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等，在八九十年代的评论和文学史叙述中，常有多种“归属”。他们有时会被放进“知青作家”行列，有的则曾在“寻根作家”名下生存一段时间。在90年代的文学语境下，他们创作的倾向的某些相似点又会被突出，为有的批评家看作是追求和捍卫精神性理想的一群。
　　韩少功(注：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1968年初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文革后期在湖南汩罗县文化馆工作。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空城》、《谋杀》、《爸爸爸》，长篇《马桥词典》。另有《韩少功自选集》等。)是所谓“知青作家”，也是文学“寻根”的主要倡导者。在80年代初反思“文革”的文学潮流中，他的短篇《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超越了控诉、揭露的普遍性形态，以其对历史体验和思考的深入而受到注意。1985年的《文学的根》一文，表达了“寻根”派的某些重要观点。此后发表的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火宅》等，可以看作是对于“寻根”主张的实践。在这些小说中，生活细节的“写实性”的描述，与变形、荒诞的方法，哲理性的寓意，方式不同地结合在一起，展示近乎静态、封闭的湘楚地域的“原始性文化”，和这种文化所哺育的“群体”性格。《爸爸爸》这个中篇的人物丙崽，是永远长不大，却也死不了的白痴、侏儒。他生活在愚昧、龌龊的环境中，长相丑陋，思维混乱，言语不清，行为猥琐。这些，是作为民族文化“劣根性”的象征物来创造的。滞重的叙述语调，和阴郁、压抑的总体气氛，显示了对于这一衰败腐朽的“种族”的悲观。1996年出版的长篇《马桥词典》，编辑了一个名叫马桥的村落所常用的词语。对于这些“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的词语，作者“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注：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这部长篇的艺术构思，可以看到作者原先文学“寻根”思路的延伸和深入。韩少功90年代《圣战与游戏》、《性而上的迷失》、《世界》等散文随笔的写作，表达了他对于精神、价值迷失的忧虑，和对一个消费时代的诸多文化现象的批评。
　　
　　阿城(注：阿城(1949-)，北京人。“文革”期间在山西、内蒙“插队”，在云南农场当过工人。出版有小说集《棋王》等。)的中篇小说《棋王》发表于1984年，受到广泛好评。此后又有《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等作品发表。这期间的许多作品，虽以“知青”生活为题材，却难以归入一般意义的“知青小说”。政治事件和社会矛盾在作品中已被淡化。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从基本的生存活动上表现“芸芸众生”在“文革”中的生活。“寻根”在阿城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想的精神，作为人对世俗生活超越的凭藉。《棋王》等小说的人物，都有执著的对于心灵自由的追求。他们所要建立的精神境界，其内涵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在乱世中崇尚淡泊；身处俗世，不耻世俗，但又超越世俗，也超越痛苦。老庄哲学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生活态度，对朴素、本源推重的生命意识，以及禅宗强调直觉体验的感知方式，在阿城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些人物坚持的并非纯然的出世精神，也有进取、争取生命价值实现的强烈欲望。而事实上，作品对这种“超脱哲学”的精神境界的渲染，本身便具有现实的“批判性”。阿城的小说重视文学民族传统的继承。采用略带幽默的白描的叙述方式，语言自然、素朴，但不浅俗。他让人物和事件直接呈现，避免情感的过分外露。后来写了不少简短的“笔记体”小说，可以看作是古代笔记小品的变体。
　　
　　史铁生(注：史铁生(1951-)，北京人。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舞台效果》和《史铁生作品集》。)初中毕业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注：史铁生《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史铁生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奶奶的星星》、《原罪—宿命》、《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
　　
　　张炜(注：张炜1956年出生于山东黄县。1978年就读于山东烟台师专中文系。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浪漫的秋夜》、《秋天的愤怒》，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和《张炜名篇精选》、《张炜作品自选集》、《张炜自选集》等作品选。)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80年代早期的小说，写农村青年男女的浪漫情感。从中篇《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开始，包括长篇《古船》、《九月寓言》，对生活的复杂性的展示加强，并常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家族、阶级等矛盾交织的人物关系，来展示山东半岛农村历史变革中政治、经济、伦理的冲突。进入90年代，张炜写了一系列的长篇，如《怀念与追忆》、《我的田园》、《家族》、《柏慧》，它们改变了前此作品的基本的写实风格，代之以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和哲理内涵的“诗化”的叙述方式。这些小说与他同时写作的散文作品(《忧愤的归途》，《融入野地》，《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纯美的注视》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对社会文化现实的批判立场。他以理想主义的人文精神的基尺，呼唤“大地”情怀。在这些作品中，“芦清河”、“葡萄园”、“野地”、“田园”等，已不是实体的存在，而是一种寄托，一种理想化的“倾诉之地”(注：张炜谈到《柏慧》时说，“‘田园’在此仅是一个倾诉之地。‘田园’本身的故事已非重点，它闪烁而过，成为一个标记”。《我的田园·后记》《张炜自选集》，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一个离弃了现实的丑恶，并使不安的心灵得到安顿的处所。有的批评者认为，张炜的精神世界，既有俄罗斯文学的血脉，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悲悯”(注：郜元宝《张炜的愤激、退却和困境——评〈柏慧〉》，《作家报》(山东济南)1995年5月27日。)。不过，这种急迫的、论辩的文化立场直接进入小说写作，对小说文体不能有更多的专注，精神复杂性的探索也难以更好展开，而多少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宣言化”倾向。
　　
　　张承志(注：张承志，回族，1948年生于北京。最早的“红卫兵”成员。“文革”间在内蒙古草原“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主要作品集有：《老桥》、《北方的河》、《黄泥小屋》、《奔驰的美神》、《黑骏马》、《神示的诗篇》，长篇《金牧场》、《心灵史》，作品选《张承志集》、《张承志代表作》等。另有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等。)的小说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和一种“浪漫主义”的格调。这指的是作品中不懈的对于理想的坚守和追求，和那种抒情、渲泄的表达方式。他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等，都与生活于内蒙草原，特别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蒙古族、回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有关。特别是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更为执著地歌颂生活于贫瘠的甘、宁、青沙漠边缘的回族农牧民，他们面对苦难对信念的忠贞不渝，为着自己的乡亲和信仰，平静地横陈于真主的祭坛之上。前期创作中已多少存在的宗教情绪，得到展开和凸现，并成为对抗现代金钱社会的理想、道德衰败的根据。张承志把他的一部小说集定名《神示的诗篇》。序言中说，“我确实真切地感受过一种瞬间；那时不是文体的时尚而是我的血液在强求，我遏止不住自己肉驱之内的一种渴望——它要求我前行半步便舍弃一次自己，它要求我在崎岖的上山路上奔跑……”“在那种瞬间降临时，笔不是在写作而是在画着鲜艳的画，在指挥着痴狂的歌”(注：《神示的诗篇·自序》，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版。)。这表白了他精神上的体验，也标示了他所坚持的“自发式”的写作方法。他因此创造了真挚情感倾泻铺陈，叙述和语言流畅然而也有时枝蔓，讲求色彩时而过于浓重的整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