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第三次编剧沙龙上，编剧指出——困扰当前电视剧创作的四个“为什么”

　　从楚汉、隋唐题材历史剧扎堆荧屏到横店成为“打鬼子”基地，从热议《赵氏孤儿案》改编传统经典的得失到《新编辑部故事》引发观众的集体“吐槽”，在2013年，有关电视剧创作的话题一直没有停歇。从现已播出的剧作看，虽然宫斗戏、穿越剧基本绝迹，电视剧制作品质有所增强，涌现了诸如《有你才幸福》这样贴近时代、富有人文关怀的优秀作品，但题材跟风、扎堆、同质化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泛娱乐化现象仍然严重，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如在“婆媳剧”依旧“战火纷飞”时，“幸福”剧、“育儿”剧、“恋爱”剧迎势赶上，逐渐形成了创播的小高潮。一方面是制作方、发行方、电视台等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一方面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观众对高品质电视剧的呼唤，国产电视剧如何找到兼顾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在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日前举行的第三次编剧沙龙上，十余位编剧结合自身的困惑畅谈了电视剧创作的热点现象和创新路径。

　　为什么家庭伦理剧越写越窄

　　在当前众多的现实题材生活剧中，家庭伦理剧无疑稳坐头把交椅，而这其中占据主流的又是婆媳剧、家斗剧。“为什么现实题材生活剧的书写范围越来越窄，难道这类题材我们真的写尽了吗？”编剧高璇说出了大多数编剧的心声。早在2009年，高璇就想尝试突破家庭、伦理关系的拘囿，把人物的主要矛盾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以此建构故事。但是她发现这样做非常难，最终还是回到了家庭成员之间关于生活理念的矛盾、分歧上。“群众喜闻乐见，题材又很稳妥，相关主管部门也喜欢，于是这个剧种的格局就定了下来。”高璇说。但她渐渐感觉到，当所有人都在往这个剧种靠拢时，自己却没有东西可以写了。“所有的矛盾、理念，所有关于买房子、买车，两代人要不要住一起，是男的出去工作、还是女的出去工作的情节、桥段、话题都被写尽了”。

　　面对这种现状，高璇认为，是编剧自己把自己束缚在了一个小圈子中。她建议要把视野投放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关注的人物可以是小区的快递员、保安，也可以是这个城市里边缘的、很少被注意的人，走进他们的生活也许会有不同的发现。其次，设计一些带有社会信息量的矛盾冲突。除了惯常的家庭内容，还有比如社会公平、正义、良知等生存困惑，编剧可以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传达出来，展现创作主体的社会关怀。

　　编剧高满堂认为，当前这一题材电视剧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满目“幸福”。创作者对社会矛盾、对人与人之间更深刻的冲突、分裂，没有做到鞭挞、揭示和深刻的剖析，如此一来，家庭伦理剧便只是充当了粉饰生活的角色。二是无端地制造家庭矛盾，把家庭矛盾从人与人的关系推演为人和狼的关系，无缘无故地打骂、吵闹，人为地制造戏剧。高满堂表示，优秀的电视剧应该出人物。我们故事的列车在疾驰，但是人物依然在起点站，这是当前电视剧的大问题。

　　为什么编剧创作总受到各方的牵制

　　编剧都希望自己辛苦创作出的剧本能够呈现在荧屏上，博得收视率和口碑的双赢，但是观众、制作方和电视台这三方都有各自的需求，所以编剧的创作时常受到限制。编剧王志军就认为，剧本创作是多方博弈的过程，不是编剧组织一个团队就能解决创作、生产的所有问题。因为不管什么类型的剧，都是在有条件、有约束的前提下工作的。如果遇上懂艺术规律的人，他们会听取编剧的建议，若遇到不懂的，编剧往往成为受害者，尤其是在电视剧产业发展的背景下，编剧的地位和权益时常得不到保障。

　　编剧白志强就对编剧缺乏保障的怪现状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一些电视剧创作之初是投资方先问电视台，你们需要什么剧集，电视台便以他们的收视率和看片经验告诉投资方，你们拍抗战戏、拍谍战戏、拍宫廷戏吧，或者是什么热播你们跟风吧，于是投资方让编剧、导演及演员们全体跟风。随之出现了一些策划人，他们只懂得电视台的风向，就开始为投资方搞个几百字或者上千字的方案，让主创人员去打造、去模仿、去制作雷同又低俗的剧集。最终，编剧成为写手和没有创作激情的码字匠人。编剧冯骥也认为，一些电视台责编和制作单位缺乏专业水平和相应的知识实践，常常按照主观想法去提意见，这对编剧创作是不利的。当他把一部军旅题材作品拿给一些电视台去提意见时，反馈回来的很多意见都很可笑，明显是外行话。比如，有个电视台策划让他在电视剧中一定要加入军属的戏，说有军属的戏才能反映军人的情怀。但他写的那个部队是进不去家属的，硬加这些军属“洒狗血”的情节可能会有助于收视率，但是完全背离了现实生活。

　　其实，编剧创作受到牵制并不是偶然现象，问题在于，如果制作方、观众要洒狗血的强情节、重口味，编剧要不要赋予剧本这些东西？如果编剧坚持人物的完整性，坚持表达某种人文情怀，那么，缺少观赏兴奋点的戏，市场、电视台是否愿意接受？编剧王丽萍就表示：“对中国大部分编剧来说，迎合市场还是坚持独我，非常非常难。” 而从目前市场情况看，前者还是受到青睐的。如此一来，编剧何为？编剧陈秋平认为，虽然不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良方，但是编剧首先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工匠，而是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有情怀、有责任、有感情的文学家，当作一个真正是在创造的、对艺术和文学有敬畏的人。

　　为什么电视剧总是被批评缺少现实情怀

　　“最近一个阶段最大的焦虑，就是在完成了两三个家庭伦理剧之后，我决定不再写这类戏。不是说这种戏不好，而是我没办法突破，容易陷入一种复制，这个复制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消耗。”编剧王力扶在写完《团圆饭》后，对此类题材创作的前景表示担忧。一直以来，王力扶不断追踪和关心跟她年龄相仿的优秀中短篇小说家，比如山西的葛水平、河北的胡学文，她每次看到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惭愧和焦虑。“我感觉我们可能过于封闭和优越感太强了。每次我看到他们的作品，总觉得他们有一种跟现实同水火、跟百姓共命运的真切感情。但是这个我们好像是比较缺乏的。”

　　结合自己的经验，王力扶认为，我们的电视剧创作，在某一个题材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定是技术性大于我们自己切身感受的。在她看来，当前创作者面临的最大误区就是创作者身份的模糊。“凭什么说我们是创作者，凭什么说我们是写字的人？”这个根本问题如果不想清楚，它可能带着所有创作者在一条茫然的、盲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成为市场和金钱的牺牲品。她认为，编剧应该经常能有一段时间让心灵腾空一下，到下面走一走，不要让自己变得“轻盈”。“我们都曾经有过自己非常亲切的、贴近的、感受特别深的生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割断了跟这份血脉亲情的联系。”编剧的才华不是技能，不是阅读积累，不是创作过多少作品、取得多少成绩，说到底是情感的深度和厚度。她希望编剧能更多的内视自己，看看自己内心可能走入的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创作困顿，因为长时间的懒惰疏忽可能就会带来整个行业整体素质的不活跃、不积极。

　　对于有些编剧在触碰现实题材时，难以处理讴歌时代与针砭时弊之间的问题，刘和平认为，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好，只要我们的价值取向、情感倾向是善良的、美好的，哪怕揭示一些问题，也是希望问题减少。所以，不要忌讳针砭时弊的东西，编剧自己首先要解放思想。

　　为什么观众对电视剧的吐槽越来越多

　　历史剧“水分”越来越多、打鬼子越打越神、经典续集越写越烂、情感生活越来越假……今年以来，在热播电视剧收视率飘红的同时，网络、媒体上的“吐槽”声也不绝于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观众对国产电视剧的不信任？编剧马继红认为，可以归结为6点：不接地气、不合逻辑、注水硬撑、神化拔高、急功近利、市场无序。

　　从不接地气看，马继红认为，体现在“假”字当道。首先是人物假。比如前一段播出一个新四军的剧，当时新四军的抗战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这都是有史可查的，但是出现在屏幕上的新四军女兵，个个穿着新军装，而且还化了妆、抹着口红。她们像是战争年代的新四军女兵吗？还有很多抗战戏、红军戏，当时环境那么艰苦，那些抗日的军民都应该是很瘦很瘦的，可剧中人物一个个都是肥头大耳的。其次是生活环境假。剧中明明写的是小人物，但在北京都住豪华公寓，在上海都住别墅，试问小人物有这样的生活环境吗？最后是故事假。很多故事都是写手围在桌子旁侃出来的，而非源自真情实感。电视剧的故事可以编，但是细节和语言是不能编的，尤其是细节，它要源于生活的积淀和发现。

　　过度“注水”、“拔高”也成为电视剧受观众诟病的原因。马继红认为，现在的电视剧一般都是三四十集，有些电视剧本身题材的容量、人物的发展以及情节的铺排、节奏，根本达不到那么长，但是就是硬撑、“注水”。结果本来题材还不错的电视剧，就在这种硬撑和“注水”的过程中，由好剧变成了烂剧。比如有一部续集的电视剧讲“80后”怎么当父母，有人统计，光怀孕听胎音就花了15分钟，但情节并没有任何向前的推进，让很多观众直呼难以忍受；而一些抗战戏走极致化路线，把严肃的抗战历史游戏化、卡通化，无限夸大抗日英雄的能量，这不仅颠覆了观众的历史观、英雄观，更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