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有很多种。有的人只钟情于一种严肃的文学；有的人注重文字的优美，而不喜生硬的知识与思想；还有的人拥有太多理论，往往将理论套用于作品。第一种重意义与精神，第二种重文本与修辞，第三种则近乎研究和知识。目前多的是第三种批评。法国文论家蒂博代在其《六说文学批评》中也将批评分为三类：“一是即时的批评，即报刊文学记者的批评；其次是职业的批评，即大学教授的批评；最后是大师的批评，即公认的作家的批评。”我们共同的感觉是专业的批评多了，但大师的批评太少了。

 

　　批评的症结：缺乏形式与思想的自由

 

　　我曾给学生推荐过若干篇20世纪批评家写的美文。如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中谈繁漪的那一节，评论家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和理解心走进了作品，似乎跟着主人公一同生活，一同孤独，一同遭受无端的折磨、愤懑，直到忍无可忍地雷雨般地发怒。此种感性在现在的文学评论中已很少见。可以想象，钱谷融对《雷雨》的熟悉犹如对自己的熟悉，他曾无数次地玩味过这部作品和其中的人物，所以一旦写下文字，就仿佛走进了人物的内心。这样的文章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是动了情的。但在消费阅读的今天，在学院派八股文式的评论中，这样的美文必然被批评为幼稚和不懂学术规范。

 

　　我还给学生推荐过傅雷批评张爱玲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既是一篇美文，也是一篇十足真诚的批评范文，从中我们至少能得到如下收获：对时代的把握、深入的阅读、真诚的批评、深刻的人生体验、广泛的艺术修养。我们得到的不仅是对张爱玲的真诚劝告，还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以及对人生箴言式的体悟。

 

　　今天还有这样的美文吗？当然少。可即使有，它还有发表的可能吗？当然不易。我们处在一个过于注重规范而轻视才华的时代。我们把批评家都当成了工具。我们很少把批评家当成作家。而即使是作家，也被学者所轻视。

 

　　批评在今天的学术中失去了双重自由：形式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今天的批评到处都是知识罗列的学究式的考据文章，而很少是原来那种感性的、先锋的、年轻的美文，似乎批评家再也走不进文本，同时也与时代疏离。

 

　　批评的深度：文学立场

 

　　很多人都说要恢复文学评论的公信力，那么，怎么恢复？我觉得还得从文学评论自身做起。文学评论首先应恢复其鲜活的与时代贴近的形式，然后要与时代接气，最后要养气、提气，使文学拥有鲜活、独立、自由的品性。这就是批评的维度。我始终觉得，批评有两个维度，一是要站在文学的本质立场上，维护文学的精神、立场、独立与自由，对所有的文学都发出真诚的批评。作家和批评家应像傅雷所说，维护文艺女神的贞洁。二是要站在当下的维度来观察，把文学放进时代的气场去体验和批评，使文学始终与当下的现实密切相关，使文学与评论在时代中在场。评论是有见地地发出真诚、深刻、让作家和读者都信服的声音。

 

　　事实上，第一个维度本身也有多重维度。从大的方面来看，文学有两部分构成，一是文字的形式，即文本，包括结构、修辞等；二是文字背后的思想、精神，即意义世界。前者是载体，后者则是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两者是一个整体。一个人说话，语言只是一个形式，所要表达的内容才是目的。即使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是如此。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常说的一个真理。但有两个人使这种存在发生了弯曲。一是索绪尔。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使语言从一种简单的载体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一种可以独立的存在。他将语言作为一种科学的手段加以分析，使这种类似于空气的存在变得有了规则，有了其自身的秘密。一是海德格尔。他对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提出“原初命名”这一诗学概念，并且宣称“语言是存在的家”。他强调了语言对人类的重要性，同时说明语言和存在密不可分。如果非要把语言与存在本身分开，那么，语言也就被吹散于空中，不可能有其形式。在这里，存在就是一个意义世界。

 

　　白话诗歌从发端到现在已快百年。在不同时期，总有一些人对其形式进行探索。如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早期的实践主要在于格律，“戴着脚镣跳舞”是他们对诗歌美与自由的总结。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时期，口语诗流行，诗人追求汉字内部的韵律。但这两次探索均未形成共识。诗歌的门槛越来越低，仿佛只要说话就可以成为诗歌。在诗歌的评论上，我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标准。

 

　　小说的批评世界似乎稍好一些，但其实也是表象。小说的世界比诗歌大，承载的意义广阔得多，这就使得小说的批评往往流于意义的阐释，对小说本身的形式美讲得少了。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先锋小说上场，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在那时，形式主义并非贬义，而仍是一次关于文体的革命。形式甚至就是内容。小说家在运用语言、叙事手段等方面显示了从未有过的聪明与机智。此后，作家们再也不愿意到现实主义那种鲜明批判社会的运动场上，他们对文以载道的理解有些过了，以至对道本身产生了反感。他们只重视感性。理性退却了。这导致从90年代那场绵延数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之后长达近20年的缄默。文学失去了声音。

 

　　我这样叙述是要揭示一个事实，即批评的失范、批评的无意义。批评者与先锋派作家一样，都在说一些形式主义的话语。新世纪之后，在大学的学术机制下，批评家又被另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文所束缚。

 

　　批评的广度：时代气场

 

　　第二个维度看上去要好把握些，因为每个批评家都生活在当下，对当下的体认最为真切。然而，批评家是否优秀也恰在对当下的把握中得以体现，因为当下的世界对不同的批评家是不同的。如果说前一个维度体现了一种纵深的理念，那么，第二个维度就是体现广度、宽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的经纬。

 

　　我们常看到批评家在阐释一部作品时套用大段理论，用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言说。这样浩大的阐释没了感性的解读，失了最初的判断，也忽略了横向的比较，最重要的是与时代的气场相隔绝。文艺女神也许无法原谅今天的批评家那种八面玲珑的笑脸。今天的批评家太忙了，所要奔赴的名利场太多了。没时间养气，更不要说养浩然正气了。批评家最神圣的那道门彻底失守了，批评的公信力从哪里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批评的宽度，即批评的视野。只是一个狭窄的纯文学视野，还是一个广阔的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文化视野？只是一个中国文学的视野，还是一个世界文学的视野？抑或只是一个表象的社会视野，还是一个深层的人性哲学视野？这也许是今天批评家面临的最大困惑。

 

　　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哗然而来，我们根本来不及准备和消化。批评家最明智的选择是静观默修。然而，这个时代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如果不了解甚至不关心这个时代，那么所谓修行的气场也就几乎不在了。在任何时代，在批评家的欢场上，都不能没有文艺女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