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运动直接引发出浪漫主义运动。正当晚年的莱辛过着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的时候，七十年代的德国兴起了一场很有声势的文学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参加者都是一些年轻人，一个名叫克令格尔(1752—l831)的青年诗人写的剧本《狂飙突进》成了这个运动的名称。当时还在世的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提出的“返回自然”的口号以及他的小说《新爱洛绮丝》在这些青年中间反响巨大，一七七二年首演的莱辛的剧作《爱米丽雅?迦洛蒂》也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这些事实可以说明，狂飙突进运动是对启蒙运动的一种继承。在这批年少气盛、慷慨激昂的青年之中，有两位未来的大文豪：歌德和席勒。
　　但是，狂飙突进运动又与启蒙运动的主体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样是反对封建、蔑视礼教，前期启蒙主义者手上的武器是严峻的理性标尺，狂飙突进的闯将们却喷泻出如火的激情。他们更强调人的自然本性，讴歌人的童真和本色，讴歌个性解放，扩面大之，还讴歌“民族个性”的觉醒和发展。在他们看来，个人也好，民族也好，都不能受制于他人，而应该成为自由自在、发展充分的独立个体。这种主张，与启蒙主义大师们的理性原则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自然本性和理性并不全然对立；但这无疑是一种包含着反拨的发展，特别明显的是，情感已冲破理智的外壳流荡文坛，秩序、权威、传统远没有伏尔泰时代那样吸引人了。人们喜欢把狂飙突进运动称之为“在浪漫主义这个术语出现之前的浪漫主义运动”，可见它是栖及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个过渡性文化形态。狂飙突进运动中出现的著名作品有歌德的历史剧《葛兹?封?伯利欣根》(一七七三年)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七七四年)，席勒的剧作《强盗》(一七八〇年)和《阴谋与爱情》(一七八三年)。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群猛烈反抗德国社会现状的叛逆者形象，无论是借历史事件还是借爱情故事，都包含着向社会公开宣战的内容。其中特别是忧郁厌世的青年维特和豪侠正义的“强盗”卡尔，更是惊动了一代青年的心灵。维特和卡尔刚刚觉醒，在自己的生活际遇中采取着反抗的态度，但是，他们既不愿苟且偷生，又无力挣脱束缚，最后只得一个自杀、一个自首。苦闷、壮烈而又无奈。这样的作品与当时社会深层的思想激流一脉相通，因此如雷裂空，如潮卷地，影响巨大。“维特病”传染一时，仿效维特把枪揣在怀里随时准备自杀的青年不在少数；而当《强盗》于一七八二年年初首演时，剧场里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剧场的正座就活象一所精神病院”，“爆着火的眼睛，握得紧紧的拳头，蹬着脚的喧响，嘶哑的欢呼!不相识的人也彼此拥抱”，“仿佛在这乱纷纷中一个新的宇宙在诞生”!
　　是的，狂飙突进运动在焦渴地企盼和热诚地呼唤着一个新的宇宙。新兴的市民阶级和腐朽的封建主义之间在政治、思想等领域的搏斗中，狂飙突进站在市民阶级一边竭力助威，由于一时势均力敌，这些青年闯将们的喊声也就更加焦燥、急迫，甚至夹杂着几声绝望的呼叫。他们的声音使许多人惊醒了。但德国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没有可能象法国一样酿发出一场政治革命，狂飙突进运动也就逐渐趋向萎顿，作为它的一个积极的成果，浪漫主义运动却兴盛起来了。
　　一七九八年是浪漫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年。德国浪漫主义的鼓吹者史雷格尔兄弟在新创办的《雅典女神殿》杂志上首次用德文标明这种与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文学的名称；也就在这一年，在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承认“浪漫的”这一法文词汇。法国浪漫主义的积极分子史达尔夫人与史雷格尔兄弟的结交，又使德国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含义的理解流播到法国。但是，历史条件和民族个性，使法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一直同中有异。法国在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一方面社会面貌(特别是社会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凛然不可侵犯的贵族威权在资产阶级面前黯然失色，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与他们的父辈大不一样，父辈们大多经过含辛茹苦的奋斗，顺着传统和权威的指引度过大半生涯，而后辈的前进道路上则既无思想上的保险栏杆也无太多人为的障碍，用泰纳的话来说，他们的眼前展开的是一片苍茫辽阔的原野，一任在其中自由奔驰；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在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换来的是一片纷扰和不景气，战乱连年，政权更替，使精神世界那种混杂着疲劳与烦躁、欲望与绝望、既拼命地追求却又不知追求的是什么的“世纪病”到处传播，这样，溃亡中的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感伤主义也有了市场。这一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以夏多布里安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法国的积极浪漫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才显示出强大的力量的，其杰出代表是雨果，著名事件是雨果《欧那尼》的演出。德国与法国不同的是，它的浪漫主义连失望于革命的深沉叹息也没有，大多把中世纪的封建等级行会制度加上幻想色彩，奉为理想的制度，借以诋毁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此消极的因素极为突出。上面说到的史雷格尔兄弟和他们的同事们所组成的“耶拿派”(他们住在耶拿)以及十九世纪初形成的“海德堡派”便是这样的浪漫主义流派。一开始“耶拿派”是很想拉拢歌德和席勒的，当时歌德住在魏玛，史雷格尔兄弟勤于见谒、大事张扬。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曾描述过这一情景：“从耶拿到魏玛有一条林荫道，路旁长满佳木美树，结着李子，在苦于暑热干渴难耐之际，吃起来其味颇佳。史雷格尔兄弟经常往返于这条路上，他们在魏玛和枢密顾问封?歌德先生交谈过好几次。歌德一直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外交家，总是静静地倾听史雷格尔兄弟说话，赞许地含笑不语，有时候请他们一同进餐，偶尔给他们一些面子，如是而已。他们也想接近席勒，但是席勒为人刚直不阿，不愿和他们有任何瓜葛。”随着时间的推移，歌德(更不要说席勒了)与史雷格尔兄弟等人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他与席勒在脫离了狂飙突进运动之后渐渐对古希腊艺术的“高贵的单纯”、“宁静的伟大”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要求以完整和洁净的形式来着重表现人道主义思想，刻划完美和谐的人，根据这些主张，他们写下了不少成功的杰作。人们把这种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称之为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与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不同的是，这时的“古典”形式下已蕴藏着资产阶级的灵魂。这种古典文学当然没有太多的激厉昂扬的社会革命气氛，但比之于当时德国的消极浪漫主义作品，却又显得明确、坚实、积极。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也有很大发展，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拜伦和雪莱，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
　　总之，在浪漫主义这一整体概念内部，包藏着各种各样的原则，这种原则经常是在互相对立之中同时发生着作用的。但是，既然同称浪漫主义，自然也有它们的共性，一般说来，强调个人的情感因素，自由奔放，崇拜自然，返璞归真，处处显示与社会的不协调，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的各种浪漫主义比较共通的重要特色。有人说，浪漫主义文艺大多是以个性主义的态度，自发和抒情的笔调，来描写中世纪，民族的过去，异国情调，乡土色彩，与个人感情相通的浑沌大自然，宗教，超自然现象，夜，死，废墟，坟墓，恐怖，梦，潜意识；作品主人公或是忧郁厌世的个人主义者，或是与社会对立的叛逆者，但他们身上又往往笼罩着神秘和模糊的雾纱。(参见谢泼莱主编：《世界文学术语辞典》)这显然是侧重于消极浪漫主义的概括，尽管其中确实也触及到浪漫主义的某些一般特征。在浪漫主义的领域里毕竟还有这样一些艺术家在活动：他们厌恶庸俗和无聊，否定中庸和持重，蔑视规整和陈腐；他们无力擂鼓燃火，便以忿色怒容表示抗议；他们难以改造社会，便营造出一个与现实人世相反的理想天地以供对照。因此，他们不仅没有脫离当时的客观世界，而且还对后代产生着强大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