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锋小说”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小说界的另一重要现象，是所谓“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对“写实”倾向的小说的关注，主要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80年代中期，尽管先锋性的小说探索占据重要地位，但许多作家仍在“写实”的轨道上写作，并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的不断调整中，出现一批与前此的“写实”小说(或“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成果。另一是文学界的一些人存在着对已被过分渲染的“先锋小说”的某种不满情绪。对“先锋小说”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它们“疏离”了中国现实生活处境，和“疏离”了“读者大众”。在这种情况下，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等的一些小说发表(注：被作为“新写实”小说代表性的一批文本，如《狗日的粮食》(《中国》1986年第9期)、《风景》(《当代作家》1987年第5期)、《烦恼人生》(《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塔铺》(《人民文学》1987年第8期)等，出现于1986-1987年间，与“先锋”小说的出现是同一时间。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受到注意，并引发热烈讨论，稍后于对“先锋”文学的关注。)，让有的批评家产生“使人舒了一口气般的快慰”。他们密切关注这一写作倾向，并借此来倡导、阐发他们的创作主张。
　　在最初的批评文章中，有的批评家把这种创作倾向称为现实主义的“回归”(注：雷达《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的魅力》，《文艺报》1988年3月26日。)。这期间出现的名称还有“后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小说派”等。而“新写实小说”的概念使用最为广泛。在“新写实小说”的宣扬和推广上，出版于南京的文学杂志《钟山》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988年10月，它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了“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讨论会。自1989年第3期开始，《钟山》开辟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栏，宣称“在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中，1989年《钟山》将着重提倡一下新写实小说”。该刊的“卷首语”写道：“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同年10月，这家杂志还和《文学自由谈》(天津)联合召开“新写实小说”讨论会。在此前后，评述研究这一创作倾向(一些文章或称“流派”)的文章大量出现，几年里，总计达到一百多篇。而被称为“新写实”的作家，除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以外，还有叶兆言、苏童、范小青、李锐、李晓、杨争光、迟子建等。但在作家创作的归属划分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注：在当时的另外一些文章中，叶兆言、苏童等又被称为“先锋小说”作家。这种情况，反映了作家创作与批评界的类型研究之间存在的矛盾。)。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的《风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通常被看作“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可以看到，“新写实小说”的提出，既是吩一种写作倾向的概括，也是批评家和文学杂志“操作”形成的文学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新写实”概念的内涵，和被列入的作品的特征，会存在不同的描述。有的“新写实”小说家，对领受这一称号并不很情愿(注：范小青：“像我们这样一些作家，写不来新潮小说，但又不能在现实主义的老路上走到底，所以尝试着新的写法……我怀疑到底存在不存在新写实……”。叶兆言：“新写实是被批评家制造出来的”，“作者要站稳立场，不能被这些热闹景象所迷惑”。见《小说评论》1991年第1期。)。尽管“新写实”的存在与批评和文学杂志的活动密切相关，但是，作为一种有独特征象的创作现象，却不可否认。“新写实小说”的“新”，是相对于当代写实小说的一段状况而言。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有异的是，对于平庸的俗世化的“现实”，“新写实”作家表现了浓厚兴趣。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并采用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较难看到叙述人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评价。这透露了“新写实”的写作企图：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新写实”作家的现实观和写作态度，使他们的创作切入过去“写实”小说的“盲区”，但也会产生对现实把握的片断化和零散化。
　　不同批评家对“新写实”特征的描述并不一致，而同被列为“新写实”作家的创作，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也有一些批评家认为不应作勉强的理论界定。与“先锋”小说的状况相似，由于90年代作家创作的变化，“新写实”作为一种创作倾向描述的用语，逐渐变得可疑起来。90年代以后“新写实”作家中的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转向“历史”，这使敏感的批评家欣喜不已，又有了“新历史小说”名目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