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12月14日，在俄国首都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上爆发了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与中坚分子，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为推翻专制农奴制所进行的活动，在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运动。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登位，在前一世纪后半叶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和欧洲、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不仅没有动摇封建专制农奴制的基础，反而更激励广大人民和进步人士为争取社会改革而进行的斗争。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的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俄国军队不仅把法国军队赶出了国门，而且还乘胜追击，远征欧洲。俄国军队中不少贵族青年军官在法国亲身感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落后和专制制度的腐败，也更增加了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当踌躇满志的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让农民既服兵役又耕地劳动的军屯制，准备以军事上的优势窥视欧洲的时候，国内人民更加苦不堪言，百万农民又回到了受奴役和管制的时代。此间，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的事件接连发生。亚历山大一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巩固封建农奴制，对外与英法、普奥等国争夺霸权，发动殖民战争，使俄国贵族中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了专制农奴制是国家腐败的根源，1816年，第一个以解放农奴为口号的秘密政治团体“救国协会”在彼得堡成立，1818年，主张一切阶级皆应平等的“幸福协会”成立，因内部意见的分歧，这两个协会先后解散。1812年，在乌克兰与彼得堡分别成立了“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南方协会”以巴·伊·彼斯捷利（1792—1826）上校为首，“北方协会”以尼·米·穆拉维约夫（1796—1843）为首。这两个协会的纲领都是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南方协会”还通过了宪法草案——《俄罗斯真理》，这份草案充分表达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被人认为是十二党人的纲领性文件。

　　1825年12月14日，“北方协会”乘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尚未继位之时，率兵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起义，由于缺少人民支持和缺乏领导经验，这次起义失败，哗变士兵和起义党人遭到镇压，“南方协会”成员在后来举行的起义也遭失败。在这两次起义失败后，雷列耶夫、彼斯捷利等五名起义领袖被绞死，一百多名十二月党人 （大多为军官，其中有很多公爵、伯爵）被流放西伯利亚或高加索，在军队中鼓动谋反的士兵被处以鞭刑。

　　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爆发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严重危机的体现，也是俄国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国外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为拯救祖国人民而同腐败的专制统治者进行的一次殊死较量。由于十二月党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这场革命的阶级性质，使他们不可能联合到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力量，这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革命成了俄国解放运动三个主要阶段之一，即贵族革命的时期。

　　十二月党人运动不仅以其英勇的行动震撼了整个俄国，而且产生出了一批身体力行、投身祖国解放运动的作家、诗人。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唤醒并鼓舞了一代自由战士，十二月党人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也使俄国文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十二月党人运动以前，官廷文艺的代表古典主义文学潮流的清规戒律束缚了文艺的发展，虽然出现了注重描绘普通人的悲喜、借自然景物抒发主观情感的感伤主义文艺，出现了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也表现了人的内心感受、爱情幻想、生死观念，但这种艺术只充满了对中世纪田园生活的美化，表现了宗法制社会环境下的种种保守思想，客观上也使不少作家抱住僵死的古典主义教条不放，助长了文坛无病呻吟、沉溺于过去、消极神秘、鼓吹顺从的倾向。与时代应运而生的十二月党人运动不仅在思想阵线上鼓吹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和自由主义思想，号召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在文艺界也与阻碍时代进步的消极、悲观思潮进行了对抗，在这批革命家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文论家等，如：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丘赫尔别凯、奥陀耶夫斯基、拉耶夫斯基等，他们不仅从事创作、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还组织了一些团体，如：“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同人会”、“绿灯社”。“绿灯社”是“幸福协会”创立的秘密文学团体，后来成为大诗人的普希金就曾参加过该组织，它是十九世纪初一个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团体。为了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雷列耶夫创办了革命刊物《北极星》，在该杂志的副刊上，他们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该杂志成了十二月党人运动在文学上的核心领导者。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政治性的反政府运动，这注定了其文学的政治属性，他们视文学为革命运动的工具，甚至是其革命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格外强调文艺的宣传鼓动性和强烈鲜明的斗争精神。他们主张真实地表现高尚和“伟大的思想”，主张文学表现英雄的行为和革命思想，反对古风，反对悲观消极的艺术观。

　　诗歌是最便于直接表达作者主观感受、最能传达激情的艺术形式，十二月党人选择了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情怀。在他们的诗中，充满了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勇气和热情，充满了为自由、为祖国而敢于牺牲的无畏精神，在他们的创作中，一反过去文学中的崇尚外国艺术之风的习气，有着大量的民间素材、民间语言，他们的取材也多来自祖国的历史，但由于他们主张“用自然和历史材料创造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们在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往往为配合自己所要表达的政治思想而不顾历史的真实，他们笔下的英雄往往成为作者理想中的革命家，主人公也往往成了作者的代言人，其作品自然也成了其政治宣言的注释。

　　康·费·雷列耶夫 （1795—1826）既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袖，也是十二月党人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出身于彼得堡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19岁毕业于彼得堡第一陆军学校并参加卫国战争，曾随俄军到过西欧许多国家。1818年回国后因对军队不满而愤然退役。雷列耶夫在军校时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退役后虽有些诗作，但成就不大。1820年，他发表了讽刺诗《致宠臣》，1821年至1824年曾任彼得堡刑事法庭陪审员，1821年，他加入了“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1823年，成为“北方协会”成员，后被选为主席，1823—1825年，主编革命刊物《北极星》，1825年，创作著名的诗篇《公民》，同年12月14日起义失败后，被沙皇逮捕，1826年被沙皇绞死于彼得保罗要塞，年仅三十岁。

　　《致宠臣》可以说是雷列耶夫的成名作。这首发表于《涅瓦河观察家》杂志上的讽刺诗，其批判锋芒直接对准了沙皇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这个“粗鲁狂妄的暴君，十足的恶棍”。1821年起，雷列耶夫开始创作一组题为“沉思”的诗，诗中借古喻今，以顿斯科依、瓦季姆等人的形象表现争取自由的思想。《伊万·苏萨宁》是其中的名篇。起义前夕，雷列耶夫创作了政治抒情诗《公民》，在这首诗中，雷列耶夫表达了自己献身祖国、效法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自由而战斗的信念，并号召“公民”们投身到斗争中去的。他写道：

　　在暴君和奴隶之间

　　不可能有调和与妥协

　　这里用不着墨水，只需要鲜血，

　　我们应当用宝剑来行动！

　　《沃伊纳罗夫斯基》是他唯一的一首浪漫主义长诗，该诗歌颂了一个爱国公民及其他的妻子——一个勇敢的女性形象，受到普希金很高的评价。《纳里瓦伊科》是雷列耶夫一首未完成的长诗，它表现了十六世纪末乌克兰人反对波兰贵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诗中，雷列耶夫借主人公纳里瓦伊科之口，说出了十二月党人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

　　谁敢首先站出来反抗

　　那些压迫人民的豺狼，

　　等待着他的必然是死亡。

　　对此我早就了如指掌。

　　可是，你说说，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你曾见过，

　　不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

　　就能换来自由的欢乐？

　　雷列耶夫的政治抒情诗和民歌民谣形式的诗很巧妙地把十二月党人的思想贯于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由于它描写了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受，所以在人民、特别是士兵中间广为流传，颇受欢迎。他的名言：“我不是诗人，而是公民”充分表明了他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个战士。在雷列耶夫身上，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家与革命诗人这两种身份很紧密地统一在一起。这种结合，成了俄国文学史上革命与文学自觉相结合这一革命传统的开端。

　　十二月党人运动及其文学活动，虽然离人民群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用勇敢的行动和悲壮的牺牲，以大胆的批判精神和热情正直的呼唤，唤醒了人民的觉悟。他们的精神培养出赫尔岑等一代贵族革命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既继承了拉季舍夫的传统，同时也进一步在文学与革命的自觉结合方面起到了先导作用，是俄国文学注重公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