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篇小说质和量上都保持着不逊于以往的强劲之势。 

　　从作家分布看，中篇小说写作群仍以纸质期刊发表的相对固定的作家群体为主体，如王蒙、水运宪、陈世旭、阿成、杨争光、邓一光、尤凤伟、王安忆、方方、陈应松、杨少衡、王松等。其次，2012年度女作家表现不俗，王安忆、方方、蒋韵、烈娃、迟子建、北北、须一瓜、徐虹、计文君、阿袁、邵丽、乔叶、滕肖澜、付秀莹、孙频、陈谦、张翎等均有佳作推出。此外，青年作家呈现崛起态势，弋舟、畀愚、余一鸣、东君的表现堪称可圈可点。

 

　　2012年中篇小说的题材内容多集中于家庭邻里，试图在社会最基层的细胞中寻出整个社会人文的变迁，切口虽小，却更加深入。2012年中篇小说成就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毫不吝啬笔墨于家庭细部，较之以往对于职场商场的关注度而言，2012年相对稳定的中篇小说作家群体几乎都将视点收回，这种现象引人关注。在小说写法上，2012年中篇小说文本更趋多样化，散文体、说书体甚至有年谱入文，小说本身的探索性与试验性得到增强，文体上比往年更显鲜活与生机。

 

　　闯入者与叩门人

 

　　闯入者总是令人不快的，当你猝不及防，当对方不请自到时，这种心理的落差显而易见。王蒙《悬疑的荒芜》(《中国作家》第3期)便写了这样一个“被闯入”的事件，自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闯入者”是谁，我们被何许人弄得焦头烂额、抓耳挠腮甚至恼羞成怒，只知道某一天我们的家门被别人撬开而不是“敲”开，我们平静的生活被打散、打乱以致散落一地，被这个不速之客践踏，我们的隐私更是一览无余地摊在地面，先是被闯入者翻来捡去，后是被民警们研究查看。小说的关键不在于主人公失窃本身，而在于“被闯入者”对于生活的观察体悟与思辨，而那所人去楼空的邻居之屋的荒芜是一个象征吗？或者正所谓“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在我们的建筑物已如此华美的今天，仍有一些还需我们重建的东西在前方等着我们。

 

　　与这个无名的闯入者不同，周国章却是一个礼貌的叩门人，但在姜承先眼里这个面含微笑的来访者却是他命运的真正“闯入者”，用姜承先本人的话说：“我的一生都毁在了他的手里”。尤凤伟的《岁月有痕》(《十月》第3期)正是源起于这样一个不被欢迎的叩门人，连主人公姜承先都闹不明白，这个50年都不见面的周主任被什么样的风吹到了他的门口，又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看望他这个已风烛残年的人呢？他不明白周国章的来意，人生经历而沉淀的敌意使他不由分说地将之拒之门外，“右派”与20年劳改，使他的人生被改写，而周国章的这次到来再次打破姜承先的平静，从心态到生活，姜承先刚刚稳定下来的一切再次被这个“闯入者”搅乱——周国章因为被拒门外而导致心脏病发，住进医院。此时此刻，命运的“带罪者”发生了置换，姜承先在这位“仇人”住院时更是内疚痛苦，简直是战战兢兢地度日，他四处打听，惟恐再陷囹圄。曾经沧海难为水，姜承先以为苦难已使他的心结了一层老茧，可以承受任何风霜雨雪，哪料周国章的到访会使他的人生大乱。小说的凛冽之处在于周国章那方并没有正式提出什么法律上的医患补偿，而姜承先这方却已心慌意乱。作家带我们回视时光给我们人格带来的创伤。姜承先之伤在我们平日视线看不见的地方，只需一点外力，一个人、一根导火线，就会让我们再次看到他心上未曾愈合的疤痕。从这个角度看，周国章难道不是已往年月里对于姜承先们命运的一个有形的“闯入者”吗？

 

　　荆永鸣《北京邻居》(《人民文学》第8期)中的“闯入者”是主人公“我”——我和妻子从北方来北京打拼，小餐馆开在市中心的胡同里，因租房而跟大杂院中的老北京人做起了邻居，在柴米油盐的交往中，“我”与包括赵公安在内的几位邻居不打不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杂院的拆迁使街坊邻居各奔东西，小说中有力的一笔是赵公安对旧宅的坚守：推土机山响，然而老人就是不搬。但一个老人哪里挡得住高厦林立？在追加赔偿的条件下他一家还是搬到了郊区。相反“我”这个外乡“闯入者”却在市区买了房子，成了市民。比“我”更强有力的“闯入者”是胡冬，这个当年租房被赵公安赶出来的人却摇身一变成了赵公安房子的“掘土人”。小说的结尾，“我”与赵公安在王府井相见，说完了话又各奔东西，在“我”眼里，赵公安的背影如同一个时代的背影，渐行渐远。

 

　　陈河的《西雁河》(《北京文学》第11期)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浙南山区的故事。这个故事字面上只有3个人：叶文桂、白雨萍、吴印国。白雨萍被叶文桂带到西雁河与之分手，失恋的女子随即与叶的朋友吴印国同居以报复叶，叶与吴联手开发皮革厂，不仅抢了西雁河的原始资源与劳动力，而且使西雁河的山清水绿变成了雾气腾腾。表面上，这是一个爱情与故乡的故事，然而小说中还有一个人——吴双叔——隐现于故事深层，他藏身深山，含而不露，是山民传统价值观的代表，当山民利益与乡村伦理受到伤害时，他起到了“头人”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山民们的精神父亲，同时，他也是吴印国这个乡村伦理背离者的亲生父亲。吴印国引入了叶文桂这个乡村的“闯入者”，对山民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山民们打着火把成群结队地去找吴双叔要个说法，结局是一向沉默的父亲以枪声回应了乡亲们的诉求，血流一地的儿子成了这场争斗的牺牲品。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皮革业的发展到败落就十几年工夫，山林又进入了另一个创业周期，房地产开发者用高科技手段治污成功并将之改造成西雁河别墅，还试图重建当年的造纸工艺。陈河讲述了西雁河的“闯入者”，不是吴印国，不是叶文桂，不是某一个地产总裁，更多时候，这个“闯入者”不是一个“人”，但它有着拟人的本领。这个闯入乡村、进入城市并参与改写历史的身影，叫做“资本”。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王安忆的《众声喧哗》(《收获》第6期)记录了都市的“闯入者”的生活：沪上路南公寓开着纽扣店的欧伯伯、店外外省来的年轻保安、来自东北在上海贩衣服的女子六叶，他们交汇在这样一个时代，用作者的话说，是“沉静中，却有一股子广大的喧嚣，从水泥路面下升起，布满，天地间都是嘁喳声”。

 

　　这个时代，听者有心，有听者，则必有穿梭于听者之间的音响推广人，有一天，这个人不意闯入了一个小区的一家住户，他是来提供阿卡佩拉书架箱的，这个发烧友在一次次专业的调试中遇到了一场场匪夷所思的事，使他不经意闯入了另一家人的经济与情感生活，最终，他得到了卖音箱的26万元钱，而买家却隐身失踪。小说的主人公生活在一团混乱与困惑中，最终，他认可了这种生活状态，不再吹毛求疵、不再怨天尤人，“事若求全何所乐？”这是格非《隐身衣》(《收获》第3期)中“我”的生活观，这个叩门人式的闯入者隐身而退，由此找到了内心宁静的生活。

 

　　白头吟与无衣令

 

　　熟知汉乐府民歌的人都知《白头吟》，史传为卓文君所作，今人有计文君同题入文，成就了一部21世纪的《白头吟》(《人民文学》第7期)。小说的主人公谈芳是一名女作家，结婚经年，起初的新鲜已变得老旧，或者说，这场婚姻正面临着时时发生的诱惑的威胁——小说称其为“白头吟事件”。小说最后，一切平息，女主人如那千年岁月中的另一个女子，表明“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男当事者也如李白诗中的感叹“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两人和好如初，以避免了“独坐长门愁日暮”的命运。身外与心内，这是计文君几年来一直关心的女性主题，岁月见长，她的笔触也日渐平和，已无“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烈性，而多了仁慈与宽恕。

 

　　爱到底比恨多，虽然有时也需用恨去证明，畀愚的《暗夜》(《人民文学》第4期)把我们的视线拉至上世纪初期。瑞香的爱一直是被动的，12岁时，她被饥饿的母亲变卖至金先生处学戏，又嫁给金的朋友唐汉庭，她的前半生是被动的，直到日本人暗杀了她的丈夫，她的人生才被激发出另一番模样，这个一直沉浮于命运的漂泊女子，用了几乎半生去谋划复仇，而她最终做到了。暗夜是如此地长，不仅在那个时代，也在这位女子的心内，从儿时至暮年，她几乎都生活在贫困与仇恨里，最终，她用这恨完成了对于丈夫的爱，对于民族的爱。然而，这是她想要的生活吗？彼时彼刻，她能够找到比之更好的生活吗？时光没有答案，最无情的，也正是时光。

 

　　蒋韵的《琉璃》(《人民文学》第4期)写的是无情时光中的有情人——一位叫做海棠的女子。上世纪70年代，海棠从她的北京表姐丽莎那里知道了还有一种与现实生存不同的生活，她的表姐因坚持这种理想生活割腕而死。海棠活下来的原因，不是认同了庸碌的生活原则，而是在困厄年代里，她和一个叫刘耘生的人有约在先，为了这个“十年之约”，海棠考学、工作，从北京到深圳，心中的那个理想形象仍像风帆一样鼓动着她前行。直到有一天，她再次偶遇刘耘生，两人对坐，寥寥数语，她已后悔命运的遇见——这个一直被她在心中爱着的人已不复往初，更可悲的是，这个人正是丽莎用生命教会海棠去唾弃的那一种没有了理想的“小市民”。海棠梦醒，小说结尾，她扶在爱人的墓碑上流下了泪水，不只是为爱的相失，也为她心中理想的找回。

 

　　是啊，为了谁，为什么，我们守身如玉？阿袁的追问里虽有些许戏谑与侥幸，却直白地解答了女性心中的戒律，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岁月之中，才德兼备加之节烈忠贞，仍不能对付迎面而来的种种是非。即使心意烦乱、思绪万千，仁义道德却仍会在我们身上起作用，阿袁的《守身如玉》(《上海文学》第6期)刻画的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女性。阿袁与计文君，在我的阅读里，称之为南袁北计，一江西、一北京，两人近年完成的对于知识女性的精神内质与情感诉求的书写可谓矜持有致，两人文白相间的笔法、幽默智性的风格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比她俩的作品，你会看到女性心灵深处的真正困境，然而解决困境的方法，在两位女作家笔下均是冲淡调和，不知这是一种智性的方法，还是无奈所至？

 

　　刘庆邦的《东风嫁》(《十月》第4期)记述了来自乡间的女子米东风的故事。米东风在城市靠出卖身体勉强维持生计，村人得知了她的底细，为之不耻。父亲张罗着为她定亲，不仅为收收她的心，而且要在村人心中有个着落、有个承认、有个对于门风的补救，他与村长最终说服王新开，与米东风结婚。嫁人只是开始，王新开一家对她的羞辱，致使想安心过日子的米东风逃离而去。

 

　　付秀莹的《无衣令》(《芳草》第4期)同样将视点对准以“米东风”为代表的特殊女性群体。从乡村来京打工的小让生计无着，便抵押青春的资本投靠报社社长老隋。老隋不可能离婚，而小让也是家中有人——青梅竹马的石宽仍在家乡等她。小说将小让写得柔肠百转，一边是给她足够生活享受的老隋，一边是给她精神尊严的石宽。最终，小让在回家过年的火车站候车室中找了个立足的地方，给伴随她成长的那个农村青年发了一条短信——“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付秀莹在此借用这出自《诗经·秦风·无衣》中写战争的诗句，或意味着爱之确认也需要一番心内的战争，当然，小说家最终让她的主人公小让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另一方面，生活或者生存的考验并没有结束，或者也才刚刚开始。一位思想家说，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可以通过这个社会的女性发展观察出来，如此，女性人格的文学重建工作，任重而道远。

 

　　温的血与凌波渡

 

　　在这个以速度求时间的年代，保持着娓娓道来从容风度的小说不多，但是遇见，便会静心地停下来。阿成的《例行私事》(《芒种》第6期)是这种风度的一个具体体现：腊月二十九，“我”要一一看望自己的亲人，父母去世后，这种提前去兄妹家拜年的习惯已成“我”的例行私事。落雪中，纷乱的思绪与记忆使雪中旅人跨越时空，已逝的父母、曾经的家族、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二妹、小妹、大妹，分布于这座落雪城市的各个角落的亲人和他们的后代纷纷浮现脑海。主人公想着，这样的例行私事也许就终结于“我”这一代了，“我”也许就是这种例行私事的最后一个守望者吧，“我们为什么还在城市中行走？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小说写得如此温热，大雪天里，一个行人心中对于亲人的呼喊和期盼，读之让人动容。从小说观念上看，这部作品可谓散文化，也更像一部纪实，但其中的真情却动人心弦。

 

　　同样引人流泪的是徐虹的《温的血》(《延河》第12期)，小说开始于一些儿时片段，母亲、继父、父亲、哥哥、同母异父的弟、妹，岁月之网与血缘之网相互织就，“那时候50岁与30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有的大人都是些老人”，小说从上世纪70年代军部大院的童年写到新世纪已成家立业的我们，其间夹杂着多少成长之痛和从来秘不示人的爱与纠缠、贫困日子里相濡以沫的记忆，“以前我以为20岁的人有多老呢，真正到了20岁才知道，原来简直就是孩子。到了30岁才知道，原来也是孩子。其实到了40岁，仍然还是个孩子——没有一件事是准备好了的”，这样的坦白与打开为什么在小说里又是这么有力？经历成家生子却又孑然一身的主人公最终在母亲身边昏昏睡去——只有在母亲身边才是安稳的。“我觉得自己和一个婴儿并无二致”，这样让人心疼的句子写下来，其中有着怎样的逝水年华可以将之承载？

 

　　女性对于血缘也许都有天生的敏锐。张翎《夏天》(《人民文学》第11期)写的也是年华逝水，五一与国庆这两个姐妹在“文革”期间一个夏天的经历，前者跟着外婆在乡村长大，后者跟着父母在城里，五一在4岁时被妈妈接回家才知道自己有个叫国庆的姐姐，在城里的院子里，五一以一个外来小女孩的视点结识了邻居，但也正是由于不谙世故而“出卖”了胡蝶，使得胡蝶阿姨受到胖老太的羞辱，但是，当胖老太的把柄握在胡蝶手中时，胡蝶却原谅、包容了对方，化解了对方心中的惊恐，并以这样的化解，告诉孩子还有另外一种人生与人性。经历了一个夏天，经历了姐姐的死、母亲的出走、父亲的耳光、胖老太的整人、胡蝶的原谅和母亲的归来，五一的人生从此不同，小说最后写道，五一心中有许多话涌上来，争先恐后地要找一个突破口，但最后却变作了一声啼哭。于此，我们眼见了成长，也眼见了一个时代中的千万家庭。

 

　　陈谦的《繁枝》(《人民文学》第10期)距我们的时代更近，它几乎就是当下的。小说讲了两个姐妹、两个家庭，妹妹立蕙从小就一直以姐姐锦芯为榜样，但两人一直都只是秘而不宣地知道对方，她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妹妹是因母亲越轨而生的孩子，小时候两人互相保护着对方，但由于母亲工作的调动，两家从此再无交往，只是父亲以叔叔的身份在立蕙上大学时去见过一面，送给她一只镯子，同样的镯子，锦芯那里也有一个。命运使然，两人都在美国留学安家，立蕙通过锦芯之母找到了这个姐姐，血缘之亲使锦芯和盘托出自己婚姻的危机与不幸。陈谦的叙述使我们沉醉于小说手法的魅力——人物形象可以通过另一个人的话语而塑造成形。姐夫立达让我们重温了留学创业的一代由农民、学生到科技精英蜕变的奇迹，同样也看到了他们成功背后的付出与苦痛。“繁枝”是我们在圣诞节时面对的那棵生机盎然的家庭树，同时，也是我们与过去、与时代、与亲人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小说以锦芯的出走为结尾，她在周边人们的怀疑中写下了骆宾王《咏蝉》中的最后两句，“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她在暗示或辩解什么似乎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去到了给她心理宁静的沙漠。而与她有着共同胞血的人，却始终在牵念她、理解她并承担了她的痛苦与愁绪。

 

　　亲情的极端化显现在2012年的中篇小说里同样引人注目。余一鸣《愤怒的小鸟》(《人民文学》第6期)、弋舟《等深》(《乌江》第5期)从两个向度写了当下孩子的叛逆，两部小说的题目都与高科技有关，前者源自一个人气火爆的电子游戏，游戏内容是鸟儿为了报复偷走鸟蛋的肥猪，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炮弹一样地攻击肥猪的堡垒，余一鸣借此写下了金圣木一代对父辈的反叛。后者借海洋学术语“等深”，意在引出一个两代人的道德底线的故事。“等深流是由地球自转引起的，在大陆波下方平行于大陆边缘等深线的水流”，“是一种牵引流，沿大陆波的走向流动，流速较低，一般每秒15至20厘米，搬运量很大，沉积速率很高，是大陆坡的重要地质营力”。小说中的“我”是女主人公的初恋情人并一直与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女主人公的丈夫3年前出走，儿子3天前出走，“我”眼见一个14岁的孩子为母亲的尊严而试图以血刃报仇的形式讨回公道，由此自省于自身的是非道义，故事充满张力，有些段落甚至再现了《史记》古风。“我”作为这场家庭危机的倾听者、参与者，或还是两代人精神疑难的见证人，在女主人公的儿子少年式的承担行为中醒悟到深刻的道理：一代人的失职会使另一代人付出血的代价。小说中对于代沟的书写，我以为已写到了深层：曾几何时，孩子对成人的警示与提醒，已被我们长久地忽略了。

 

　　当然，更多时刻，隔膜还不只在两代人之间发生，常常是亲人间的隔膜带来了刻骨铭心的巨痛。孙频《凌波渡》(《钟山》第3期)中的王林与陈芬园就是两个人生错位、对接困难的人，他们两人一个孤芳自赏，一个顾影自怜，虽然一度成为知己至交，但终还是相失交臂。小说写的是校园中的一代大学生，他们孤高自傲，却失去了爱的能力，甚至失去了为他人所理解的能力。一方面，小说写出了这一代人如凌波仙子般的高雅绝俗、清香馥郁——陈芬园难道不是一个“水沉为骨玉为肌”的女子吗？另一方面，小说也写出了这一代人的致命之处——“我让自己远离凡俗，远离平庸，却不知道那其实是走在水面上，其实不过是凌波虚步，一脚踩下去，下面是空的。”孙频出生于1983年，她对这代人的观察与自省所达到的深度，让我们惊喜。

 

　　于作家而言，写出人物形象背后的人格并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如何使这一人格代言一个时代，却实在不易。从人物角度而言，2012年教人读来难忘的形象还有烈娃《老子革命多年》(《上海文学》第8期)中13岁便参加南下的“老”革命舅舅宫音书，他南下、归乡、大起大落的一生让我们读出了堂吉诃德式的悲怆；滕肖澜《规则人生》(《小说界》第5期)中刻画的上海女人朱玫心机重重，利益为重，在“规则”中游刃有余，到头来却沦为别人的一枚棋子，小说以此批判了利己主义的泛滥并对深陷其中的人们怀有悲悯与同情。

 

　　此外，从小说艺术手法上来看，2012年有两部作品不能不提，一是李亚的《武人列传》(《十月》第5期)，小说在写法上借用民间说书的形式，让人耳目一新；二是东君的《苏薏园先生年谱》(《人民文学》第11期)，作品从1944年写到2011年，作者将一个书家与动荡时代相遇的无奈与朴素人格的坚守写得荡气回肠，其成功之处或在于它用了最为朴素、写实的方式——年谱。

 

　　日子总是过得快，新的一年，新的生活，新的人生一定会得到新一代小说家的深情讲述。对于未来，我们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