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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容(注:谌容,祖籍四川巫山县,1936年生于武汉。出版的作品集有《人到中年》、《永远是春天》、《谌容中篇小说集》、《太子村的秘密》、《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谌容幽默小说选》、《懒得离婚》、《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谌容》等,长篇小说《万年青》、《光明与黑暗》、《人到老年》、《死河》。)的小说创作开始于70年代初。1975年的写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长篇小说《万年青》,在“文革”后期小说创作中有较大影响。而她1980年的中篇《人到中年》,则被看成是“新时期”文学“复兴”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谌容是追求表现“社会深度”的作家,80年代初她为自己确定的创作目标,是“把人间的悲喜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探索决定人物命运的历史渊源,写出更深刻、更本质的历史面貌的作品”(注:谌容《奔向未来》,《文艺报》1981年第5期。)。从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来提出人们关注的某一社会问题,是她经常使用的构思方法。《人到中年》提出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处境、待遇的“问题”,而《永远是春天》、《太子村的秘密》、《散淡的人》等,都包含有探索“历史悲剧”的意旨。8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小说风格发生一些变化。略带伤感和抒情的叙述有所削弱,而增加了荒诞、滑稽色彩的戏剧性成分。如《减去十岁》、《关于猪崽过冬问题》。《懒得离婚》这篇揭示普遍存在的家庭关系矛盾的小说,也显然增加了嘲讽的因素。
在80年代文坛张洁(注:张洁,祖籍辽宁抚顺,1937年生于北京。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搞创作。出版的作品集主要有《方舟》、《红蘑菇》、《上火》、《来点葱,来点蒜,来点芝麻盐》、《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张洁》、《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一个关于浪漫的梦想》,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以写作具有女性意识和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著称,但她的许多作品并不仅仅限于表现女性问题。她于1979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以清新、流丽的叙述语调而引起注目。她早期的许多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和《方舟》等,都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写女****伤、细腻而富于利他精神的恋爱心理以及单身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爱,是不能忘记的》较早地涉及到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女主人公钟雨对于那个遭受历史厄运的男主人公的超越一切的坚贞不渝的恋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抚慰当时“文革”创伤的感情载体,因此,这篇并没有直接涉及“伤痕”主题的小说,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通过女性近乎圣洁的“爱情”方式,来超超痛苦的历史记忆的做法,在《祖母绿》中得到发展;而另一方面,女主人公曾令儿独立承担生活重压的坚毅形象,又成为女性独立意识的表征。《方舟》则写三个离异女性,她们因女性身份面临的不公平待遇,被作为社会问题提出:张洁作品的“女性意识”和作为“女性文学”的先导地位正体现在这些方面。张洁有一部分作品,如《沉重的翅膀》、《条件尚未成熟》、《尾灯》、《他有什么病》,也尝试把握“重大题材”。长篇《沉重的翅膀》曾被誉为“与生活同步”的“力作”。作品完稿于1981年4月,表现的是发生于1980年的围绕经济改革发生的冲突,并且把笔墨写到社会结构的高层(中央重工业部的部、局官员)。80年代中期以来,张洁的一部分作品有了明显的变化,从诗情的追求转向反诗情,从浪漫诗意转向叙述上夸张的粗鄙化。不过,这其实是对理想诗情坚守的另一表现形态。她猛烈抨击、嘲讽某些男性人物的猥琐、低俗趣味,诅咒他们的欲望是令人恶心的“红蘑菇”开放在女性人物的生活中。长篇《只有一个太阳——一个关于浪漫的梦想》,表现的是当代中国人处身“真实”的西方时的体验和感受,尤为尖锐地表现了男性知识分子(女性则以婚姻形式进入西方)面对西方时精神上的焦虑、沮丧和物质上的困顿。
王安忆(注: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茹志鹃到上海。初中毕业后到安徽淮北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到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任编辑。出版有小说集《小鲍庄》、《荒山之恋》、《乌托邦诗篇》、《岗上的世纪》、《姊妹们》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伤心太平洋》、《长恨歌》,散文集《故事与讲故事》、《乘火车旅行》、《重建象牙塔》以及《心灵的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另出版有《王安忆自选集》六卷。)在女作家群中,是被认为视野颇为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的作家。她的创作表现出多变的风格,并始终保持很强的创作活力。80年代初的作品主要是“雯雯系列”小说,写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的痛苦和希望,以单纯、热情的少女眼光来看世界,这是王安忆的“自我抒发”阶段。很快,她便关注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写“知青”回城的矛盾、苦恼(《本次列车终点》),改革年代剧团内部的冲突(《尾声》),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普通人经济、社会地位沉浮所获得的人生体验(《流逝》、《归去来兮》)。1983-1984年的美国之旅在文化体验上给了王安忆极大的震撼。西方文化的参照使她意识到民族的和人类世界的文化眼光。在停止一年的创作之后,她写出了《小鲍庄》、《大刘庄》,在1985年的“寻根”中,她的这些作品也被归入这一热潮的实践。《小鲍庄》借对淮北一个虚化了时代特征的小村庄的描述,来表达作家对儒家文化的“仁义”精神与对这一精神崩溃的理解。在1986年以后,王安忆发表了引起很多争议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类似的作品还有后来的《岗上的世纪》、《文革轶事》,它们属于这一时期“热点”的性题材作品。自八九十年代之交起,她的《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通过对个人经历、家族身世等的追述,思考时代、文化等因素对个人生存的影响,思考现实与未来、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和理想与信仰的有效性等问题,表达了她的困惑和焦虑。80年代《鸠雀一战》、《好婆与李同志》、《悲恸之地》对没有“根基”的现代都市的文化特征和深层性格的表现,在90年代的《长恨歌》、《香港的情与爱》、《我爱比尔》等作品中,作了进一步的展开。90年代以来,她的小说叙述形式也有很大的改变,不再以单纯主观或客观的单一视点讲述故事,作为叙述人的议论不断地打断并参与故事的叙述进程,将故事的虚构因素与作家处理写作材料时的纪实因素并置于小说中。人物绵密、细致的心理推进,以议论形式展示的对人物命运的思考,铺张、繁复的长句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语调。王安忆作品的“女性意识”,表现在对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的揭示上。《逐鹿中街》以喜剧的方式写一对夫妻在支配与反支配上的角逐;《岗上的世纪》则在“知青”生活的背景下,表现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力关系之间的挣扎。这些作品所提示的是,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人的一些基本属性(自然属性),对人的命运有深刻的制约力量。王安忆还进一步探索离开物质(如婚姻形式、性关系等),“光凭精神会支撑得多远”(《弟兄们》、《神圣祭坛》),以及“性力量的巨大:可以将精神扑灭掉”而“维持男女之爱”的可能(《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在对女性自主、觉醒等问题上,她的观点和处理方式与张辛欣、张洁都有差异。比较起张辛欣的“投入”和作品中显示的叙述者的女性立场,王安忆是冷静而旁观的。与《方舟》一样,《弟兄们》也写三位女性靠女性间的友谊、互助而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控制,但王安忆没有像张洁那样为她们的苦斗留下“光明的尾巴”,她们在本能的母性、妻性的“夹击”下终于溃败。
铁凝(注:铁凝,1957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红屋顶》、《麦秸垛》、《遭遇礼拜八》、《对面》、《甜蜜的拍打》,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散文集《河之女》。)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属于“知青”作家中年龄最小的之一。她总是在冷静的现实主义笔法的描述中,展现传统与现代、纯朴与世故、文明与野蛮、女性的自主与依附等种种矛盾。在铁凝的作品中,女性的矛盾与困境往往与对社会文明进程的思考交织在一起,只有在那些没有被现代文明浸染的或带有原始生命体验的女性那里,才显出某种宁静、恬淡与充盈的抒情因素,如《哦,香雪》中的香雪、《麦秸垛》中的大芝娘、《孕妇与牛》中的孕妇与怀孕的牛,《河之女》中的乡村女性群体。铁凝的《玫瑰门》被誉为展现女性历史命运的厚重之作。它通过以司绮纹为代表的庄家几代女性的命运,揭示女性生存与现代历史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司绮纹的一生都在不择手段力求进入传统家族和现代社会秩序,却不断地被排挤和拒绝,她所做的所有努力只能使自己变成一个令人厌弃的势利、冷酷之人。但作家采取的叙述方式,却流露了某些对她的同情。作家选择司绮纹的女性后代(苏眉和苏眉的母亲)作为历史的反思者和小说的叙述人,几代女性共有的宿命般的处境,使她们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了司绮纹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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