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德国谚语：“一个家庭没有书籍，好比一间房屋没有窗户。”德意志民族对于书籍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尤其是优秀的世界文学译本，为坐观天下的德国公民打开了一扇瞭望他国文化图景的精神之窗。许多外籍作家如巴西的保罗·科埃略、日本的村上春树，由此相继进入德语文学视野并受到广大书迷的追捧。而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更是成为各大报纸、期刊书评版的主打推介对象。

 

      但此次莫言获奖显然是令德国的文化传媒陷入到相当程度的无所适从。《时代周报》记者托马斯· E.施密特（Thomas E. Schmidt）的一句发问代表了很多人的疑惑：“他既非异议人士，也不算御用文人，他的名字有所耳闻，作品却少有人读过。莫言究竟是谁呢？”

 

      德语文学界的意见领袖很快分裂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方面是久负盛名的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的热烈欢呼：“再也没有比莫言更合我意的人选，毋庸置疑他是实至名归。”这位在德国公众中的影响力仅次于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蜚声国际的文坛老骥甚至认为莫言的文学地位堪与福克纳比肩，“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

 

      另一方面，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马尼亚裔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在接受瑞典《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采访时表示，莫言获诺奖不啻为一种“灾难”，当她得知评委会的这一决定时“差点没哭出来”。

 

      如此大相径庭的诋毁或赞美也可看作是不同作家的文学创作观、价值观，乃至社会观和历史观的悖反或应和。

 

      莫言在西方被定位为中国官方作家，并不符合主流媒体对于诺奖获得者的身份期待，而瓦尔泽振臂一呼，再一次彰显了他对所谓“政治正确性”的一贯嘲弄。1927年出生于博登湖畔的瓦尔泽常因其言行出位而被贴上各色标签：六十年代反对越南战争，被人斥作“共产分子”；八十年代直言自己“无法接受德国分裂的事实”，又被划归右翼保守阵营。1998年，瓦尔泽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的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称奥斯维辛已经出于世俗目的而被“工具化”了，认为悔罪应该是一种内心活动而非外表作秀。此番言论遭到德国犹太人协会的谴责，之后不断有人泼出的“反犹”脏水令瓦尔泽百口难辩，深感浑身污点纵使跳进博登湖里都洗不清。他与德国“文学教皇”、犹太批评霸主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之间的多年口诛笔伐和历史宿怨也已成为无法愈合的伤痛。今年三月，瓦尔泽在八十五岁生日之际接受德新社记者采访，表示“是非之争令我越来越感到神经紧张。有时我想，沉默也许是应对当今世界局面的唯一恰当的反应。假如所有人都不说话，我们今天可能还活在天堂。”

 

      瓦尔泽是2008年11月访华期间在北京歌德学院的一次文化沙龙上与莫言相遇相识的。活动开始前他已在大街上看见莫言骑着一辆单车驶入幽暗的小巷，相形之下，德国的两轮工具简直成了不实用的玩意儿，“他仿佛一下子驶进了我的心里。”瓦尔泽特别欣赏莫言对待历史的态度：“我还从未见过哪个作家像他那样，在当代情节中融入如此多的历史叙事，由此一来，文学也就成了一个国家的秘史，所有的过往在莫言那里都充盈着感性的细节，不是用来告知，而是用来倾诉。”瓦尔泽自己也曾说过，所谓历史，其实无异于今天鲜活的日常生活，政治和媒体将其压缩、过滤，提炼出观点，而文学却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细节。

 

      莫言的小说在瓦尔泽看来“具有一种冲击力和丰富性，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描述。所有值得一提的小说无不是在刻画人物的冲突。当人们发现他们的情感、全部存在必须屈从于现行的习俗、道德和法律制度的时候，冲突就会出现。莫言亦是在冲突中呈现令人眩晕的叙述张力……小说的叙述者爱他塑造的所有人物，他们身上有他的存在——即使他们犯下或不得不犯下可怕的罪行。今天谁要想谈论中国，应该先去拜读莫言的作品，他在我心中的排名与福克纳不相上下。”

 

      瓦尔泽还强调，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不求闻达，只愿表达，它只是在表达一种生命体验。但这样的观点德国汉学家顾彬并不认同，他在德国之声的访谈中说：“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曾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稍后，他又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重申：“莫言描绘了他的心灵创痛，他描绘了过去的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他笔下的群像画廊令人眼花缭乱，总是那么恢宏霸气的场面。公平起见，我必须承认，他的确有一批读者，但马丁·瓦尔泽称他是现世最伟大的小说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莫言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所采用的叙事模式早在1911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就已多见，同时也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示。”顾彬认为，莫言在现代小说技法上所做的实验性探索极为有限，其社会批判题材也并未超出鲁迅二十年代的窠臼。

 

      一言以蔽之，顾彬对于莫言的批评在于他不够具有现代心智（modern mind），未能将中国百年新文学的成就推向一个新的标高。

 

      纵观历史，1917年以来白话文学在中国的全面推广不仅是一项语言革命，更是一种将书面汉语纳入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努力，进而成为一个在语言功能上与西方话语同构的开放性系统，其中国特征是：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汲取养分，又可转化当下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词汇的生成潜力。正是微妙地维持这三种功能之间的生态平衡，而不是通过任何激进或保守的文学运动，才证实了这个新系统的“活”的开放性，也才产生了有着革新内涵的、具备陌生化效果的生效文本。

 

      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的莫言，是经历过政治的狂风骤雨和改革的狂飙突进的一代，亦是在沉重的时代挤压中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一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从“新诗潮”运动开始，中国文学逐步摆脱政治工具地位，直至“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出现，才又重新承接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转型。

 

      不同于五四时期有过留学背景的新文学主将，莫言是从日常口语及民间文化的土壤中获取其语言的秘密生长力。诺奖评委会的授奖词称莫言的作品“很好地将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莫言自己也曾说过，民间口头传说是他创作的源泉。而西方现代文学带给他的影响更多地是通过一种交叉文化生成（transculturation）方式，如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本身就是谙熟法国超现实主义的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等西班牙语作家所做的西方表现手法的本土化尝试。

 

      有趣的是，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接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其间融入的中国民间文化因子最终成就了他自己的幻觉现实主义，也必将汇归世界文学的海洋，成为增进跨国交流、拓展人类经验的公共文化资源。

 

      德国著名的女批评家伊利斯·拉迪施（Iris Radisch）在《时代周报》上发表了题为《这是世界文学！》的评论文章，文中写道：“莫言是一名国家培养的作家、文革长大的孩子，他的创作素材来源于知识分子一向敌视并欲以净化的乡村传统和民间传说。有知情者说，没有文革，莫言不可能成为作家；没有文革，莫言不可能获得诺奖。然而，倘若有人想将其划入红色革命者之列，他一定是错了，因为那些原始朴拙、绚烂多彩、惊心动魄的作品完全打破了西方既有的区分现代与前现代、新潮与落伍、精英与大众的文学观念。莫言给了西方读者当头一棒，同时令人感到一种不可理喻、不知所措、痛并快乐着的感官折磨和恐惧。”

 

      拉迪施称，莫言小说中的肉体横陈、鲜血淋漓的刺激性场景鲜见于植根于基督教文学传统的西方现代文学范本。此中的文化差异，美国的一位中产阶级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经做出过解释：中国小说家没有经历过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礼仪和教养的驯化。读莫言的作品，时常要闭上眼睛、屏住呼吸。许多荒诞滑稽的情节（如《酒国》）、野蛮残暴的画面（如《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并不符合西方人惯常的轻描淡写、冷嘲热讽的阅读口味。此外，“小说中的鬼气森森、远非田园风光的乡村世界更令熟悉柏林、巴黎和纽约都市背景的欧洲读者感觉自己仿佛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光着屁股站在中国的红薯地里。”

 

      尽管如此，拉迪施还是认为：莫言的小说是卓越而奇特的。“取材于中国民俗文化的写作内容据莫言推测很难受到西方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喜爱。但他错了：莫言百无禁忌的书写将我们带回那段被人遗忘了的，充满惊悚、魔力和无休无止的故事的生命。”

 

      现年53岁的拉迪施是目前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自1990年开始为深具人文精神的《时代周报》副刊撰写书评，以敏感细腻、一针见血、时而又富有攻击性的文字风格著称。她还担任过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客座教授，主持德国电视一台（ARD）、电视二台（ZDF）的读书栏目。

 

      拉迪施在评论界的声名鹊起是从她2000年加入德国电视二台的“文学四重奏”组合开始，正是在这档家喻户晓的书评脱口秀节目之中，她与“教皇”拉尼茨基、作家兼批评家卡拉谢克（Hellmuth Karasek）等文坛大腕们坐到了一起。此外，拉迪施还是德国巴赫曼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2008年获得了德语语言协会颁发的语言文学媒体奖，2009年被法国文化部部长阿尔巴内尔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此次撰文力挺莫言的拉迪施三年前却毫不留情地给了赫塔·米勒恶评。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移居德国柏林的德语女作家赫塔·米勒曾“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坦诚，展示出无家可归者的景象”而问鼎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驱之不散的记忆阴影、独裁统治时期的罗马尼亚的那段生活经历赋予她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她说自己是“为被迫害身亡的挚友、以及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米勒以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语言魅力——她的语言属于一种“奥匈帝国”的传统，属于一片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俄罗斯语、乌克兰语、意第绪语以及日耳曼语交融混杂的文化风景，创造了一个深刻而精准地领会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文学入口。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米勒就凭借小说如《那时狐狸已是猎人》、《心兽》跻身当代最富有语言表现力的作家之列。

 

      不过，拉迪施在肯定米勒文学贡献的同时批评其新作《呼吸钟摆》矫揉造作，原因在于“这部小说不同于米勒的其它作品，并非是以罗马尼亚暴政下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而是取自古拉格集中营幸存者的访谈资料——其中主要是已经过世的毕希纳文学奖获得者奥斯卡·帕斯提约（Oskar Pastior）的生平履历。”特别是在凯尔泰斯·伊姆雷等作家的类似题材的文学杰作问世几十年之后，“米勒诗意盎然地用第一人称讲述格拉格集中营的二手故事实在是一种不小的冒险。”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只有当它本身就是表达目的，而非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表达手段的时候才真正具有艺术感染力。这也正是拉迪施褒“莫”贬“米”的原因所在。

 

      目前德国书店已能买到不少种类的莫言德语版作品，如：《天堂蒜薹之歌》、《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明年汉森出版社（Hanser Verlag）将推出《蛙》，而《檀香刑》不久前已由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发行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取得《生死疲劳》德语版版权的是一家有着22年历史的、专事推介亚非拉文学、现代德语文学的小型文化传播公司：霍勒曼（Horlemann）出版社，其创立人尤根·霍勒曼是一位亚洲研究专家，六十年代末曾参与组建德国共产党组织（KPD）。1995年霍勒曼先生去世后，其夫人贝阿特·霍勒曼成为幕后老总。2009年，霍勒曼首发的2500册精装本《生死疲劳》已经销售告罄。莫言得诺奖的消息更是为出版业绩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公司负责人表示，他早已不再将中国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