界的主人”，也由于拿破仑时代的资产阶级法权给下层社会出身的优秀青年开辟了一条立功进身的道路。他决心像拿破仑那样，凭本事为自己建功立业。然而，于连生不逢时。在复辟时期，平民青年凭军功或才干晋升的道路被封建等级制度完全堵死了。为此，他仇恨贵族阶级。他看到教会盛极一时，40岁左右的神父薪俸10万法郎，是拿破仑手下大将收入的3倍时，便改换门庭，投靠教会，以攫取高贵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他不信上帝，却装出虔信宗教的模样，凭着超人的记忆力，把拉丁文圣经读得倒背如流。为了向上爬，他以虚伪为武器，以反抗和妥协为手段，开始了个人奋斗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真诚与虚假、自尊与虚荣共同铸成了于连的性格。
于连的性格发展是在德·瑞那市长家、贝尚松神学院和木尔侯爵府三个典型环境中完成的。

19岁那年，于连凭着能熟背圣经这块敲门砖，来到德·瑞拉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开始接受社会教育。这时的于连，品格正直，对等级界限很敏感，具有平民的阶级意识。他鄙视庸俗无能的市长，应聘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和主人同桌吃饭，表现出一种傲慢的反抗精神。他对自己涉足的上流社会感到“仇恨和恐惧”，咒骂出入市长家的官僚们是唯利是图的社会的蠹贼。在趾高气扬的贵族面前，他从不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而以高傲来对抗贵族的轻蔑，借以保护自己的尊严。他敢于公开顶撞市长的训斥，甚至以征服占有市长夫人作为报复来与贵族阶级争平等，显示出平民的阶级意识和抗争精神。然而，官场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也对于连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看到，“在这个被称为利己主义的沙漠里，每个人都自顾自”。在此环境中，他也只能以虚伪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为未来的飞黄腾达而拼命搏斗。后来由于与市长夫人的爱情关系败露，他被迫离去。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使他放弃了与女仆结婚过平静生活和经商致富两条道路，决定去省城贝尚松神学院学习，走教会的门路去获取权势和财富。他在伪善和野心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贝尚松神学院是一座阴森可怖的人间地狱。修道者多是些阴险、虚伪和势利的小人，彼此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从事监视、告密的勾当。不同教派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于连把对教会的仇恨埋在心底，以高傲的沉默对付周围的敌人，小心谨慎地施展伪善的本领。他不信宗教，但却是神学院最虔诚的教徒，并成为彼拉院长的宠儿，黑暗的神学院把于连培养成“一个彻底的伪君子”。他从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青年逐渐发展到与教会妥协乃至同流合污的野心家。

巴黎木尔侯爵府是反动贵族的据点，“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初到巴黎，于连没有忘记自己的乎民身份。在充满敌意的上流社会中，他以虚伪抗击虚伪，以轻蔑对付轻蔑，借以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为了实现野心，他以曲求仲，以自己的聪明干练忠心为侯爵效劳，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并获得一枚十字勋章。他不断遵照侯爵的指示，“干出一些不公正的事来”。他参与极端保王党的阴谋黑会，并奉侯爵之命把会议纪要记在头脑中送往国外。这时的于连由于受到贵族的青睐，决心按给他勋章的政府的意志行动，堕落为复辟势力的走卒，走上了卖身投靠的道路。在与侯爵女儿玛特尔的恋爱上，他也是出于挤进贵族行列的野心，把玛特尔当作卖身投靠、攫取名利的阶梯。他以卑劣甚至残忍的手段玩弄这位头脑狂热的小姐，终于骗取了她的爱情。木尔侯爵虽曾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但最终只好认可。这样，于连得到了贵族身份和一块收入颇丰的地产，当上了贵族军官。23岁的于连刚刚当了两天中尉，就做起30岁当司令的美梦．完全沉浸在个人野心中。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直上青云之际，贵族阶级与教会相勾结，逼迫德·瑞那夫人写了“揭发信”，使他的飞黄腾达化为乌有。于连一气之下潜回维立叶尔，在教堂当众枪伤了德·瑞那夫人。这是他在个人主义美梦破灭后，平民意识受到激发的情况下采取的绝望的反抗举动，明知贵族阶级会因此而置他于死地也在所不惜。在狱中，他从沉迷中苏醒。反省过去，他认识到所走的道路的虚伪和痛苦。他看到，他每跨出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每一次成功都要招致忌妒和仇恨。不管他如何富有才能，勤奋尽职，都不能改变上流社会对他的轻蔑。贵族阶级绝对不容许他跨越封建等级制度的樊篱。他被押上断头台是必然的。于是，他丢掉幻想，拒绝上诉和仟悔，决心以死来反抗这不公平的社会。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说他的犯罪并不在于开枪，而在于他要突破等级制度，统治阶级惩罚他是借以惩戒那些对现实不满，想改变阶级地位的平民青年。他声明，“我不是被我同阶级的人审判”。法庭演说是于连对贵族大资产阶级的愤怒谴责，是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沉痛抗议，是他反抗精神的爆发和悲剧命运的总结。它在整个于连形象的刻画中是画龙点睛之笔。

小说对于连两次恋爱的描写具有社会和政治因素，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爱情本身，体现了于连向社会等级观念的挑战和平民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种不可调合的矛盾，决定了于连的悲剧结局。

作者通过于连的悲剧，反映了复辟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对波旁王朝的严重不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对摧残青年的教会、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提出了强烈抗议，也否定了用个人主义反抗不合理社会这条道路。

于连在短暂的一生中，以非凡的热情投入个人奋斗，以惊人的聪慧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和野心，以反抗和妥协的方式同上流社会周旋，以少有的勇气去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和现实中的凶险。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其命运。这是因为他的反抗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的，他的行动也只是个人盲目的、本能的举措，他的最终目的也只是实现一个平民的自我价值，因而无法获得同阶级的人的支持。同时，这种个人主义的反抗具有极大的动摇性，一旦个人的追求得到满足，就很容易与现实妥协投降。于连虽然有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意识和行动，但他终究不是大革命时代的英雄，只能成为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斯丹达尔善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材料，通过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在小说中，作者选取了三个典型环境：弥漫着唯利是图气氛的唯上叶尔、阴森可怖的贝尚松神学院和腐败与阴谋的政治中心巴黎。这三个环境由下而上，由外省到京城，构成了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这样的典型环境，为于连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于连在这三个典型环境中个人奋斗的悲剧过程，既揭示了复辟时期大革命的深刻影响、资产阶级的咄咄逼人、平民的激烈反抗和贵族与教会的腐败统治等时代的本质特征，又说明了平民青年的个人奋斗在专制特权社会中必然失败的客观真理。

斯丹达尔自称“人类心灵的观察家”。他特别善于把握和分析人物的心理。在《红与黑》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被他分析过，把人物在各种情境下的精神活动和感情变化的特征细腻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写于连对不同环境的感受、关键时刻的内心斗争、爱与恨、勇敢与怯懦、骄傲与自卑、狂热与颓丧、欢乐与痛苦等心理活动，都十分真实具体。于连那些无声的思忖或有声的独白，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他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思想和最微妙的意识变化，并能与当时的客观情境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对突出他的复杂性格起了重要作用。如当他收到玛特尔约他半夜1点钟用梯子爬进她寝室的信时，作者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写他的心理活动，把他既高兴又怀疑，既犹豫又自责等互相冲突的心理活动细腻地表现出来，揭示了他内心的冲突和感情的瞬间变化，突出了他的性格。

此外，《红与黑》情节紧凑，结构严谨。作品以于连的个人奋斗史为“经”线，以他和德·瑞那夫人、玛特尔小姐的恋爱生活为“纬”线，经纬交织，条理明晰，在情节上没有枝蔓的干扰。三个典型环境的转换衔接自然顺畅，出场的人物都与主人公有关。人物、情节和环境都显得严整清晰，井井有序，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红与黑》写于1828——1829年，正值法国七月革命前夜。在小说中，作者对贵族阶级的复辟与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表现得相当真实深刻，但对人民群众在反复辟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却视而不见，把希望寄托在拿破仑式的少数天才人物身上，这反映了作者的英雄史观。在于连形象中作者倾注了自己的满腔同情。他同情于连受歧视、被压迫的社会地位，也赞同他以虚伪的两面派手法进行个人奋斗，以之为天经地义。这样，小说在成功地塑造于连形象的同时，也宣杨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此外，对于连两次爱情的描写中，把爱情当作对对方的“征服”和“占有”，表现了不正确的恋爱观。当然，与作品巨大的思想、艺术成就相比，这些局限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