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派”：近代“理想主义文学”

　　明治末期亦即1910年4月，日本创刊了一份名为《白桦》的同人杂志。杂志封面上绘有富于生命力的小白桦，远处的背景是群山。“白桦派”同人，多为学习院出身的贵族或上流社会子弟。所谓“贵族”，是明治时代的特权主义身份制度，旨在维护天皇制的国家政权。这种制度将皇族、大资本家、大地主等，分为凌驾于一般国民之上的五大等级：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政治上，他们可通过敕选（天皇指定）或互选，成为贵族院议员，贵族院享有高于众议院的特权。而学习院，则是专为皇族、贵族设置的教育机构。如今，只要通过考试，平民子弟也可以到学习院上学。但在明治时期，却只有贵族子弟有此机遇，至少需要具备相当的财产与社会地位。 

　　最初作为《白桦》同人的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里见弴和长与善郎等。这批作家的共同特点除学习院出身外，尚有对于文艺、美术的偏爱。例如在西方美术的介绍方面，“白桦派”作家付诸了种种努力，除了罗丹，还介绍过许多新派画家如高根、塞尚、鲁诺安尔和梵高等人的美术作品。“白桦派”作家一度曾是弘扬新文艺思潮的中坚力量。 

　　“白桦派”作家的思想领袖是武者小路实笃（1885年出生），他十分关心国家、社会的政治状况。但在“大逆事件”（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后不久，他却在《白桦》刊文，表明自己不同于社会主义者的生活态度。他说人应当以自我为中心，管不了也不用去管他人的命运如何。同样，他也讨厌别人干涉自己的事情。很显然，这是一种贵族式的思维方式。他们 （白桦派作家）无须为明日的面包而发愁。他们崇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或自我标榜为“人道主义”。其实正确的说法应当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有如下几点： 

　　一、主张彻底的自我中心主义，崇奉个性尊严与生命的创造力。作为外在特征，是否定自然主义将感觉、物质等同于现实的思维方式，舍弃虚无、绝望的生活，而令人生或艺术包容活生生的生命力。因此，“白桦派”所倡导的仅仅是自我与生命的自由表现。 

　　二、他们相信自己是天才，个人即可代表人类意志。只要充分地发扬个性，就会丰富宇宙并对人类有所贡献。 

　　三、重视道德性要素，主张相对于单纯的美，善是更高层次的美。 

　　四、在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时时显现浓重的博爱式的托尔斯泰主义。在这方面尤为热心且身体力行的，正是武者小路实笃和有岛武郎。 

　　因此，“白桦派”文学是反自然主义的。同时，大正期（191 2～1926）民主运动引起的理想主义思潮，也反映在“白桦派”作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自然主义文学之后，“白桦派”文学几乎主宰了整个大正时期文坛。其本质在于，通过不加雕饰的文学表现，反映处于上升阶段的市民社会以及人的心理、情感与理想。 

　　武者小路实笃是“白桦派”作家中唯一的理论家。他在每一期刊物上都刊载随想、短论、杂记等。实笃在学习院时代结识志贺直哉，两人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此外，实笃早期在叔父的影响下，热中于托尔斯泰的文学与思想。但他专事文学的原因之一，据说是热恋三年之后的失恋。他说托尔斯泰抚慰了“我失恋的寂寞心灵”。但是，具有禁欲性·宗教性特征的托尔斯泰，同时成为实笃情感上的一个重负。实笃时而受到梅特林克《智慧与命运》的启示。他想，“自我不过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个个体。这个个体要对自己的人性施以种种限制，却怎能有助于他人的生活？”实笃最终超越了托尔斯泰，而鼓吹自我中心主义。25岁时，他在《白桦》创刊号上写道：“托尔斯泰所言确为真理。但我想肉体本身亦包含特有的人生意义。托尔斯泰固然伟大，但我不能不认为自然更加伟大”。武者小路实笃感觉到，托尔斯泰的文学·思想时时对立于自然的人性，这是他难以接受的；但是同时，他又无法彻底背离托尔斯泰主义。以后他所倡导的“新村”运动，正是一个明证。 

　　武者小路实笃的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傻瓜》（1911）和戏曲《我也不知道》（1914）等。《傻瓜》是部别具特色的作品，夏目漱石曾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作品无视世俗的嘲笑，表现了纯粹心情的价值。小说的主人公是第一人称“我”。“我”学习院毕业后，立志成为一名“广义的教育家”——文化启蒙者。而初恋破灭后，“我”爱上了附近居住的小鹤。“我”说服父母，登门求婚。可是小鹤却搬家离去了。“我”只好在心中将她描绘成“理想的女性”。在梅特林克的影响下，“我”相信自己与小鹤有缘。“为了自我的发展，我要得到她”。“我”有一种洁癖，讨厌周围的朋友们说三道四。却又无法克服性欲的冲动，认为性欲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正当欲求，应当在此意义上正确地肯定并严肃思考它。总而言之，他要为自己那空幻的恋情寻得正当的理由。他想象着自己与小鹤的未来，“决心用事实证明，真正的爱情尽管形式各异，却是永远不灭的”。他要让那些俗人对自己刮目相看。终于，小鹤嫁给了别的男人，而“我”只有忍受孤寂，独自生活下去。故事是单纯的，且自始至终围绕自我。人物所热恋的对象，竟然没有作出过任何反应。整部小说宛若一个自言自语的世界。生命寄托在那般痴迷憧憬的恋情上。某种意义上讲， 《傻瓜》正是作者对于早期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反拨，这里体现的是生命自然的解放或回归。 

　　显然，《傻瓜》和戏曲作品《不谙世事》（1921）等，统统体现出一种朴实无华、奔放自然的文体。作者似乎也象自然主义作家那样，十分客观地描写自己的生活。但不同之处在于，武者小路的文学告白不是暗郁的怀疑或绝望，他坚信自身的生活方式是正当的，堂堂正正地剖露于众。这种明朗的乐天主义，在日本文学传统中并不多见。 

　　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位具宗教精神的作家，他尊重生命，热爱生活，期望为人类找到一条理想的正确道路。他既不想当资本家，又不想为无产阶级，说到底他的理想仅在于发现他那主观“乌托邦”之中的真正的人类生活。他说自己“是第三种人，人类主义者或世界同胞主义者”。这种观念又使他接近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与19位志同道合者于1918年，在宫崎县的边远地区建立了一个所谓“新村”。当然，这种虚幻的人类梦想，必然被冷酷的资本主义逻辑所扼杀。 

　　武者小路的重要作品尚有：长篇小说《幸福的人》（1918）、《友情》 （1920）、《一个男人》（1921～1923）等。 

　　有岛武郎 （1878～1923）是“白桦派”作家中最为年长者。在人格和见识上，他受到全体同人的尊重。有岛武郎学习院毕业后，又进入当时 （1896年前后）最具进步倾向的札幌农学校。札幌农学校富于美国式独立自主的自由精神。有岛在这里，同时受到基督教精神的影响而加入了札幌独立教会。可是，有岛武郎一方面信奉上帝，严格限制自己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又苦于恶魔的诱惑——性欲冲动。这种内在的冲突或苦恼，构成有岛武郎的思想萌芽。他曾这样说过，“在我的心中，圣经同性欲激烈地战斗。艺术性冲动关涉性欲，而道义性冲动则涉及圣经。我的热情不知在二者之间怎样调和。我为此而苦恼。” 

　　1903年，有岛赴美国留学，3年时间专攻历史与农业经济。但是在此期间，他的基督教信仰发生了动摇，对学问也没有兴趣，他开始广泛地阅读文学作品。惠特曼的《草叶集》成为他新的圣经。此外他还阅读易卜生、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等人的作品。他很喜欢无政府主义者克鲁鲍特金的著作，同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熏染。 

　　回国后1910年4月，有岛武郎成为“白桦派”同人。结婚后，却在新婚生活中深切地感觉到，纯粹的精神生活信仰是空虚的。他毅然退出教会，与基督教信仰割断了联系。这一举措大大改变了武郎的生活与思想。 

　　《白桦》创刊后，他每期都发表作品或评论。确立其文坛声誉的成名作是《该隐的末裔》（1917）。作品以北海道的山区农场为舞台，描写了一个无知而富于野性的主人公——拓荒农民广冈仁右卫门。在生存冲动的作用下，主人公向冷酷的自然、社会挑战。但由于性情过于凶暴，以至受到“人类的轻视和自然的排斥”。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体现了近代式的人类苦恼。主人公苦于生存本能，似乎要从近代主义的个人尊重，一步跨越到赤裸裸的人类原初。作品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他所模仿的外国作家，仍然是托尔斯泰、果戈理、易卜生等。有岛武郎的代表作品尚有《一个女人》（1911～1913）和《星座》（1921）等。中篇小说《出生的烦恼》（1918），则被多次选入教科书。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出生于北海道岩内渔家的青年画家，一心成为真正的画家，却又不忍撇下苦难生活中的父兄，他痛苦地徘徊于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有岛在以后的文章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 “在《出生的烦恼》中，我意欲向一切期待诞生的精灵，唱出谦逊的赞歌。自然是个大产床。我谦恭地坐在这产床的一角，希望作个祝福华诞的歌手。” 

　　《一个女人》是有岛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说真切感人地描写了一个女人的性格与命运，因而也被称作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之一。主人公早月叶子，作为新时代造就的女性，在浪漫主义风行一时的社会氛围中，体验过“奇异的时代觉醒”。她是一位少年才女，多愁善感且又争强好胜。她愤愤于身边的诸多旧时弊端，产生某种自己也说不明白的革命冲动。她要反抗压抑个性自由的社会道德或凡世习俗，过自己奔放无羁的生活。但最终迎来的，却是肉体、精神的破灭。这部作品，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作者“自身的生存苦痛”。然而，作者的局限在于通过一个女性的命运，以肉体为“武器”反抗社会。不过，从崇奉个性、生命的意义上讲，有岛的创作印证了“白桦派”文学的人文理想。从永远反抗现世制度与文化这一点看，他又超越了“白桦派”的个性伸延主义。这种文化姿态受到克鲁鲍特金的影响。 

　　志贺直哉1883年生于日本宫城县石卷町。在学习院学习期间，他曾两留级。借此机缘，他与武者小路实笃成为同年级学生。因此，留级对直哉而言并非坏事，因为他与武者小路的友情，对他们彼此的一生都发生了重大影响。1906年，志贺直哉由学习院高等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但《白桦》创刊（1910）那年，他又中途退学。 

　　志贺直哉自幼受到祖父、祖母的溺爱。祖父在政界、实业界很有势力。直哉回忆说，“我受到过许多人的影响，但确切地说，内村■三先生是我的师长，武者小路实笃是我的朋友，亲属之中，则是80岁逝世的祖父志贺直道，那年我24岁。”志贺直哉17岁时认识内村■三，后长期尊为师长。中村光夫认为，“内村■三构成志贺直哉青春观念的全部内容”（《志贺直哉论》） 

　　在《白桦》杂志创刊号上，志贺直哉作为创刊人之一发表了小说《到网走去》（1910）。这部短篇小说其实是一篇随笔，描写到网走去的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他自己也说“作品是随意想象出来的，而启发灵感的是火车上见到的青年母亲与孩子”。总之，这部作品受到文坛的广泛好评，它显然已经呈现出日后志贺文学的诸多特色，如观察对象的直接确切性、文章的简练以及温馨的心灵关怀等。此后，志贺直哉又在《白桦》杂志上陆续发表 《剃刀》、《孤儿》、《他和比他大六岁的女人》、《速夫的妹妹》等许多作品，渐渐确立起新进作家的地位。志贺直哉自幼与父亲不和，无论在恋爱问题、事业还是思想意识上，他们总是处于对立状态，且时时发生冲突。1912年，他终于离家出走。 

　　志贺直哉的小说多为短篇，长篇小说仅有一部《暗夜行路》（1921）。关于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能够清晰地理解一切事物的细微之处，却很难理解事物的整体”。正因如此，拥有十分强烈正义感的志贺直哉，常常激烈地抨击与已发生直接关联的社会不公，却不具备更为广阔的社会性视野。他总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心情来判断现实之中的善恶美丑。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庶民阶级出身的自然主义文学家，与自然主义作家怀疑一切的文学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志贺直哉重视文学表现上的技巧性，敏锐、真实、简洁，是志贺文学的三大特色。1917年发表的《在城崎》、《好人夫妇》与《和解》等，真正确立起他的文坛地位。这些作品使他成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和解》写到志贺与父亲和好，《大津顺吉》显现的也是这一主题。然而，与父亲的和解虽令人感动，志贺直哉却从此避开了与整个封建性家族制度的斗争。他从“战斗的作家”（广津和郎语）后退为“凝视的作家”。且渐渐誉之为“小说之神”。作品之中，时时显现出对于东方式静寂美的憧憬。他那十分凝练的小说作品、宛若洋溢着东方诗情的水墨画。这些特征，十分凝聚地表现在唯一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中。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志贺直哉的文学对日本现代无产阶级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发生过很大影响。小林多喜二倾倒于志贺文学。他俩还有历时十余年信函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