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政权以后，吸取了元统治者覆亡的历史教训，在明初采取了恢复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的方针。历百年左右,出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局面。中叶以后,工商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要求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因而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便受到他们的欢迎而得到发展的机会。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事，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文妇，尤所酷好。”反映了当时小说的读者群主要在市民阶层。

      明代小说，是在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称为“拟话本”，就是直接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亦多由宋元说话中的讲史、说经演化发展而来。嘉靖以后，文人独立创作的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如《金瓶梅》，亦取资于讲唱文学的写作经验。

      由于宋元以来通俗小说创作的实践，显示了这一文学形式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因而受到明中叶以后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的重视，在理论上给予高度的评价，阐明其社会的和文学的价值，为小说争得了文学地位。如李贽就将《西厢》、《水浒》与秦汉文、六朝诗相提并论，同称为“古今至文”；袁宏道称《水浒》和《金瓶梅》为“逸曲”。而《古今小说》绿天馆主人序更指出话本小说比儒家的经典《孝经》和《论语》具有更强烈的感人力量。

      明代印刷术的进步，刻书业的发展，也为小说创作的刊行流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促进小说创作的繁荣。

      从明初到嘉靖年间，以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成书于嘉靖年间的《西游记》为代表，标志着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由宋元时代初具规模的讲史和说经话本，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在长期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写定，是集体创造的成果。它们都继承了话本的思想艺术传统而又有巨大的突破。在短篇小说方面，这个时期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馀话》等文言小说，专事模仿唐宋传奇，有所成就。从嘉靖以后到明末，出现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长篇小说，一方面是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的影响下，从丰富的史籍、民间传说和艺人讲说中吸取素材和营养，继续出现不少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另一方面，则出现了由文人作家独立创作、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描写也更趋于细致的《金瓶梅》。这就使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突破了依附于历史或神怪的窠臼，而有了新的发展。短篇小说也出现了许多由文人创作而专供人们案头阅读的拟话本，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貌上，比之宋元时期供讲唱的话本小说有了巨大的飞跃。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