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3

　　接下来的几天和几星期，我哥哥以一副陌生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看着画面上这个对家庭不闻不问，很多时间都在乘游艇、开派对的男人，我最初是抵触的。太丑陋，也太真实了。有线电视新闻播出了他的一些照片。有一张照片上，他抽着雪茄，跟一位著名运动员勾肩搭背；另一张照片上，他在除夕晚会上举着一杯香槟酒。这些照片只能进一步说明他过着一种轻浮放荡的生活，也使人们看到整个这场悲剧的不可避免。

　　为了把问题讲清楚，阿道夫森家的发言人——一个名叫爱德华的男人，他接到内弟去世的消息专程飞过来——对当地一位记者动情地介绍卡杰温和的性格和善良的为人。我带着一种奇怪的痴迷看着这一切。莫妮卡当然没有接受这样的采访。一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在晚间新闻里看见纳特的那条帆船“过把瘾”，停在那不勒斯港口，还有一个清单，上面列着他去北部之前可能到过的地方。我们从那些记者口中得知，我哥哥星期一早晨从河湾旅馆退房离开，乘出租车前往那不勒斯市机场，然后飞往坦帕国际机场，再转机回家。那天下午，他经常租用的机场豪华轿车在等着接他。司机认出了这位常客，描述他当时的神态紧张不安，“像是赶不上什么重要的大事了”。但司机并未多想，他对着镜头说，他经常碰到这样的乘客。同样，当他看到一个男人——显然是卡杰?阿道夫森——站在河谷大道那座大房子门前的台阶上，似乎在等他的这位乘客时，也并未觉得有什么奇怪。司机说他以为此人“是那家伙的兄弟，是嫌疑犯的兄弟”，这句话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认为值得注意。我不明白他为何这么说，卡杰和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不过换句话说，当时的情形确实也没有任何异常。司机帮助乘客搬下行李，收取了车费，就离开了，这时真正的大戏才开场。

　　莫妮卡当时已经在楼上收拾两个儿子的衣物。提多和奎因在后院跟他们的树屋告别。纳特看到妻子的男友站在他家门口，肯定感到很意外，他推开卡杰，直奔楼梯，卡杰跟在后面。几个星期后我听哥哥讲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很想知道卡杰站在外面打量四周，等待女友收拾东西离开她的旧居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隐约相信他是在思索夫妻一场到头来何其可悲，鬼鬼祟祟地窥探对方的生活——实际上是把曾经爱过的人变成了敌人。同时，我又希望他是给自己画了一条底线，断定自己绝不是那样的人，死皮赖脸地闯进另一个男人家里。他赢得光明正大，同时愿意对我哥哥表示出基本的尊重。当然啦，他不可能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了解我哥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至少我相信莫妮卡不会把什么都告诉他，他也不会认识我看见纳特与之厮混的那个姑娘。他大概只知道一场婚姻解体了，在两个男人的较量中他占了上风。直到纳特冲进房子，抓起高尔夫球杆的那一刻，这一直都是一场公平竞争，是情敌之间的恩怨。

　　也许它是放在沙发上的。或是靠在墙上。我曾在许多不同地方看见过它。纳特这个人，随时随地都需要愉快的休闲时光和轻松的娱乐活动。因此，球杆就在那儿——他一把抓起，拄着它一步两级地奔上楼去，发现妻子正在结束把两个儿子从他生活中清理出去的工作。事情发生时，孩子们在后院。整个过程也就三十秒，也许一分钟。他们没有看见或听见父亲把瑞典人击打致死，然后扔掉高尔夫球杆，重新走到外面傍晚的天色中。

　　可是他当初为什么要回来呢?他说，最后归根结底还是勇气的问题。他太多次对自己失望了——三个星期后他在多伦多当监狱里等待审判时告诉我——他一直都没能力去做他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即离开这里，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他能够像他打算的那样，消失在恭候着他的辽阔的美利坚，那么一切都会找到各自恰当的位置。那是他唯一需要做的事。然而，当他开始人生的这一旅程时，却并未感觉自己像换了个人。没有获得新生。他失去了所熟知的那些界限——家庭的安全感，先是爸爸妈妈，之后是一个弟弟和一位善良的叔叔，然后是妻子，最后是两个孩子——他所渴望的自由的滋味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妙。以前总有让他回归的东西。你需要逃离的，恰恰是你无法割舍的，这是不是最大的讽刺呢?他发现苍茫世界里等待着他的只有孤独，而对此他并未做好心理准备。他没法驾驭那样的生活。他骨子里不是那样的人。不到两天他就看清了这点。

　　他讲述这个故事时，我看着他的眼睛。他坐在探视室的树脂玻璃后面，两个胳膊肘撑着，手拿一只电话贴在耳边。我坐在玻璃的另一边。他的声音尖细而遥远，实际上若没有那道玻璃屏障，我伸手就能摸到他头上的头发。

　　“你是骑车过来的?”他说，“你总是干那种傻事。”

　　“车锁在外面。听说这里小偷很多。”

　　他笑了，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

　　他走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心情沉重。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计划。对他来说什么都失去了意义。整个世界摆在他面前，可他却根本不知道拿它做什么。他说，美妙的幻想到头来变成了这样——令人窒息的现实，充满悔恨。阻碍他的是事情的最终真相，即他根本无法离开。他不具备打个响指就消失的气质。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说，一边探身用电话轻轻敲着玻璃，然后又把电话贴在耳边。“知道吗，我在那不勒斯漫无目的地游荡，甚至想不起来我在那里要做什么。我怎么也没法理解我为什么不感到欣喜若狂。我自由了，不是吗?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呀。我们都有这个梦想。生活太压抑了，每个人都渴望自由。”

　　“不是所有的人。”我说。

　　“我就是那个时候顿悟的。当时我站在伸入大海的那个码头上，地平线上就是墨西哥，不管往哪个方向去我都能得到自由。就在那个时候，我看清了你我之间的差异。我就是没法像你那样消失。因为我跟你不一样。”

　　我断定他是想惩罚我。正如他把丽莱勾引上床也是为了惩罚我。但是我仍然不理解，为什么他在这严酷的人生阶段还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来支配我。片段3

　　接下来的几天和几星期，我哥哥以一副陌生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看着画面上这个对家庭不闻不问，很多时间都在乘游艇、开派对的男人，我最初是抵触的。太丑陋，也太真实了。有线电视新闻播出了他的一些照片。有一张照片上，他抽着雪茄，跟一位著名运动员勾肩搭背；另一张照片上，他在除夕晚会上举着一杯香槟酒。这些照片只能进一步说明他过着一种轻浮放荡的生活，也使人们看到整个这场悲剧的不可避免。

　　为了把问题讲清楚，阿道夫森家的发言人——一个名叫爱德华的男人，他接到内弟去世的消息专程飞过来——对当地一位记者动情地介绍卡杰温和的性格和善良的为人。我带着一种奇怪的痴迷看着这一切。莫妮卡当然没有接受这样的采访。一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在晚间新闻里看见纳特的那条帆船“过把瘾”，停在那不勒斯港口，还有一个清单，上面列着他去北部之前可能到过的地方。我们从那些记者口中得知，我哥哥星期一早晨从河湾旅馆退房离开，乘出租车前往那不勒斯市机场，然后飞往坦帕国际机场，再转机回家。那天下午，他经常租用的机场豪华轿车在等着接他。司机认出了这位常客，描述他当时的神态紧张不安，“像是赶不上什么重要的大事了”。但司机并未多想，他对着镜头说，他经常碰到这样的乘客。同样，当他看到一个男人——显然是卡杰?阿道夫森——站在河谷大道那座大房子门前的台阶上，似乎在等他的这位乘客时，也并未觉得有什么奇怪。司机说他以为此人“是那家伙的兄弟，是嫌疑犯的兄弟”，这句话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认为值得注意。我不明白他为何这么说，卡杰和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不过换句话说，当时的情形确实也没有任何异常。司机帮助乘客搬下行李，收取了车费，就离开了，这时真正的大戏才开场。

　　莫妮卡当时已经在楼上收拾两个儿子的衣物。提多和奎因在后院跟他们的树屋告别。纳特看到妻子的男友站在他家门口，肯定感到很意外，他推开卡杰，直奔楼梯，卡杰跟在后面。几个星期后我听哥哥讲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很想知道卡杰站在外面打量四周，等待女友收拾东西离开她的旧居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隐约相信他是在思索夫妻一场到头来何其可悲，鬼鬼祟祟地窥探对方的生活——实际上是把曾经爱过的人变成了敌人。同时，我又希望他是给自己画了一条底线，断定自己绝不是那样的人，死皮赖脸地闯进另一个男人家里。他赢得光明正大，同时愿意对我哥哥表示出基本的尊重。当然啦，他不可能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了解我哥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至少我相信莫妮卡不会把什么都告诉他，他也不会认识我看见纳特与之厮混的那个姑娘。他大概只知道一场婚姻解体了，在两个男人的较量中他占了上风。直到纳特冲进房子，抓起高尔夫球杆的那一刻，这一直都是一场公平竞争，是情敌之间的恩怨。

　　也许它是放在沙发上的。或是靠在墙上。我曾在许多不同地方看见过它。纳特这个人，随时随地都需要愉快的休闲时光和轻松的娱乐活动。因此，球杆就在那儿——他一把抓起，拄着它一步两级地奔上楼去，发现妻子正在结束把两个儿子从他生活中清理出去的工作。事情发生时，孩子们在后院。整个过程也就三十秒，也许一分钟。他们没有看见或听见父亲把瑞典人击打致死，然后扔掉高尔夫球杆，重新走到外面傍晚的天色中。

　　可是他当初为什么要回来呢?他说，最后归根结底还是勇气的问题。他太多次对自己失望了——三个星期后他在多伦多当监狱里等待审判时告诉我——他一直都没能力去做他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即离开这里，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他能够像他打算的那样，消失在恭候着他的辽阔的美利坚，那么一切都会找到各自恰当的位置。那是他唯一需要做的事。然而，当他开始人生的这一旅程时，却并未感觉自己像换了个人。没有获得新生。他失去了所熟知的那些界限——家庭的安全感，先是爸爸妈妈，之后是一个弟弟和一位善良的叔叔，然后是妻子，最后是两个孩子——他所渴望的自由的滋味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妙。以前总有让他回归的东西。你需要逃离的，恰恰是你无法割舍的，这是不是最大的讽刺呢?他发现苍茫世界里等待着他的只有孤独，而对此他并未做好心理准备。他没法驾驭那样的生活。他骨子里不是那样的人。不到两天他就看清了这点。

　　他讲述这个故事时，我看着他的眼睛。他坐在探视室的树脂玻璃后面，两个胳膊肘撑着，手拿一只电话贴在耳边。我坐在玻璃的另一边。他的声音尖细而遥远，实际上若没有那道玻璃屏障，我伸手就能摸到他头上的头发。

　　“你是骑车过来的?”他说，“你总是干那种傻事。”

　　“车锁在外面。听说这里小偷很多。”

　　他笑了，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

　　他走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心情沉重。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计划。对他来说什么都失去了意义。整个世界摆在他面前，可他却根本不知道拿它做什么。他说，美妙的幻想到头来变成了这样——令人窒息的现实，充满悔恨。阻碍他的是事情的最终真相，即他根本无法离开。他不具备打个响指就消失的气质。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说，一边探身用电话轻轻敲着玻璃，然后又把电话贴在耳边。“知道吗，我在那不勒斯漫无目的地游荡，甚至想不起来我在那里要做什么。我怎么也没法理解我为什么不感到欣喜若狂。我自由了，不是吗?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呀。我们都有这个梦想。生活太压抑了，每个人都渴望自由。”

　　“不是所有的人。”我说。

　　“我就是那个时候顿悟的。当时我站在伸入大海的那个码头上，地平线上就是墨西哥，不管往哪个方向去我都能得到自由。就在那个时候，我看清了你我之间的差异。我就是没法像你那样消失。因为我跟你不一样。”

　　我断定他是想惩罚我。正如他把丽莱勾引上床也是为了惩罚我。但是我仍然不理解，为什么他在这严酷的人生阶段还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来支配我。

　　提多和奎因的情况和预期的一样好。我没有正面跟提多谈及这件事，没有说他爸爸用一根高尔夫球杆打碎了一个男人的脑袋。因为这件事太严重、太混乱，令人无法理解。十一月中旬，我带他们去了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称之为提前赠送的圣诞礼物。我知道他们需要彻底离开原来的学校，离开多伦多，因此我陪伴他们上了飞机，飞往那个气候温暖的地方。一到那儿，光是空气里的味道就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我们去了跳板瀑布，在台风湖玩了冲浪池和鲨鱼礁。我想，他们至少能够暂时忘记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两天后，当我们驱车前往卡纳维拉尔角，去游览宇航员名人堂时，提多转过脸来说道：“到了那个时候，我不会怪你的。”

　　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便说：“如果你愿意，可以解释一下。”

　　“审判。”

　　“不知道我会不会受到传唤。”我说。

　　“哦，肯定会的。”

　　“我想，你爸爸可能不愿意听到我说的关于他品德信誉的那些话。”

　　“如果你去作证，不要美化。”

　　“我想我不会的。”

　　“只需记住他做的事，”他说，然后扭头看了看睡在后座上的弟弟，“奎因仍然以为只是打了一架。卡杰只是出远门旅游去了。”

　　佛罗里达的景色在窗外掠过，公路两边的沼生栗子树的树枝上，挂着广告牌和被风吹起的塑料袋，就像洗净晾晒的衣服。

　　我看着提多，发现他已经完全是他父亲的翻版。刚毅有力的下巴，英俊的高颧骨。长长的头发把眼睛挡住了一半。

　　我在过去几个星期就注意到他已经开始变声了。

　　“你比你爸爸坚强，”我对他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他望着窗外。没有看我，也没有说话。

　　“你不会像他一样的，提多。”

　　他猛一转头，甩开挡住眼睛的头发。“你说得倒蛮肯定的。”他说。

　　“我对这点的确定超过任何事情。”

　　他认为他获准窥探了一下自己的未来，或局部的未来，他看到的东西令他不安。

　　然而我哥哥的性格不是他儿子的宿命。笼罩提多的沉默和忧思，跟我们父母去世后我在纳特身上看见的那种渴望被人接受的饥渴完全相反。直到度假结束，提多的脸上和内心都是忧虑重重。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他两眼发呆，或双手抄在前兜里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鞋尖。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在努力抗争。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可能性。但他内心仍隐约存在某种东西——也许是道德心这样的基本素质——因此我相信他会更加艰难地抗争，去寻找世界上的善。我试图帮他看清自己的这一特点。

　　一个月来，两个男孩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接受心理咨询，努力使生活回到正轨。可以想象继续住在卡杰的房子里非常别扭，原因不言自明，但他们反正也不会住多久了。一旦河谷区的房子脱手，莫妮卡打算在多伦多西头买一座新房子，在不离开这座城市的前提下，离这两个地方越远越好。

　　我几次骑车过去，看见房屋中介的牌子已经挂了出来，草地上竖着一块黑色和红色相间的标牌，在秋风中凄惶地摇摆，令人心酸地提醒我们，梦想竟能这样远远地偏离轨道。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希拉里拿着一瓶红酒过来庆祝。那天她把她的那本论文集寄给了美国一家大学出版社，得到的会是赞赏还是冷遇，她还不知道。但这个项目终于完成了。她觉得很开心。现在我们只是朋友了。我跟她说了我打算回马德里，我和伊莎贝尔想再给对方一次机会。她听了这个消息并不吃惊。我怀疑她认为在凶杀案带来的影响中，我的内心发生了震动，需要与那些最亲近的人重修旧好。

　　吃过晚饭，我们打开新闻，听到台风肆虐菲律宾吕宋岛的消息。我一开始没有联想起来，其实那就是希拉里以前跟非政府组织一起工作的地方。三个村庄消失了。画面令人震撼——铁皮屋顶，被摧毁的棚屋，牙签般的大树，玩具般的汽车，浑浊的泥浆席卷了一切。希拉里立刻在网上搜索具体细节，接下来的几天，她跟马尼拉的几个老熟人取得了联系，制定了一个回去帮忙的计划。两个星期后，我开车送她去机场，说我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在这里只是浪费时间，现在终于要去她需要去的地方了。“有时，好事是由最惨烈的灾难带来的，”我说，“也许这么说太可怕了，但确实如此。”

　　“这是美好的一年。”她说。

　　我点点头，继续开车。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这么说过。”

　　“对我来说这也是美好的一年。”我说。

　　其实这并不全是实话，从总体上来说不是，但与希拉里相关的部分是美好的。迈尔斯和霍丽又退回到了他们所属的过去，现在希拉里要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没有邀请我前往，我对此也不感兴趣。

　　霍丽是否知道她女儿曾对我哥哥以身相许，而在几天之后我哥哥就犯下了第二桩更为严重的罪行?我始终不知道。但是，就像她秋天会在花园里翻土一样，她可能也会疑惑最近的家庭变故是否与我们三个在蒙特利尔的最后那个夜晚有关。她是否想知道，迈尔斯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戏剧性的话，我们三个会在哪里?偶尔神思恍惚之间，我会想象我们在希腊某个烈日炎炎的岛屿上，像过去一样吃吃喝喝，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获得更美好的未来。可是，如今霍丽消失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幻影，像遥远的菲律宾的那些村庄一样被卷走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希望铭记她年轻时候的模样。

　　那天下午，送希拉里到机场后，我绕道去了那片已经二十多年没去的墓地。那是一个寒冷的晴天的傍晚，我一直在考虑三个月前伊莎贝尔用冰块贴着我脸时提出的那个问题。我在这里的时候，有什么事是我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我找到那块墓碑时，天已经擦黑，我站在迈尔斯的墓旁告诉他，我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的成功与失败，我娶的女人，我和她生的女儿，我希望他安息，希望也许此刻正看着我们的他知道我从未背叛过他。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摘编仅作学习交流，非商业用途，所有文章都会注明来源，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快速处理或删除，谢谢支持。

(原文章信息：标题：未来·我打算回来，这里才是我想待的地，作者：佚名，来源：全息网，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