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群体中的经师儒士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 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 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 经学与汉代文学思潮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 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 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西汉的学校教育是在武帝时期经公孙弘倡导蓬勃发展起来的，朝廷置博士官， 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成帝时太学弟子３０００人，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达３ ００００人。除官办学校外，遍布于各地的私学也大量招收生员。汉代经学教育 为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并不期待就学人员成为作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 却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自公孙弘倡导经学教育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 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 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 得以实现的。
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 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汉代 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兴趣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 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多闳衍之辞，许多 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 琐解读习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 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 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这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篇 幅过长，如同辞典字书，令人不能卒读；经学也因其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 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汉代文学作品经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和神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 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后来又一度兴起讠韱纬之学，“于是五经为 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五经之义皆以讠韱决，用图讠韱来附会人 事。汉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虚妄之学。汉 代经学和经学思维机制有相通之处，都以想象沟通天和人，架起现实生活和彼岸 神灵世界的桥梁。刘勰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正纬》）， 这话有一定道理。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 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 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 布局也多有雷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 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 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 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 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束 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 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 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作为大汉天声的辞 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正统的史传文 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把《汉书》和《史记》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 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 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 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 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 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 重身份。《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 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 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 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 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 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 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汉 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 而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 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 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