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在和平崛起的今日中国，竟然是军事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繁荣时代。如果说，战争年代的军事题材作品，能够教会人们直面苦难、抗击命运，那么，和平年代的军事题材作品则富有更加深厚绵长的审美蕴藉：引领人们反观历史、反思人生，在艺术的洗礼中，为深藏心底的英雄情怀充电蓄能。透过英雄情怀借助军事题材影视这一现代表现形式的再次出发，我们感受到军事文学一个新的高潮期正在来临。

　　和平时代可以沉淀英雄情怀

　　什么是英雄情怀？英雄情怀是“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的大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谋略，是舍身饲虎的大怜悯……战争是英雄情怀最好的炼狱。古往今来，人们提起英雄，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战争英雄。但是，除了文学性的纪实作品之外，成功塑造战争中英雄的影视作品却相对较少。中国早期的电影《风云儿女》、意大利二战期间的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美国二战期间的电影《卡萨布兰卡》等不多的作品，或许可以算作战争时期的战争电影经典。但也有不少被人们广泛传颂、津津乐道的英雄题材作品，是和平时代创作者潜心沉淀的结果。毛泽东的十六字令写道：“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种回眸一望、惊心动魄的心态，也许正好可以揭示文学创作者在和平年代面对英雄既震憾又激动的心情。

　　和平时代之所以可以沉淀英雄情怀，一个客观原因是，战争是生死存亡的角斗，战争紧紧攫住被裹挟其中的每一个人，使其始终处于紧张激烈地为生存而战之中，无暇省思；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只有当我们从战争中浴血而生、怆然回眸时，我们才更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人的伟大，这就是一种英雄情怀。我们离战争的距离越远，可以省思的背景和角度就越完善，对英雄情怀的理解也就越深入，这就是和平时代沉淀的英雄情怀更加丰富多彩的原因了。

　　和平时代可以雕砌英雄情怀

　　多年前，我得到了一次重走长征路的机会。在遵义、在石鼓镇、在太平渡、在松潘……当青山绿水间的一座座纪念碑在我的眼前巍峨耸立的时候，我更加体会到当年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视阻碍为泥丸的英雄气概。可以说，一座座纪念碑雕砌了红军的长征精神。

　　创作不是再现，而是提炼。英雄来自大地，但英雄的气概却如高天流云。在和平时代进行战争题材文学影视创作，必然是对英雄情怀雕砌的过程。今天，我们在这个为英雄情怀建造的居所里看到了生龙活虎的石光荣、飞扬跋扈为谁雄的李云龙、心沉如海的安在天……他们并不是真实的人物，但他们真实可信，是基于真实的艺术升华。在和平时代里，这样的真性情、正能量尤为可贵。作为个人，他们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朝夕相处；作为英雄，他们又是家国在生死存亡一线间的定海神针。前不久，有人统计了重播率最高的“神剧”，其中，《亮剑》在5年内重播了数千遍。这个惊人的数字，从客观上证明了和平时代英雄塑造的极大成功。

　　和平时代可以弘扬英雄情怀

　　战争并不拥有生产英雄的专利，和平时代的军队里同样英雄辈出。对于军事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而言，战争是英雄情怀的炼狱，和平则是英雄情怀的熔炉。在炼狱里，英雄在绝望中诞生；在熔炉中，英雄在平凡里重生。和平时代是一面闪亮的反光镜，既能照见幸福安宁，又能照见平庸乏味。无论是幸福安宁，还是平庸乏味，英雄情怀都像坚硬的脊梁，使人直立。和平时代是弘扬英雄情怀的大好时代。

　　许三多等新军人的艺术形象激扬起了在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英雄情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仅有一个或几个许三多是远远不够的。前段时间我随海军护航编队远赴亚丁湾，在半年的时间里体验了水兵们在遥远的大洋上为了祖国利益和世界和平而战的艰苦卓绝，在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殊战斗环境中，人对于精神生活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每次任务结束后，在漂泊于亚丁湾上的军舰甲板上组织的大洋影院都强烈地吸引着年轻的战士。遗憾的是，他们最钟爱的军事题材影片里，中国拍摄的只有《冲出亚马逊》等寥寥几部。

　　身为一名军队专业编剧，我感受到了压力。我们不能让好莱坞式的英雄成为他们的精神标杆。英雄并非没有国界，英雄首先是民族的、国家的。和平时代弘扬英雄情怀，首要的也应该是弘扬民族品格的英雄情怀。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军旅影视文学领域，这样的创造是我们军队专业编剧的责任，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