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韩寒文学为代表的跨世纪文学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条件下一群新生力量的强势结合，叛逆的青春，大胆求索求新的精神和狂放不羁却最终能够担当的性格，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正像韩寒在《我的祖国》一文中讲到的那样：学术界一潭死水，文学界死水一潭。因此，新时期大背景下，韩寒文学所代表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标新立异，或者是肆意表现自我，而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解读当前能够为广大青年学生所接受的文学模式。而这种全新的视角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或者说是古典文学的焕发，是生活真实的一种表达。巴金先生说：“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而韩寒文学在某种更大的意义上就是代表了这样的一种趋势。这种真实的自由文学，依托于正值叛逆的青春期少年和基于想突破表现自我的一代人，蓬勃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代新生力量，是在沐浴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开放的思想，兼容自由的精神是那个时代急于想要表达的主题，而八十后青年正是这种思想的接受者和实践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时代氛围为韩寒文学人的出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充裕的环境。这一时代的青年人是在富裕文明民主法治的新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和郭澄清文学所代表的那种革命热情以及六七十年代的红色激情文学相比展现的是不同于以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学思想。这一代人的时期，政治上朝着民主法治的宪政时代阔步迈进；经济上，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获得大发展，政企分开，国企下放，计划退居二线，市场开始主导方向；思想文化上的解放和大胆引进西方学习西方成为时潮；社会生活上，人民走出了各种革命运动和政治事件笼罩下的不安和惶恐，开始“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的生活，自主安排生产，提高了生产生活的积极向和创造性，总之，社会在“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和批判性的认知的发展下，稳步向前推进。韩寒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在二十世纪末，韩寒《三重门》的发表被认为是韩寒文学正式走向大众视野和青年生活的开端。在这本书里，作者以其幽默调侃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八九十年代的孩子读书生活的现实场景。不论是林雨翔还是罗天诚，宋世平亦或者是苏珊，都能够让时下的青年人找到自己的影子。而在单篇名作《杯中窥人》中，透过一张纸看社会看人生的透彻和辛辣更是淋漓的展现了这个时代青年人敢于怀疑一切和想要批判一切，建立自己的精神王国的特质。在《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更是以娜娜这个社会末流的妓女生活展示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当下人的生活状态。在关于上床需不需要带套的问题上更是真实的揭露了这个时代的虚伪和迷茫，正像前不久被炒得纷纷扬扬的“戴套不算强奸”问题一样，社会发展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需要我们去批判和认知。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不能表达或者不愿表达，就像韩寒说的“这辈子最让人无从反驳的话就是被子不用叠——本来就是要摊开睡的——然而这也是第一个被反驳掉的。懂么，这就是规矩。我们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有太多规矩”。所以说，能够真实地表达自我感觉，批判社会上所存在的不正常的一切才是韩寒文学们在叛逆的张扬青春文字底下所要表达的实质。

 

      除了批判所表现的表面现象之外，韩寒文学更多的是表达的一种古典的真实自由自我。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从《诗经》开始，即是以“真”作为思想的丰富表达：以我之所观，言我之所感。纵观这古典文化的兴起发展均是以生活之真表达人生之所思。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像在《敝苟》中，鲁桓公之妻齐女文姜和齐襄王淫乱之事就为世人所诟病，因此才有了讽刺鲁桓公文章的出现，但是类似这样的文章却并没有被封杀，而是流传到今天，这也说明了当时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还有《野有死麕》里那个“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和小伙子偷情的少女的高兴欢快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文章在《诗经》里并不少，以至于孔子在三删《诗经》而后说出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但是这种自由的文风随着中国中央王朝集权的加强，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在更多的时候对于人类最初的那种自然之爱和正义自由的想法采取避之犹恐不及的态度，演变到最后以致有了清朝的“文字狱”的出现。到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虽然自由的文风一再出现，但都随着政府权力的加强而变得孱弱。特别是在政治运动时期，显得更为明显。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古代的那种古典自由的文风有种开始复苏的迹象，并且蓬勃发展。以展现当今时代青少年的情感和心理变化为主的青春文学和批判当下存在的贪污腐败，道德沦丧为基调的讽刺文学快速发展。韩寒文学正是这一原始的自由本真的思想表达的践行者，即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无道德无正义之事，为了自由和正义敢于同主流媒体抗衡。其实这也是和谐自己和社会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大众更多的是顺从，而韩寒文学们则是反叛，更准确讲是挑战。因此讲韩寒文学代表新时代文学的一种方向，叛逆中有几分自然，批判中处处彰显理性，开启了当代自由文学的新启蒙。

 

      而对于近期的方寒之争，则是无伤大雅的，因为无论韩寒本人是否是其文章的真实作者，但韩寒文学确实已经开启了一代文学的新风，而这对于一个国家乃至民族文化都是不可小觑的，况且，中国当前的文学现状，也确实需要像韩寒文学人们这样一群敢于表达自我意识，敢于突破创新，敢于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不公平及黑暗之处的文化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再评论韩寒文章的真伪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时代文化需要时代符号，而韩寒就是这个时代符号的重要代表之一。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韩寒文化模式或者其所表现的现象，必将成为百年之后人们评判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重要标尺。就像当年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和梅光迪之争一样，真正的定音是需要时间的磨练的，所以现在也就没有人再站在老梅的立场上去批评胡适。韩寒文化也是如此。总之一句话，韩寒文学人开启了新时期中国文化的新方向，其作用则可能并不亚于1919年的文化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