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俄罗斯已脱离了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作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进入欧洲大国的行列。在这个世纪，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逐步走向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俄罗斯文学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为十九世纪文学的灿烂景观提供了必要准备。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的发展与俄国进入该世纪后的第一位沙皇彼得一世 （1687—1721在位）的贡献分不开的。他的改革不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俄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彼得一世登基后至十八世纪初，他先后进行了对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特别是持续二十余年、与瑞典所进行的北方之战，使俄罗斯夺得了涅瓦河口、波罗的海出海口，打开了俄国通向欧洲的窗口，对俄国与欧洲各国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除了对外征战、扩大沙俄帝国的版图，彼得一世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曾身体力行，去欧洲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回国后，他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制，大力发展工商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他开办各种学校，选送贵族子弟去西欧留学，使教育突破了教会的垄断，他还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 《新闻报》，在社会上推广欧洲时尚，法语、法国的时装和礼仪成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包装”。彼得一世的改革及其对欧洲文化的引入，形成了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碰撞，它将欧洲先进的技术和一些进步的思想传入俄国，促使俄罗斯这个刚刚统一、停止征战的民族一改闭塞的生活方式，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西欧与斯拉夫两种文化倾向长期不息、彼此消长的论争也在这时开始，在这种交流与论争中，俄国的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文明水准亦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因此，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仅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造就了一个物质上富强的国家，也造就了一个在文化层次上不断成熟的民族。

　　十八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俄国的文坛同动荡的社会相比，显得相对平稳。除延续一些旧的文学体裁外，新的文学体裁尚未成熟。大主教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 （1681—1736）的布道讲话《彼得大帝葬礼上的讲话》（1725）被认为是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一篇宗教色彩浓厚的政论文，这种文体在该时期受到如此重视，是与彼得一世宣传改革、呼吁变革的现实相适应的。除了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当时还出现了波索什科夫（1652—1726）、塔齐舍夫（1686—1750）等有成就的政论家。在这个时期模仿西方文学作品的小说、诗歌也较多，但出色而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品较少，大多是粗糙之作。

　　俄罗斯文学至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古典主义和后来的感伤主义文学兴起之后才有改观。

　　古典主义文学浪潮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这种文艺思潮拥护王权和崇高的理性，艺术上追求和谐、完美，提倡“三一律” （那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同一情节）。古典主义由欧洲传入俄国时，法国已由古典主义极盛时期转入启蒙主义时期，所以，俄国的古典主义作品除具有歌颂开明君主、歌颂个人对国家利益的服从、艺术上严格遵守各种清规戒律 （体裁、文体等）外，还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即平等意识。巩固中央集权制，歌颂君主专制制度是当时俄国现实的需要，也是古典主义思潮得以传播的条件。它关于君主、国家的思想有利于俄国的统一，它对文学形式和语言方面的要求，无疑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技巧上走向成熟与规范。在这个时期，俄国出现了康捷米尔、特列佳科夫斯基、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罗蒙诺索夫等杰出作家，其中，康捷米尔和罗蒙诺索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康捷米尔 （1708—1744）是俄国第一个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讽刺、抨击保守势力，批判他们在彼得一世改革后复辟和倒退的倾向。他的诗篇《告理智，或致诽谤学术者》、《费拉列特和叶甫盖尼，或论堕落贵族的妒嫉与傲慢》在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罗蒙诺索夫 （1711—1765）是该时期又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他不仅在语言、文学上有伟大建树，而且在物理、化学、天文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办了如今享誉世界的莫斯科大学，他的《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 （1755）、《论俄文格律书》（1735）等主要著作，不仅奠定了语言学、修辞学基础，而且以语言、语体的改革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攻克霍丁颂》、《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彼得大帝》等诗篇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佳作。

　　感伤主义在俄国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在古典主义与感伤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讽刺杂志流行、社会思想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社会生活，与俄国历史上另一个有名的沙皇——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活动密切相关。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69）之初，为了标榜自己的开明，在一边将土地、农奴封赐给她的宠臣时，她还高唱自由主义的颂歌，以欺骗人民。她以匿名创办的刊物《万象》（1769—1770）虽不可能涉及农奴制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参与社会变革的思想，各种与之类似的讽刺刊物，如诺维科夫的 《雄蜂》（1769—1770）、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 （1769）等相继出现，这些杂志的风格一改古典主义歌功颂德的倾向，讽刺中带有批评、抨击，幽默中有深刻的劝戒，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和监督作用。特别是诺维科夫和他创办的《雄蜂》，在当时堪称姣姣者。该杂志揭露了“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这种社会现实，对农民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其尖税性使自诩“开明”的当局不得不令其停刊。但它所传播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对现实的否定意识却对当时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73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最终酿成了一场震撼欧洲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反映了农奴制这一成熟的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使人民、也包括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开始清醒面对现实，文学不再拘于对君主帝王的歌功颂德，和对所谓开明政治的幻想，因此，除了出现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外，还出现了一批逐渐摆脱古典主义、乃至感伤主义影响，将目光和笔触投向社会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俄罗斯当时文坛的景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已流露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端倪。俄国文学史上文学对社会的责任感、作家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这一传统也可追溯于此。

　　感伤主义在俄国兴起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它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与古典主义迥异，它崇尚情感，重人物的内心感受，其主人公也非帝王和功臣，而是普通人，这是一种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潮流，它表现了人们对平等的理想，它在艺术技巧上重人物心理刻划，也为文学形象的个性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西方，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代表。尼·卡拉姆津（1766—1826）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 （1792）和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1792）被人们视为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在卡拉姆津的同时代，还有一批摆脱古典主义影响，在俄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创作可以说在实践上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进了一步。这些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杰尔查文（1743—1916）、冯维辛 （1744—1792）和拉季舍夫（1949—1802）。杰尔查文从叶长捷琳娜二世统治的歌颂者到农奴制社会的揭露者，他的代表作《费瓦察颂》（1782）、《致君王与法官》 （1787—1794）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叶卡捷琳娜统治的讽刺和批判，特别是后者，作者借上帝之口教导人间的帝王君主，宣传除恶扬善的正义思想，深受后世贵族革命家的推崇。冯维辛的剧作《纨袴子弟》 （1782）以十八世纪下叶俄国外省地主庄园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展现了贵族阶级中保守与先进两个阵营的激烈冲突，暴露了农奴制造成的恶果，在揭露农奴制的弊端方面，可谓俄国文学史上的先驱作品之一。拉季舍夫被史家称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他虽出身贵族，歌颂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但这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却因他那部宣扬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作品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而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视为“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以至被逮捕，流放，最终以自杀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理想。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一部旅途见闻录，它采用了感伤主义文学中最常见的体裁，介绍了俄国最普通、也就最众多的农民的生活，贴近现实，因而也就越具有反农奴制的倾向，在艺术技巧上，作者采用了朴实的现实主义描写。这对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一定的影响。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执政，使十八世纪的俄国从一个完全封闭和分裂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物质上比较富强、精神上逐步开放的完善的农奴制专制国家，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国家机器的完备，各种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在文化以及文学这个层面上，又相应产生了从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到为普通人、乃至于社会底层人呐喊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冯维辛和拉季舍夫等一系列杰出人物，无论是在诗歌、散文，还是在戏剧方面都出现了一批优秀之作，从这些作品中，不仅仅能看到西欧先进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思想的闪光，而且还反映出俄国作家与众不同的公民意识和反抗意识，这乃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独领风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一点看，十八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