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小说有两种发展倾向，形成两种形式。一种讲史小说的形式是历史演义。这是在宋元人说话中讲史一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历史演义，就是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再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

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所谓“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大体上能反映出这类小说的面貌。《三国志演义》原题《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著。从现存元刊讲史话本《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看，平话为《三国志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基础。罗贯中参酌正史，又广采民间传说，完成了这部宏篇巨制。小说描写了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始末，但它所概括的却是长时期封建社会生活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生活，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三国志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反动本质。《三国志演义》以描写军事斗争为主，同时又穿插结合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它通过鲜明生动的生活场景所概括的斗争经验,可供后人借鉴。《三国志演义》表现出鲜明的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了较为复杂的思想内容，其中包括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封建正统思想,儒家“天下归仁”的思想,以及宋元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意识等。《三国志演义》善于在矛盾斗争中塑造人物，创造了像曹操、关羽、诸葛亮、张飞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三国志演义》又长于描写战争。既有宏伟壮阔的场面，又有人物活动的生动刻画。虚实配合,主次分明,详略得当。

      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数量不少。差不多从远古传说的虞夏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者如《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但大多模仿《三国志演义》而思想艺术不高。鲁迅批评说:“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中国小说史略》)另一种讲史小说的形式是英雄传奇。这一形式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亦取材于史事，但与历史演义小说不同，不拘牵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以描写英雄人物为主，即鲁迅所称“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以《水浒传》为代表。《水浒传》或题施耐庵著，或题施耐庵、罗贯中合著，是一部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宋江起义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但史载不详。《水浒传》在宋元讲史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增饰敷演，虚构成分比《三国志演义》为多。例如梁山泊108位义军首领中,只有极少数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大部分出于艺术的虚构。产生于宋元时期的《大宋宣和遗事》，保存了当时讲史话本中水浒故事的原始面貌,虽极粗糙,然已初具规模。宋时说话的小说一类中，有专说梁山英雄人物的题目保存下来，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水浒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由文人作者加工写定成书的。《水浒传》描写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从发生、发展到受招安、溃灭的全过程，作者以极其鲜明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热烈地歌颂英雄的高贵品质和反抗精神，真实地揭示了“官逼民反”是农民起义发生的重要社会根源。但是小说在描写了梁山英雄大聚义以后,又写了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直至最后覆亡的悲剧结局，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矛盾。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忠君观念，对《水浒传》有明显的影响。它的批判矛头虽然触及到整个黑暗的封建统治网，但鞭挞的对象却主要是贪官和蒙蔽皇帝的奸贼。但悲剧的结局仍然体现出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奸险残酷罪恶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水浒传》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许多英雄人物不仅个性鲜明，令人喜爱，而且在性格与环境的结合上，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和转变，完成了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典型创造。《水浒传》中的正面人物，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理想色彩，表明了人物创造的典型化过程，始终没有离开理想的烛照。这跟水浒故事在人民群众中长期流传分不开，这一特点表现了生活在黑暗社会中的人民群众对斗争的信心。

      明代还产生了不少英雄传奇作品，思想艺术成就均高出于同期产生的历史演义小说。所写大多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内容则主要采自民间传说，着重于英雄事迹的描述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较有影响者为万历间熊大木著的《北宋志传》,内容演述宋初杨家将抵抗契丹的故事,塑造了众多的女性英雄形象，其中尤以英姿飒爽的穆桂英为人所喜爱。熊大木还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描写岳飞故事，郭勋的《皇明英烈传》(一题《云合奇踪》)演明代开国史事而着意于宣扬郭氏祖宗郭英之功业，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写乱世英雄秦琼等，都在一个时期内对民间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