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是自古以来最富盛名的“中国故事”之一。这个故事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左传》，后经过司马迁的重塑，尤其是元代纪君祥杂剧剧本《赵氏孤儿》的出现，它以各种文学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杂剧《赵氏孤儿》篇幅不长，但其强大的戏剧张力和其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使其跻身中国古典悲剧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和德国文化巨擘歌德都曾被其折服，并亲自进行过改写与改编。

　　3年前，陈凯歌导演了电影版《赵氏孤儿》；如今电视剧版本也登上了荧屏，即阎建钢导演的电视剧《赵氏孤儿案》。“赵氏孤儿”的故事被一代代人讲述，可见其魅力已经超越了古今。但人们忍不住要问：在电影版之后再拍这样一部电视剧，其意义究竟在哪里？电影版的《赵氏孤儿》虽采用了元杂剧基本的故事架构，但实际上却拆解了这个具有史诗性质的古典悲剧，把它变成了一个传输导演观念的现代戏。或者说，故事的核被替换了，而这个核，就是人间大爱和人性至善。面对一个几乎所有要素都被剧透到无人不知的故事，阎建钢的勇气和担当令人敬佩。我们必须说，敢于面对和创作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向传统文化致敬、打捞传统人伦精神的行动。

　　当然，改编经典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性的智慧。电视剧版首先要面对的困难就是：在将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扩充为符合电视剧体式的长篇叙事时，如何能做到忠实于原著及其负载的精神内涵？从电视剧成品呈现的效果来看，《赵氏孤儿案》作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该剧既承传和诠释了故事本身的传统文化内涵，又创造性地赋予骨架以血肉，使之以前所未有的丰满形态示之世人。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赵氏孤儿案》用力尤深之处。剧作抛开了为主人公寻找新的动机的努力，把劲使在了将矛盾、冲突及其对人性的挖掘还原到历史语境里，着力去丰富前因后果和每一个逻辑空隙，程婴、屠岸贾、赵武等等这些本来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一个个变得立体和丰满起来。或者说，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创造了一个发生这一千古悲剧的历史环境，在战国那个烽火四起的年代里，个人的命运不由自主地裹挟进了国家的命运之中。这样的处理，使得电视剧建立了自己的大逻辑，程婴的义举、赵武的复仇等一切情节都有其来龙去脉，不突兀。

　　表面上看，《赵氏孤儿案》依然围绕看似过时的一种传统中国精神——“忠义”——展开，但它绝非只是简单地讲述一个“愚忠”的故事，它的忠，不再是对个人的忠，义也不再只是对个人的义，忠义的对象引申到了国家的层面，成了大忠大义。在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核心点——复仇主题上，《赵氏孤儿案》所做的就不仅仅是继承，更有了极好的发挥，它引入了一些现代的价值观念。或者说，电视剧借助许多现代社会才产生的理念，合理地超越了个人和家族复仇的叙事，把简单的复仇故事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比如，赵武在最后陈述杀屠岸贾的理由时特别强调：屠岸贾之该杀，是因为他投敌叛国弑君，而非杀了他赵氏家族300余口。赵武对屠岸贾有着切齿仇恨，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仇恨就破坏国家的法律，在国法与家仇的矛盾中，赵武选择了前者。再比如，程婴在教导赵武时说，忠义是本，仁善是源，忠义固然重要，复仇固然重要，但如何能不仅仅在肉体上获得胜利，而且在精神上实现超越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电视剧的结局是屠岸贾不仅败了，而且终于看清自己的罪恶，回到都城，自尽而亡。这些都是原来故事中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种创造性的改变超出了传统的以“忠义”为最高准则的精神，具有了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色彩。

　　《赵氏孤儿案》成就的仍然是一个动人心扉的悲剧。屠岸贾自尽之后，程婴亦饮毒酒而死，程婴的死为整部电视剧的悲剧画上了最终的句号。19年前亲生儿子死去时，程婴已经注定必死，但却活着，他的悲剧不是死，是带着痛苦活着。程婴以他对屠岸无姜的教育，完成了对屠岸贾的复仇：屠岸无姜亲手毁掉了屠岸贾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政治阴谋，这显然比赵武杀掉屠岸贾更富戏剧性，也更有力量。从小受程婴教导的屠岸无姜，最终将“忠义”放在了“仁孝”之前，因而程婴救下的不仅仅是赵武，还有屠岸无姜的灵魂。《赵氏孤儿案》的悲剧性不再局限于程婴献出亲生骨肉的痛和苟且偷生的辱，而是他19年与国敌家仇日日相对的琐碎和漫长，是他愚公移山般一点一点打垮屠岸贾的坚持和忍耐。这种悲剧精神，既保存了原来故事的人性深度，又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悲剧色彩，一如俄狄浦斯知晓自己杀父娶母的命运时的痛苦，一如哈姆雷特面对“存在还是毁灭”的犹豫挣扎。悲剧落幕时，大雪满都城，这既是冤情得雪，又是还世界一片清洁。

　　《赵氏孤儿案》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更亲切、更立体，也更具有代表性的程婴形象。在这部戏里，程婴成了春秋战国时期义士的一个代表，也成了数千年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一个代表。他为上忠，为下善，忍辱负重，舍生取义，而且坚持的是大义。对程婴而言，就算是皇帝的儿子，也不会比自己的孩子更宝贵，但他之所以愿以自己的骨肉去死，是因为他深深懂得托孤的背后所隐藏的重大文化价值。赵家孤儿不仅仅是赵家血脉，更是国家忠良的象征，是忠良最终必将铲除奸邪的火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程婴在关键时刻献出自己的儿子，才是可能的，也才是可信的。事实上，这种牺牲精神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一直绵延于中国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个体和家族的复仇，最终消解于国家和民族的和平稳定上，这是一种大义，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风骨。《赵氏孤儿案》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具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尽管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和平年代，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不该被抛弃。谁也不能保证和平是永久的，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关头，我们同样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英雄挺身而出。

　　“中国梦”，时下正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充满了瑰丽色调的词汇，到底有什么样的蕴涵？笔者看来，“中国梦”的要义之一便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苏醒。而传统文化的苏醒，绝非是要写古文、背古诗那么简单，其核心是让人们尊重、学习和认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在这个道德失序、物性崛起、人性矮化的时代，重温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何其迫切何其紧要。在这一点上，《赵氏孤儿案》作出了榜样。这部戏的大胆和创新之处还在于，它没有因古而古，故意将台词处理成附庸风雅、诘曲聱牙，而是力求口语化。而且程婴也不再是原来那种悲苦的形象，他更多了一分幽默，一分智慧，这些可能部分观众刚开始看时会略有不习惯，但如果考虑到观众层次的年轻化，这种尝试反而是积极的。这些创新性改编，都有助于让更多的年轻观众接受这样一部沉重的悲剧，继而更好地理解何为忠义、何为牺牲。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改变，但总有些东西是不该变也不能变的。在荧屏里充满了哭哭啼啼的家庭戏、小三大斗原配的感情戏和男女青年的偶像剧甚至是雷人剧时代，拍一部如此严肃的千古悲剧，并且既能完整地保留原剧中的文化内核，又恰当地融进了许多现代意识，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讨论《赵氏孤儿案》，不能不说说它的导演阎建钢。无论是《秦始皇》《尘埃落定》还是《中国地》，阎建钢的作品总是有着独特的标识：聚焦“大历史”，挥洒中国精神，具有人文气息和家国气概。《赵氏孤儿案》一剧，集中地体现了阎建钢的导演风格和文化品位。在吐槽历史、拆解历史、戏说历史盛行的当下，阎建钢固执地选择对历史“正面强攻”。《赵氏孤儿案》开播当天，阎建钢导演在微博上写道：“对自己而言，《赵氏孤儿案》是我的静心之作，敬心之作，精心之作。一生只有一次面对这部经典的机会，惟有如此。”导演对待历史经典的态度，决定了电视剧的品格。正因为静心，才可以心平气和，而不刻意献媚于观众喜好；正因为敬心，才有对民族文化经典的尊重；正因为精心，才能够奉献出这部融合了现代意识的古典悲剧优秀之作。

　　今日中国的电视剧创作，受制于惟收视率至尊的单向度评价体系，先天符合大众趣味的家斗、宫斗、谍战、武侠题材占据了荧屏绝大部分生存空间，历史情怀、现实承担与诗性品质早就在“重口味”、“轻趣味”前沦为了牺牲品或者不值一提的点缀——传奇止步于传奇，争斗终结于争斗——一切只为刺激观者的感官，只为感官强刺激背后收视率数据和曲线图。笔者以为，电视剧创作的市场属性固然不可否认，但将市场属性与审美品位截然对立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偏差和错位。对历史多一份诚意与敬意，对现实多一份热忱，对人和人性多一些思索，在构思上多一些匠心独具的创造，在创作制作上多一些精益求精的追求……对作为一种戏剧形态的电视剧来说，与市场化所要求的“精彩度”、“观赏性”没有必然矛盾。戏剧有其规律，那就是要张力，要矛盾，要情感，要冲突；但戏剧也有其本质，那就是要文化，要价值，要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氏孤儿案》对经典的创造性改编，是具有典范意义和经典价值的——当兼顾文化审美品位与观赏性的精品剧创制成为潮流，并以其亲和的面孔获得观众青睐之时，趣味低劣、粗制滥造的“神剧”和“雷剧”，自然会被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所汰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