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1818——1883）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反映了俄国从封建农奴制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典型，成为俄国解放运动艺术编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简洁、朴素、细腻、清新、抒情味浓的艺术风格，对俄国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列宁称他是“卓越的俄罗斯作家”。他与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起，被人们称为俄国文学的三巨头。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10月28日（公历11月9日）出生于奥略尔省斯巴斯科耶——鲁托文诺夫村一个贵族家庭。这里是他母亲的庄园，风光秀丽，景色优美。屠格涅夫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1827年，9岁的屠格涅夫随全家迁往莫斯科。1833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在这里，他受到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加深了对农奴制罪恶的认识。1834年秋天，因全家迁居彼得堡，屠格涅夫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科学习。在这里，他钻研哲学和文学，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837年大学毕业，翌年去柏林大学深造，1841年学成回国。在这期间，屠格涅夫结识了社会活动家巴枯宁、斯坦凯维奇等人。1842年底，他结识了别林斯基，成为至交。1843年6月，屠格涅夫在内务部办公厅当了一名十等文官，两年后被迫辞职。1843年秋，屠格涅夫结识了西班牙女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这对他的私生活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他们互相依恋，直至作家逝世。作家后来多次出国，长期旅居西欧都与维亚尔多有关。他作品中那些优美的女性身上，都有维亚尔多的影子。

从1847年起，屠格涅夫经常住在国外。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运动对他的影响很大，尽管他只是个旁观者，但他一直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为革命欢呼。1850年11月，母亲去世后屠格涅夫继承了巨额遗产。他立刻在自己的庄园中进行解放农奴的改革，“我用一切办法来促进全面解放的成功”，表现出废除农奴制的巨大勇气。

1852年果戈里逝世后，屠格涅夫因发表悼念文章触犯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禁令而被捕，关押一个月后被判处遣送原籍流放一年半。在流放期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1853年12月流放期满回到彼得堡，他受到《现代人》杂志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盛宴欢迎。从此，他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屠格涅夫世界观的矛盾暴露出来。他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分歧日益扩大，并最终导致了他在1860年10月正式宣布退出《现代人》杂志。

从70年代到逝世，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一家长住巴黎，与法国名作家福楼拜、左拉、龚古尔、都德及莫泊桑等人亲密交往，并为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他经常回国作短期逗留，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也获得了世界进步人士的爱戴。1878年在巴黎国际文学大会上，他被选为大会副主席。1879年，他被英国牛津大学授予习惯法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反农奴制方面的贡献。

1882年，屠格涅夫患了脊椎癌，1883年8月22日（公历9月3日）病逝于巴黎附近的布热瓦尔。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祖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别林斯基的墓旁。

屠格涅夫生性敏锐善思。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和生活经历关系密切。他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个破落的世袭贵族，相貌英俊，敏感多情，曾在沙皇军队任过骑兵上校，1821年退役。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屠格涅夫长丈夫6岁，是个富有的地主女儿，结婚时娘家陪嫁丰盛，有良田千顷，农奴数千。她是个性格专横、残酷折磨农奴和仆人的女地主，有时连儿子也不放过，而且与丈夫关系不和谐。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屠格涅夫经常在父母冲突的狭缝中生活。屠格涅夫遗传了父亲的外貌和性格，敏感而富于温情，对母亲的粗暴蛮横怀有敌意。这在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对农奴制的不满，也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他揭露农奴制的著名中篇小说《木木》，其中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母亲为原型的。屠格涅夫非常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人物。尽管由于作者思想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使他对许多社会问题不能作出完全正确的、真实的反映。这是构成他的作品艺术特征的重要基础。

作为一个贵族地主和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知识分子，屠格涅夫的思想是矛盾的。他从小就从母亲和其它农奴主身上看到了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和虐待，否定农奴制度，后来还在自己的庄园里进行解放农奴的改革。19世纪俄国人民反专制农奴制的斗争，帮助他认清了时代的任务，特别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他的直接影响，使他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农奴制的罪恶，谴责农奴制的不人道，创作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他毕竟是一个贵族地主，就世界观而言，他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贵族的根本利益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要求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他始终相信改良主义的渐进论是拯救俄国的唯一良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推动俄国前进。这是他始终没能达到革命民主主义高度，并最终与革命民主主义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到后来，他对农奴制改革后的现实大失所望，看不到前途，思想发生危机，藏身于纯艺术领域，表现出唯美主义和严重的悲观情绪及妥协倾向，甚至公然向沙皇上书表示忠诚。屠格涅夫虽然在思想上有如此尖锐的矛盾，但总的说来，他的一生是反对农奴制及其残余的一生，他一直是革命者的朋友而不是沙皇政府的卫道士。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作品“为俄国革命尽力”。他的民主精神与人道主义理想从思想上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俄国读者，不仅推动了当时的解放运动，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

屠格涅夫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的创作始于诗歌而止于散文诗，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其中他的6部长篇小说令人瞩目。他的创作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的社会现象，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以擅长女性形象塑造而著称于世。他的作品，主题鲜明，结构严谨，语言优美，尤其善于刻画自然景物的瞬息万变，并赋以诗意和哲理。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他的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倾向就是不追随某种社会思潮，而致力于描绘和建塑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人情风俗、民族的伦理观念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的俄罗斯民族风骨。这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有良好的影响。
屠格涅夫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38——1846）是探索期，作品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1834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受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诗人别涅季克托夫等人的影响，写了诗剧《斯切诺》。这个作品被文学教授普列特涅夫否定。1838年，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抒情诗《傍晚》。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之后，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抒情诗和长诗，其中较好的有：《巴拉莎》（1843）、《交谈》（1844）、《地主》（1846）等，受到了别林斯基的重视。1843年长诗《巴拉莎》发表后，别林斯基给予很高评价，两人从此结识，成为至交。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他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早期创作中，屠格涅夫还写了一些戏剧作品和中短篇小说，但均未摆脱模仿。

第H时期（1847——1862）是繁荣期。他由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模仿到独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揭开屠格涅夫创作新篇章，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是随笔集《猎人笔记》（1847——1852）。1847年，他在《现代人》第一期发表了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编辑了加了个副标题“选自猎人笔记”。这是《猎人笔记》的第一篇，它标志着屠格涅夫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由于作品获得极大成功，鼓舞他继续写出了一组取材于农民生活的特写在《现代人》上发表，1852年结集出版，共22篇，总名为《猎人笔记》。最后的定体（1880年版）又加了3篇，共25篇。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其基本主题是反映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具有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沙皇政府教育大臣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指出其中“绝大部分文章带有消灭地主的绝对倾向”。批准该书出版的审查官因此而被罢官。1852年屠格涅夫被流放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在于发表了这部作品。作品以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所写的笔记的形式，真实地描写了农奴制度下的外省城乡各阶层的生活，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刻画了一系列农民形象，热情歌颂了农民崇高的精神品质和聪明才干以及贫困无权、备受侮辱、压榨的生活境况，揭露了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嘲笑了地主的伪善和愚蠢。在艺术上，《猎人笔记》的特色是朴素。他如实地描写农村生活和自然景色，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富于诗意的和本质的特征，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感染读者。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为俄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屠格涅夫在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长篇小说的创作。50年代初期他就注意到容量广阔的长篇小说体裁。当时，俄国农奴制腐朽透顶，要求改革的呼声甚高，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善于体察时代脉博的屠格涅夫开始思索谁是改造俄国现实的领导力量、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在解放运动新阶段起什么作用等问题。要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短篇小说显然难以承担。他转而创作中、长篇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艺术编年史”。

”1856年，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在《现代人》发表二小说深刻地揭示了40年代“多余人”的性格特征。主人公罗亭是4O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最光辉的十个。他学识广博，才华横溢，能言善辩，向往进步和自由。但他缺乏斗争的勇气和毅力，脱离人民，因此，他一切改革的尝试都失败了，成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作家同情他的命运，也清楚地看到他承担不了改造社会的使命。

《贵族之家》（1859）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是罗亭同时代的另一种“多余人”典型。作品描写了贵族庄园的衰亡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失，为正在崩溃的贵族阶级唱了一曲挽歌。

60年代初，俄国解放运动进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生活向文学更尖锐地提出了创造正面人物的问题。屠格涅夫接连发表了两部反映平民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前夜》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后期俄国的社会现实，塑造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人形象。小说的女主人公叶琳娜是个追求进步的贵族少女。她热烈地爱上了贫穷的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并随他一同去保加利亚参加革命。途中，英沙罗夫病逝，叶琳娜毅然只身前往，去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作品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勇于行动能干一番事业的新人，与罗亭、拉夫列茨基等多余人完全不同。英沙罗夫的出现，说明作者触及了时代的脉搏，把注意力转向了平民民主主义者，找到了能够代替罗亭、拉夫列茨基这类贵族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或许是作者认为像英沙罗夫这样的形象在当时的俄国还不能顺利发展，于是把他安排成一个保加利亚人，并让他在归国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夜死去。在作品结尾，作者通过书中人物呼唤道：“我们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来？在我们中间什么时候才能有人呢？”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屠格涅夫与革命民主主义者有不同看法。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阐述了《前夜》的客观意义和现实意义，强调俄国当前所需要的不是反土耳其侵略的民族英雄英沙罗夫，而是敢于摧毁沙皇暴政的俄国的英沙罗夫。他认为现在是革命风暴的前夜，真正的白天就要来到，“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的，拢共只有一夜之隔吧”。而屠格涅夫则不能接受这种革命观点，并为此而震惊和惶恐。他强烈要求《现代人》主编涅克拉索夫不要发表这篇论文，尖锐提出：“任你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田波夫。”涅克拉索夫从革命大局出发，坚持发表了这篇论文。于是，屠格涅夫同合作多年的《现代人》决裂了。这反映了他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这一时期，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和剧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小说《木木》（1852）、《阿霞》（1858）、《初恋》（1860）；剧本《食客》（1848）、《贵族长的午宴》（1849）、《村居一月》等等。

第三时期（1863——1883）是屠格涅夫思想出现危机的时期。他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从《父与子》发表到1867年底，他只创作了几个短篇和一部长篇《烟》。这些作品充满了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烟》描写了在疗养城市巴登过着腐化生活的俄国将军们与先进的俄国青年两个敌对营垒的斗争。作者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深刻地揭露贵族阶级在政治上的反动，批判贵族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空虚。但也否定了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活动，把他们的改革比喻为一团轻烟，到头来只是一场虚空。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在俄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作者既看不到革命的力量，也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因而小说充满了悲观主义的情绪。

屠格涅夫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1876）反映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作者满怀激情地描写了民粹主义者渴望变革广大农民群众悲惨境遇的真诚愿望和献身精神，真实地展现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黑暗的现实。但作者否定暴力革命，认为革命者的事业不会成功，并由过去宣扬自上而下的渐进主义变为宣扬自下而上的渐进主义，认为只有用这种逐渐改良的办法，才能把俄国这荒芜的“处女地”开垦为良田。作者在小说的扉页上题辞：“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这里所说的“铁犁”，据作者自己的解释，不是指革命，而是指教育。

这一时期屠格涅夫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有《幻影》（1864）、《够了》（1865）、《旅长）（1868）、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春潮》（1872）、《普林和巴布林》（1874）、《表｝）（1876）等。这些作品，既有对贵族罪恶的揭露，也有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有的作品还表现出唯美主义和悲观情绪，反映了作者对社会斗争的厌倦。

屠格涅夫创作的终结是他晚年所写的以《散文诗》（1878一1882）为总标题的82篇小型作品。这些散文诗是他长期观察和思考的总结，其内容和倾向是多方面的。既有表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门槛》、《俄罗斯语言》，又有充满怀疑和悲观情调的《斯芬克斯》。《蔷薇曾经多么娇美……》，还有的作品脱离现实而带有神秘色彩，如《爱的凯歌》、《死后》。

屠格涅夫的代表作《父与子》构思于1860年8月，1861年6月完成，1862年3月出版。小说叙述的是年轻的贵族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田庄，同时带来了同学、平民出身的巴扎罗夫。巴扎罗夫的到来搅乱了一向平静的基尔沙诺夫庄园。他的冷漠的性格，粗鲁的举动和蔑视一切的思想几乎使庄园的每一个老贵族都无法忍受。阿尔卡狄的大伯父巴威尔·基尔沙诺夫挑起了与巴扎罗夫的决斗，结果自己却受了伤。后来在一次舞会上，巴扎罗夫认识并强烈地爱上了富有的贵族遗孀奥金左娃，但他被女方拒绝。最后，巴扎罗夫在一次解剖死于伤寒病的尸体时割破手指，感染而死。

《父与子》以俄国农奴制改革为背景，描写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两代人的相互关系和矛盾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的典型形象，表现了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冲突，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即1859年至1861年3月这段时间。当时的俄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国势危机，民情激愤。保守的贵族自由主义者与新兴的平民知识阶层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屠格涅夫敏锐地看到在俄罗斯现实生活中，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贵族知识分子正在没落，无法担负起社会进步的领导重任。而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平民知识分子比贵族知识分子优越，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新主人。他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违反了自己的阶级偏见，把生活中这一新的变化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后来在谈到《父与子》的创作意图时说：“……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是一个叫我大为惊叹的外省青年医生的性格（他在1860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这个性格给我的印象很强烈，同时却不太清楚；起初连我自己也不能透彻地了解它，于是我就聚精会神地倾听和观察我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检查自己的感觉是否真实似的。使我不安的是这个事实：我觉得到处都有的东西，在我们全部文学作品中却连一点迹象也看不见……”屠格涅夫决定把这种新主人公——一个具有民主主义信仰的人，一个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置于小说《父与子》的中心，力求极为客观地描写他的一些本质特征。小说对主人公巴扎罗夫形象的描绘有不够真实准确之处。他没有把巴扎罗夫理想化，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站在未来的门口”、“注定要灭亡的人”，“一个类似普加乔夫之类的奇怪人物”。由于历史的局限，屠格涅夫当然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真正主人是即将产生的无产阶级，然而，发现和描写当代生活的新主人公，正是屠格涅夫在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伟大贡献。

在《父与子》中，屠格涅夫通过巴扎罗夫形象，艺术地说明了平民知识分子是新时代的胜利者，而贵族地主阶级已经没落，已经成为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小说中巴扎罗夫和地主巴威尔的几次争论，是两种力量和两种观点的正面交锋。巴扎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的胜利，动摇了贵族地主的生活基础和乐观主义，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和历史的必然要求。巴扎罗夫不仅在政治上击败了贵族地主的代表巴威尔和尼可拉，而且在精神上也大大优越于他们，更充分更深刻和更完整地显示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巴扎罗夫形象，屠格涅夫不仅否定了老一代的贵族地主，而且无情地批判了年轻一代的贵族地主的代表阿尔卡狄，从而说明整个贵族地主在历史上的作用已消失殆尽。此外，小说还通过描写农民拒绝交租，肩工起来捣乱，家奴们不到门前欢迎主人，农民都贫穷得像乞丐一般等社会现实，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的一些社会特征，表明了废除农奴制度是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小说名为《父与子》，实际上写的不是两代人的“代沟”冲突，而是反映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自由主义者的矛盾。书名象征着当时两大对立阵营、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

主人公巴扎罗夫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他出身平民，是彼得堡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他正直、诚实，有着清醒的头脑，富有朝气，而且知识渊博，对旧事物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这个形象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革命性。他不再是贵族知识分子的追随者，而是时代的新主人。他的这种革命性首先表现在他全面地否定沙皇统治的现存秩序，崇信虚无主义。他认为当时找不出“一个不需要完全的、彻底地破坏的制度”，“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定”。这就清楚地表明他的否定一切虽不乏片面，但却是建立在对封建制度和自由主义改革不满的基础上，是从平民价级的立场出发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此，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在当时是进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恰如屠格涅夫自己所说，虚无主义者可以当作“革命者”来理解。其次表现在巴扎罗夫对贵族阶级的蔑视和以自己是平民而自豪上。巴扎罗夫深知劳动人民在自己一边，确信真理在自己手中，确信自己是时代的英雄，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蔑视贵族阶级。这种历史优越感，在巴扎罗夫与巴威尔的几次论战和后来的决斗场面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在论战中，巴扎罗夫镇定自若，充满信心，往往只用简单几句话，就准确有力地击中对方要害，又能不动声色，不像巴威尔那样失去自持。当巴威尔约他决斗时，他慷然应允。在决斗中，他为负伤的巴威尔包扎伤口，并与他和解。他这样处理，都是从有利于平民的声誉和利益出发的。这就充分表现出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精神境界都大大高过于贵族地主，就连巴威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贵族的光荣已成为往事。

巴扎罗夫性格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和人民的密切联系。这同贵族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贵族知识分子以其脱离人民为主要性格特征，而巴扎罗夫则相反。小说以许多难得的细节描写表现了巴扎罗夫的这一性格特征。他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农村与农民交谈，贵族家的仆人把他看成是朋友而不是老爷，农奴的孩子也和他厮混得很熟，经常跟在他后面跑，等等。此外，屠格涅夫还写到了巴扎罗夫重视自然科学，有实干精神。这也是平民知识分子性格的一个特点。对巴扎罗夫描写，既反映了屠格涅夫对历史进程的进步的态度，也表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他是第一个注意并反映了俄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类新人物的俄国作家。

巴扎罗夫是一个有缺点的“新人”，他的性格也存在着矛盾和缺陷。他虽以祖父种过地而自豪，却看不起农民，并嘲笑他们。同时，农民也称他为少爷，没有把他当作自己人。他肯定唯物主义，却不能和庸俗的唯物主义划清界限。他只承认感觉，否定抽象概括。他只重视自然科学而否定文学艺术的作用。他把社会的人看成动物的人。他只看到眼前，不顾及未来。他为解放农民而努力，又希冀农民的感恩，担心解放后的农奴会忘记自己。他的功利主义带有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一切，构成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性格。因此，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贵族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都对屠格涅夫发出责难。他们或者只看到平民知识分子的缺点和不足，认为作者美化了他们；或者只承认平民知识分子的优点，认为作者丑化了他们。从对巴扎罗夫形象的全部描写中，我们看到，屠格涅夫比较真实地描写了这个人物，但并不喜欢他，而且让他最后在一次偶然的医疗事故中感染传染病而死去，没有让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让他永远站在“未来的门口”。这又暴露了作者温和的改良主义立场，是他要使巴扎罗夫及其事业“注定要灭亡”的意图的体现。当然，从总体上说，屠格涅夫通过巴扎罗夫形象，反映了当时两个阵营、两种观点的斗争，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对于推进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他的艺术描绘符合生活的逻辑，是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的。

在艺术上，《父与子》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小说在描绘时代面貌，反映当时思想斗争，塑造“新人”形象等方面都很有特色，尤其是结构艺术、表现手法和心理描写等方面，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

1．结构严谨紧凑。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短短的两个月中，由几次产生重大后果的论争构成。矛盾冲突比较集中地发生在三个庄园，故事情节进展迅速，线索分明，由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与三个庄园的往来活动串联成一个整体，次序井然，毫不繁琐。小说一开头，作者就把主人公放到同他格格不入的贵族地主的环境里，使他的性格以及作品的矛盾冲突迅速地展开。通过主人公对他的周围人们的态度以及与他们的争论，全面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性格和观点。作品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却很好地反映了当代政治生活，表现了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冲突。

2．运用多种表现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在性格描写上，《父与子》主要采用反衬法，即以相互对立的性格来加以对照和衬托，突出人物性格的典型特征。作品重视在对人物作深刻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上，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暗示他们的思想。在小说中，巴扎罗夫和巴威尔不仅在思想观点、言谈举止、接物待人等方面相互映衬，而且在外表和服饰方面也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作者还善于通过对话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巴扎罗夫和奥金左娃关于恋爱的一段对话就十分精彩地揭示了两人的性格和立场。此外，通过平淡的肖像描写，体现人物的性格。如巴扎罗夫出场时的肖像描写：高个子，穿一件宽大带穗子的长外衣，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上平下尖的鼻子，带绿色的大眼睛，淡茶色的下垂的连鬓胡子，深黄色的头发，隆起的头骨，薄薄的嘴唇。这段平淡无奇的肖像描写，就把一个思想深邃、意志坚强、蔑视贵族、善于争辩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比较准确地体现出来。

3．以动作揭示心理特征。心理描写是屠格涅夫擅长的艺术手法之一，但他反对过于细腻的心理分析。在《父与子》中，心理分析运用得较少，但以动作揭示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的手法却很有特色。例如在作品开头，阿尔卡狄把巴扎罗夫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时，巴扎罗夫是“停了一忽儿才把手伸给他”。在这里，作者通过握手这个动作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巴扎罗夫看不起贵族，不愿与贵族握手，但对方是同学阿尔卡狄的父亲，又主动伸过手来握，自己如果不与他握手，在礼节上说不过去，所以他“停了一忽儿才把手伸给他”。又如，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去见奥金左娃时，阿尔卡狄吃惊地接连发现巴扎罗夫的反常动作。这些反常的动作也很好地表明了巴扎罗夫被这个富有的、风韵犹存的贵族遗蠕所吸引的心理状态。

此外，在《父与子》中，人物语言也很有特色，符合人物的身份。巴威尔的语言中常有许多独特的、显示地主阶层特殊语言特征的词语和大量外来语，巴扎罗夫则常常使用一些拉丁语——一医生的专业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