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世界性奖项。但是，也应看到，在诺贝尔奖的诸门类中，文学奖是最具有随意性、最不具有客观性、因而也是权威性最差的。如果要对诺贝尔奖的合理性进行推敲，文学奖就最经不起推敲。如果是以翻译文本获奖，那可质疑的空间就更大了。

　　■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莫言研究者，就应该帮助莫言更迅速、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所以，批评界应该以莫言获诺奖为契机，把莫言的局限好好说一说。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性的文学奖。这个奖，在1949年以前，与中国文学发生过一点关系。据说，鲁迅曾有希望获奖。但鲁迅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获奖。因为自己如获奖，会使一些中国人产生民族自大心理，或者说，会使一些本来有着民族自大心理的中国人，更其自大。自己获大奖、得殊荣、拿巨款而导致民族主义高涨，这是鲁迅十分不愿看到的。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进入冷战时期。在社会主义阵营，诺贝尔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在社会主义阵营，有自己的最高文学奖——创立于1939年的斯大林文学奖。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曾同时获得这社会主义阵营的“诺奖”。据王增如、李向东编著的《丁玲年谱长编》，1952年3月13日晚，“苏联广播电台广播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以斯大林奖金授予1951年在科学发明和文学艺术方面有卓越成绩者的决定。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获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三等奖。”这“斯大林奖金”授予何人，实际上是由苏联部长会议决定的。得知这一消息时，丁玲正在苏联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4日，丁玲受命在苏联广播电台“做两分钟广播讲话”。17日，丁玲就获奖事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18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这个谈话。在谈话中，丁玲“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作家和人民的鼓励和帮助”，并强调：“这个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17日，丁玲在莫斯科给丈夫陈明写信：“我得到斯大林奖，想必你早已知道了。在莫斯科当然有许多人向我祝贺，每天都听到这样的话，你当然也高兴得很。可是我总觉得沉重。我一定还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才行！”

　　据《丁玲年谱长编》，1952年6月7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馆代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在大使馆举行授奖典礼，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主持了典礼，丁玲、周立波发表了讲话。6月8日，全国文联为荣获“斯奖”的丁玲、周立波、贺敬之、丁毅四人举行庆祝会。庆祝会由周扬主持，郭沫若等人出席了庆祝会。在会上，丁玲宣布，将全部奖金五万卢布捐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周立波宣布将全部奖金二万五千卢布捐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把奖金悉数捐出，当然可看作出自真心。但即便内心并不愿这样做，也不得不这样做。五万卢布，折合成当时的人民币旧币，是三亿三千七百七十万元，相当于后来的新币三万三千七百七十元。这在当时，绝对是巨款了，大概可以在北京买许多座四合院。如果丁玲、周立波等人，真用这笔钱在北京置豪宅，那后果肯定很严重，即便当时没事，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也会成为大大的罪名。

　　在那个时代，斯大林奖，是中国作家可能获得的最高文学荣誉了。至于诺贝尔文学奖，那是与中国作家完全无关的东西。有斯大林文学奖的时候是如此，后来，斯大林文学奖没有了，也是如此。中苏关系破裂后，即便斯大林文学奖继续存在，也成了“修正主义”的奖，因而也是必须坚决拒绝的。斯大林文学奖没有了，苏联的奖“变修”了，并不意味着诺贝尔奖就可以接受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数十年间，说广大的中国人民唾弃诺贝尔文学奖，说广大的中国作家拒绝认可诺贝尔文学奖，是并不太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是，那时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基本上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诺贝尔奖。

　　改革了。开放了。西方世界的许多东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其中就有诺贝尔文学奖。知道有这么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奖后，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就爱恋上了这个奖，就崇拜起了这个奖，就让心中长出了“诺贝尔奖情结”，就让脑中患上了“诺贝尔奖焦虑症”。这种状况，也持续了三十来年。这六十多年间，前三十年无视、蔑视、敌视这个奖，后三十年是仰视、膜拜、追逐这个奖。几十年间，“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界的常热话题。中国作家为什么获不了诺贝尔奖？中国作家何时获诺贝尔奖？中国作家谁有望获诺贝尔奖？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性地出现在媒体上。几十年间，面对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有过失态，有过可笑之举。但种种失态表现，种种可笑言行，都表示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承认、接受。从不认可诺贝尔文学奖到终于承认、接受、追求这个奖，这是一种进步。这表明我们认可了文学的普世价值，表明我们承认文学的内涵是普遍人性，表明我们不愿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

　　莫言的获奖，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诺贝尔奖情结”可以冰释了。“诺贝尔奖焦虑症”可以消失了。是谁？什么时候？……这一类问题有了答案了。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我以为，现在应该对诺贝尔文学奖进行再次重估。几十年前，终于认可了这个奖，意味着对这个奖的重估。而这次重估其实是高估。把这个奖看得高不可攀，把这个奖看得无比神圣，把这个奖的获得看作是世界上最好作家的证明，就是高估的表现。在长期的无视、蔑视、敌视后重估这个奖，要恰如其分是不可能的。所以，重估变成高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我们应该以莫言获奖为契机，对诺贝尔文学奖进行又一次重估。诺贝尔文学奖，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世界性奖项。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但是，也应看到，在诺贝尔奖的诸门类中，文学奖是最具有随意性、最不具有客观性、因而也是权威性最差的。如果要对诺贝尔奖的合理性进行推敲，文学奖就最经不起推敲。如果是以翻译文本获奖，那可质疑的空间就更大了。翻译，再忠实的翻译，也是一种改写。如果是不很忠实或很不忠实的翻译，那与原著之间的距离，就可能大得惊人。

　　据说在欧美，人们并不怎么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欧美的情形我不了解，但我知道日本人的确并不太在意诺贝尔文学奖。2005年3月至2006年3月，我在东京生活了一年。这期间，我有意识地观察过日本人对大江健三郎的态度。我发现，日本人普遍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大江健三郎这个获过诺奖而健在的作家。我多次主动对日本人提起大江健三郎，想听听他们对大江健三郎的看法，但很少有人接我的话茬，更没有人因我提到大江健三郎而目放异彩、面有自豪。这些人中，包括在校的大学生和研究文学的教授。我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日本人并不因为大江健三郎获了诺奖就对其刮目相看，就对其顶礼膜拜；日本人并不把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衡鉴本国作家的最高尺度。东京神田的一家书店里，有一些日本近代以来作家手稿出售。大江健三郎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也在陈列着。我刚去时就在那里，离开时还在那里。说实话，我几番动过买的念头。记得标价并不高，我完全买得起。最终没有买，是因为想到连日本人都不买，我一个中国人买它做甚？媒体上有大江健三郎的行踪时，我也很关注。几番看见大江健三郎在电视上出现，与一群老头老太坐在一起，回答主持人的提问，当然，话题是热门的社会问题。印象最深的，则是大江健三郎的政治姿态。大江健三郎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坚定地抗击日本的“右翼”势力，执着地捍卫着普世价值，是日本社会里一种特别健康的力量，或者用一句套话，是日本社会的“良心”，这让我对其满怀敬意。我敬佩大江，但与诺奖无关。

　　在再次估量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也有必要对莫言的文学创作来一番重估。一些热心的歌颂者，在莫言获奖后，表现得比莫言更为欣喜，对莫言的评价，则高到无以复加，似乎莫言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学第一人。这就在诺贝尔面前又一次失态了。其实，在中国，并不存在对莫言评价过低的问题。对莫言的评价已然很高了，没必要因为获了诺奖而高上加高。这么多年来，赞美莫言的文章很多很多。如果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赞美都是准确的、到位的，那么，就可以认为莫言好的一面已经被当代人揭示很充分了。每个作家都有其局限。莫言亦不能例外。我的看法是，莫言的才华高于侪辈，而莫言的局限也非常明显。莫言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的。2011年，莫言获得了国内的茅盾文学奖。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中，莫言说，“伟大的小说”还没有被中国作家写出来。获诺奖后，莫言也对媒体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如果莫言要写出真正“伟大”的小说，如果莫言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克服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莫言当然可以不理会那些天花乱坠的吹捧而闭门反思。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莫言研究者，就应该帮助莫言更迅速、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所以，批评界应该以莫言获诺奖为契机，把莫言的局限好好说一说。

　　莫言与大江健三郎是好友，地球人都知道。我还特别希望莫言能在文学之外具备让人敬佩的理由。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说：我敬佩莫言，但与诺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