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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     时间:201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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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作家,他们共同装点着俄罗斯文学的殿堂,使俄罗斯文学一跃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前列。而普希金正是站在这一列作家前面的开路人,因此,他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地位特别而又贡献卓绝的人。

  普希金在俄国解放运动中成长,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是贵族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他的创作,更是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反映,被人们称为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既是俄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799年5月2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他父亲曾是禁卫军军官,叔父是卡拉姆辛派诗人,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等当时有名的诗人都是他家的常客,这对普希金文学趣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有着农奴身份的奶娘经常给他讲民间故事、传说,使他从丰富的民间文学中吸取不少营养,对他日后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诗人们的聚会、丰富的书籍、神奇的民间故事,这成了普希金成长的良好条件。

  十二岁时,普希金进入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在这所自由、开明的贵族子弟学校中,普希金经历了卫国战争时期,接受了一些进步教师的自由主义观点,阅读了拉季舍夫的唯物主义哲学论文,在祖国传统文学中,从冯维辛、克雷洛夫的创作中吸取了如何靠近人民的艺术观点,茹科夫斯基的新式诗也曾是他一度模仿效法的对象。1815年,他那题为《皇村回忆》的诗篇以其艺术才华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使杰尔查文惊叹不已。

  19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开始在外交部供职,在这以后,普希金与当时十二月党人来往更加密切,而且参加了他们的外围组织、秘密文学团体“绿灯社”。在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下,普希金的诗渐渐露出了反专制农奴制度、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倾向,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7),《乡村》(1819)等。这些诗爱憎分明,抨击暴政,歌颂自由,矛头直指亚历山大一世,充分发扬了拉季舍夫的反专制传统,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信仰,成了十二党人思想的体现者,在十二月党人和进步思想界广为流传。1920年,普希金创作了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部作品一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呆板和感伤,全诗充满清新的活力,是一首有民族特色的浪漫主义长诗,其中采用了很多民间素材和民间语言,在当时的文坛和普希金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出众的艺术才华和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使普希金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钦佩的敬重,也给他带来了厄运,沙皇政府因此开始对普希金的公开迫害,1820年5月,普希金被调到南俄任职,开始了他的南方流放生活。

  1820年,诗人随1812年战争英雄尼·尼·拉耶夫斯基一家出游高加索和克里木等地。草原、群山、海洋这些自然风光和山民朴实的民风给诗人以无限的灵感和想象,与“南方协会”的十二月党人的进一步接近,使普希金这一时期的诗作更直接地反映了压抑人们自由的社会现实同主人公渴望自由的激情之间的矛盾。1821年,普希金创作了诗歌《短剑》,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暴君,推翻暴君的统治。此后,他创作了一组名为南方长诗的浪漫主义诗篇,如: 《高加索的俘虏》(1821)、《强盗兄弟》(1822)、《巴奇萨拉的泪泉》(1823)、《茨冈》(1824),著名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构思创作 (该作品至 1831年完成)。

  普希金曾十分推崇英国诗人拜伦那种反叛现实、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诗作 《高加索的俘虏》就是用拜伦体写作的,这在俄国还是首创,但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却没有了过分浪漫化的人物,而加进了诗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理解,以及诗人对贵族青年身上个人主义习气的批判。这种冷静的描写和客观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了普希金后来的创作中。

  《高加索的俘虏》讲述一个贵族青年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而到朴实的山民中寻找自由的故事,与大自然相通的山民同贵族青年身上那种冷漠、颓废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然追求自由,但在这种追求中又有不少个人主义的成份。诗人的这种倾向在长诗《茨冈》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主人公阿尔哥也是一个逃离上流社会,反感城市生活的贵族青年,在流浪的茨冈人中找到了自由和爱情,但他并不懂得真正的自由,当他妻子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他就杀了她的情人。诗人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揭露了阿尔哥身上的个人主义本质,反映阿乐哥这个贵族阶级的社会产物同纯朴的人们是对立的。在这部长诗中,既有华美和充满异族情调的描写,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也有反映人物性格及其社会特征的充满现实主义因素的描写,因此,这部作品被人们称为作者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里程碑。1824年,沙皇警视厅私拆了普希金的信件,以信中有“冒犯”上帝的言词为借口,将诗人革职,并押解到他父母在北方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林,实行幽禁。自此,普希金又开始了他生活中一个新的时期。

  远离了革命中心,远离友人和政治文学讨论,使普希金失去直接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机会,但幽寂的乡村生活,却使他有时间悉心研究祖国的历史,研究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并从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等农民起义中吸取精神力量。他还侨装成农民,深入民间,体验社会的脉膊,学习人民所创造的文学和语言等精神财富。当时,俄国正展开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的讨论,普希金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这场文学史上的变革,在此期间,普希金完成了几十首抒情诗,完成了叙事诗《茨冈》(1827),长诗《努林伯爵》(1825)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前六章,以及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等。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经过痛苦思索的结果,是普希金对历史和现实、对祖国未来的一种认识。该剧的主人公鲍里斯·戈东诺夫借人民的力量,杀死了皇位继承人德米特里,受到大贵族们的支持,但他利用了人民希望结束统治者间的纷争、改变国家现状的愿望,变本加历地奴役人民。与德米特里同岁的僧人柯利戈里得知鲍里斯谋位杀兄的秘密,又利用人民对鲍里斯的仇恨,借波兰的武力打回俄国,推翻了鲍里斯的统治。在鲍里斯和柯利戈里夺位成功的过程中,普希金暗示了人民在此的力量,正如剧中人借远祖之口所说:

  “我们历害的是什么?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在人民识破了任何专制制度下沙皇都不可能给大家以幸福的时候,他们对新沙皇和贵族们报之以沉默,这表明了普希金对历史研究的结果,即:人民在创造和推动着历史,但他们与专制制度始终是对立的。民主思想在此有了新的表达方式。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把历史的真实用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全面揭示人物复杂性格和心理活动的同时,又揭示出了这种丰富性格的社会本质,可以说这部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早的历史悲剧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之作;在作为诗人的同时,普希金也是历史学家,他看到了人民的真正力量,看到了人民在改变历史中的巨大力量,诗人的这种认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人,甚至超出了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早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该剧,可以说已经预言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必然结局。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从被捕的起义党人嘴里知道普希金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十二月党人起义,为了标榜自己的“宽容”和欺骗社会,他将普希金召回莫斯科,但这并没有使诗人在生活和创作上得到更多自由,在莫斯科,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普希金开始了他与沙皇专制制度制度面对面的最后抗争。

  回到莫斯科,普希金曾在尼古拉一世面前直言自己支持十二月党人的态度,并说如果自己当时在彼得堡,“一定会参加到起义队伍中去”,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作为整体的贵族阶级已重新站到了沙皇一边,另一些人则沉默了,而普希金却不仅没有沉默,反而更加大胆和直接地表达了对十二月党人事业的支持、对被捕的朋友们的同情,还以乐观的精神号召人们继续同专制制度斗争。

  普希金于1827年写下了对十二月党人饱含兄弟般真挚情谊的诗篇《寄西伯利亚》,次年,诗人又以彼得一世发动对瑞典的战争为题材,创作了长诗 《波尔塔瓦》,这首诗肯定了彼得事业的丰功伟绩,歌颂了人民在战争中的爱国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精神,对背弃祖国人民和自由事业的叛徒,作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中透露出诗人乐观向上的情绪,在当时起义失败的黑暗日子里,这篇长诗鼓舞着许多热爱自由、但对国家前途感到茫然和失望的人们。

  1830年9月,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订婚后去彼罗金诺办婚事,因瘟疫流行而被阻留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普希金以极其旺盛的写作热情,创作了一系列艺术完美而精湛的作品。这一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波罗金诺的秋天”。《别尔金小说集》展露了普希金在散方面同样出众的才华,《驿站长》是该小说集中的名篇,这篇小说还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写“小人物”的先河。除此,普希金还写了叙事诗《科隆那的小屋》、散文《戈留辛诺村的历史》和一系列童话诗、美学论文,特别是完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

  1831年,普希金与冈察洛娃结婚。反动势力和喧器的上流社会生活给诗人以很大的压力,冈察洛娃喜好浮华热闹的宫庭生活,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诗人带来巨大负担。1833年秋,诗人逃离都城,再次去往波罗金诺。在这里他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被文学史家们称为“第二个波罗金诺的秋天”。童话诗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长诗《青铜骑士》、中篇小说《黑桃皇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1833年12月,尼古拉一世出于直接监视普希金和接近冈察洛娃的企图,授予普希金以“宫廷侍卫”的头衔,这对普希金来说是极大的侮辱。这种时刻被监视、被歧视的屈辱地位,作品受到层层检查而得不到发表的境遇以及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处境,使诗人在精神上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他变得越来越孤独忧郁,尽管如此,他仍没有向沙皇妥协。1835年,他因写讽刺诗而受到当权者的指责和警告,1836年底至1837年初,普希金夫妇不断受到流亡的法国贵族丹特士的侮辱和挑衅,这一事件是沙皇政府置诗人于死地所使用的最后、也是最恶毒的手段。为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郁愤不堪的普希金于1月27日与丹特士进行了决斗并负重伤,1月29日,诗人离开人世,走完了他那坎坷不平、备受迫害和屈辱的一生,这一年他才三十八岁。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主要的作品,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人在这里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了俄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一个贵族青年的精神生活历程,反映了腐败的专制农奴制政权的深刻危机和贵族中的觉醒意识。

  小说展开的时代背景是十二月党人运动。除了思想激进的十二月党人这些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外,贵族中的大多数人仍停留在怀疑和迷惑的阶段,他们受到过启蒙思想的影响,曾热烈幻想过美好的生活,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克服阶级的局限和贵族的天性。他们所具有的很好的文化教养、巨大的精神力量和面对现实的软弱无力这对矛盾,注定了他们在生活中的一事无成。在《高加索的俘虏》、《茨冈》等一些作品中,普希金曾塑造过有这种性格特征的贵族青年形象,但尚不具体和清晰,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正是这类青年形象完整的典型,这一形象,被文学史家们称为“多余人”。在揭示造成这类人物性格的社会根源时,普希金又一次展示了贵族资产阶级与人民的关系这一主题。

  奥涅金生活在二十年代俄国的上流社会,凭着自己的聪明,他很快在这个充满虚伪、沉溺享乐的环境中成为人们赏识的宠儿。但他不久又厌倦了这种平庸的生活,特别是在贵族中先进分子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他开始蔑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外省乡下。但乡下枯燥单调的生活并没有为他排谴去心中的忧郁,他在乡下实行的减轻地租这一所谓“自由主义改革”又遭到邻近地主们的非议。认识连斯基使他的生活有所改变,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年青地主有自由思想,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在生活观念和精神追求上,他与奥涅金很相投,他们很快便成为好朋友。但他们虽同样鄙视贵族社会的道德原则,可又无法摆脱其影响。在上流社会虚荣与偏见的传统所左右下,奥涅金屈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接受了因嫉妒而变得狂热的连斯基的挑战,并亲手杀死了连斯基。

  在对待塔吉娅娜的爱情上,普希金也充分展示了奥涅金的性格本质。塔吉娅娜被诗人称为“我的亲爱的理想”和“俄罗斯的灵魂”,虽然她出身贵族,但她却性格坚贞而果敢、情感纯洁而高尚,是俄罗斯优秀妇女的典型形象。她视与众不同的奥涅金为自己的理想,为追求自己真诚而理想中的爱,他大胆向奥涅金表白心迹,而奥涅金并没有理解塔吉娅娜感情的真正价值。当奥涅金云游四方后,一无所获地回到彼得堡时,塔吉娅娜已成了上流社会争相巴结的贵妇人。塔吉娅娜的这种身份使奥涅金开始主动地追求她,但塔吉娅娜为使自己过去纯洁的感情不受玷污,断然拒绝了奥涅金的追求,深藏起了对奥涅金那份最珍贵的情感。

  奥涅金、塔吉娅娜和连斯基都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人物画廊中的重要人物。围绕这几个人物,普希金真实历史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画面,揭示了社会的尖锐矛盾和阶级冲突,第一次成功地刻画了复杂而丰满的人物性格,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贵族青年奥涅金的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他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 “多余人”形象系列的开端。

  《叶甫盖尼·奥涅金》既是小说,又是诗。其艺术形式和结构都非常独特,普希金以诗的语言和高度艺术化的手法,使这部作品堪称艺术上的完美之作。诗人的充满艺术激情和不失客观的描写,在俄国完成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它同时也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普希金被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他一生的创作活动,既表现出了一名正义的斗士勇于向沙皇专制制度挑战的战斗精神,也表现出了作为艺术天才的他在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艺术美学等各艺术领域中的卓越才能,他的作品被誉为典范之作,他的语言优美而规范,是极其标准的俄语,常被用作教科书,为后世作家学习和模仿,可以说,普希金的创作是俄国近代文学的基石和土壤,他的作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普希金的创作充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性。他“第一个开始以惊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来描写俄罗斯的气质和俄罗斯人民多阶层的生活”,他被称为“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对他的影响,充满了民间文学创作给他留下的印迹。他不仅是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扭转了俄国文学过去的模仿之凤,使之走上了发展自己民族文学的道路。

  在普希金的创作中,体现了诗人与时代的紧密关系。解放运动,是普希金许多作品主题,他那无畏的反专制主义精神和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成了“人民所有感情和思想的表现者”。

  在普希金的诗中还充满了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他所使用的语言、他所描绘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画面、他对广大人民智慧和美好品德的崇敬以及对其不幸生活现状的深切关注与同情,无一不体现出诗人与人民的贴近。

  可以说,普希金的创作是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他的极其完美的艺术作品,开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也为自己在祖国文学的发展之路上树立起了一尊永远令人仰慕的丰碑。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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