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散文的发展面临着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文体模式的障碍。这种模式，通常表现为以“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的方式，来靠近“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主题和结构趋向，以及追求散文的“诗化”和意境。作为60年代初散文“复兴”标志的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体制，在作家和读者中产生强大影响，并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作为反拨“文革”散文的值得举荐的道路，被一些散文作家所沿袭。不过，从总的趋势上看，“回到”个人体验，表现日常事态和心绪，已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得到初步显示。80年代初期，巴金、孙犁、杨绛等老作家和张洁、贾平凹、王英琦、唐敏等中青年作家，侧重对“自我”经验的“自由”书写，从对社会主题的呼应转向对个人情绪、心境的表达，语言和语言方式也追求作家的“个性”。80年代中期以后，刘烨园、赵玫、周佩红、黑孩等散文作家，将散文的“自我表现”推向深入，面向人的感觉、情绪、意识流领域，着力表现现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被称为“新散文”或“朦胧散文”(注：刘烨园《走出困境：散文到底是什么》，《文艺报》1988年7月23日，《新艺术散文札记》，《鸭绿江》1993年第7期。赵玫《我的当代散文观》，《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等。)。
　　80年代散文发展的另一方面，是散文文体“窄化”的趋势，即将报告文学等叙事性形态和杂文等议论性形态从散文中加以剥离，重新提出了“抒情散文”、“艺术散文”或“美文”等概念。报告文学、回忆录、以及史传文学等，在许多批评家和散文作家那里，不再被放置在“散文”的范畴里。尤其是报告文学，80年代初期的《歌德巴赫猜想》(徐迟)、《大雁情》(黄宗英)、《船长》(柯岩)等，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引起一时轰动的大批长篇社会问题“报告”，基本上已不再被作为散文看待。与此同时，对一些散文与别的体裁因素渗透、交融而形成的混生性文体的命名，则又为散文文体的“规范性”提供参照。如汪曾祺、何立伟、张承志等融会了散文的某些因素的小说，构成“小说的散文化”或“散文化小说”；郭风、柯蓝、刘湛秋等“即体现了诗的内涵又容纳了又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化合了诗的表现手段和散文的描述手段的某些特征的一种抒情性文学体裁”，则被列为独立的“散文诗”(注：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这本书对“散文诗”的美学特征、历史构成以及作家作品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80年代初期，在整个社会和文学界的反思性思潮的语境下，散文创作主要以老年作家巴金、孙犁，杨绛、陈白尘、黄裳等为代表。描述个人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回忆旧友和亲人，批判“文革”历史暴政造成的伤害，是大多数作品涉及的方面。一些中青年作家如张洁、宗璞、贾平凹、韩少华、唐敏、王英琦等，则常会通过儿童视角，抒发一种温馨、感伤而清新的感情，展现“人性”中朴素、感人的一面。他们的努力，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在回应“五四”(主要是20年代)抒情散文的风格，强调散文应该“独抒性灵”，自由地书写内心体验。不过由于当代散文的积习已深，许多文章在语言和结构上，仍可以看到受60年代散文模式的束缚。过于关注散文的“诗化”和“意境”的营造，是表现这种拘囿的一端。
　　总体而言，在80年代，相对于诗、小说、戏剧所取得的进展来看，散文的状况显得平淡。对散文历来有很高期待的中国批评家，不满于散文创作“滞后”和“平淡”，于是，在1986-1988年间，他们针对散文创作状况表现了深切的忧虑，断言“毫无疑问，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它确实落魄了”(注：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没路》，《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甚而提出了“散文解体”论。由此引发了关于散文发展和革新的讨论。讨论涉及了散文文体的“自足性”和“规范性”，散文与文学另外的体裁的关系，散文表现内容的拓展问题等。讨论的积极意义主要是推动作家对于这一文体的自觉意识，和变革散文创作的主动性。
　　进入90年代以后，散文在几乎没有任何预言、策划的情况下，突然显现了热烈而繁盛的局面。在图书市场上，各种散文选本和散文集开始“畅销”；专发散文的刊物如《散文》、《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受到读者欢迎；一些杂志如《十月》、《收获》等也开辟散文专栏；一些报纸的副刊腾出版面来发表散文和随笔：从而形成了“散文热”。在各种散文选本中，20年代至30年代写日常生活、提倡闲适情调的散文小品被重新发掘。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以及40年代的张爱玲、钱钟书等的散文集，不仅有极大的销量，而且也引导了90年代散文的重要写作方向。在90年代，虽然不同散文作家具有很不相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创作的内容、风格的个性特征也更加突出，但是，作为一种总体状况的“散文热”现象，却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消费取向有密切关联。即使是“闲适”，90年代的散文小品与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小品也存在着一些区别。30年代林语堂等人的“闲适”被称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在看似闲适的表达中，包含了作家的现实对抗立场和文化姿态；而90年代许多散文中的闲适，则更多表现为与世俗化认同的倾向，是对社会的物质化追求和消费性的文化需要所作出的趋同性反应。因此，有人将报纸副刊上的散文称为“文化快餐”文体。
　　90年代尽管也有一些专门写作散文的作家如周涛、刘烨园、斯妤，但大量作者却往往身兼数任，许多学者、小说家和诗人参与到散文写作中来。这种现象显示了90年代散文文体发展的新趋向。虽然有一些批评家、作家还在坚持80年代的“文体自觉”的命题，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被搁置在一边。对于散文“规范性”的强调的声音减弱；而散文文体的宽泛性和平易性则显现出来。在诸种因素之中，散文的议论性与抒情性被突出。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学者的介入，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位和文化分量，使得“随笔”成为散文形态中的主体。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等的作品，从个人经验出发，引入关于文化和人生哲理的思考，被称为“文化散文”或“大散文”。《读书》、《随笔》、《天涯》、《散文与人》等刊物，以及《书趣文丛》、《读书文丛》、《夜读文丛》、《今人书话系列》等丛书，发表了许多学者的随笔。这种散文与刻意追求散文“窄化”的做法相反，并不过分关心散文的“文学性”问题，而是将这种文体作为作者表达现实关注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们的出现，有可能开拓散文写作的新路，加强散文写作的思想哲理和人生体验的深度，并在文体、语言中孕育革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