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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人间真情【一百二十八】
十多年前,我曾经留意过李佩甫的《羊的门》。今年春节前后我读完了他的《生命册》之后,又找李佩甫的其他五部长篇读了一遍,它们是《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金屋》、《城的灯》和《等等灵魂》。凭心而论,李佩甫的长篇质量参差不齐,让人时而兴奋时而有些失望。尤其是2007年发表在《十月》上的《等等灵魂》,描写了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任秋风的传奇,这是一个因急功近利、过度扩张而从辉煌走向毁灭的故事。但终因小说叙事的急功近利而让人颇感失望。李佩甫是个勤奋而执著的作家,他努力尝试各种不同的书写,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和“模式”可循。除了《等等灵魂》是个例外,李佩甫的长篇结构基本上是一种“两地书”:乡土和城市、昨日与今天、一群人的故事和一个人的命运彼此交替运行,努力让时间呈现空间的图形,造就一种结构上的历史现实。让李佩甫享誉文坛的是1999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羊的门》。这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它描写了一个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将近四十年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经营“人场”,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一个一个地往城市输送,往官场输送,让村庄一步步地走向繁荣富强。小说通过刻划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争斗,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在这位“东方乡村教父”身上寄寓了中国社会四十年的风云。由于这个“东方乡村教父”式的人物原型被指是隐喻邓小平,人们就把整部小说作为窥探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 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这部长篇使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 《城的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既表现出了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又从另一侧面批判了这种现状的不合理性,呼唤着时代变革的早日到来。支书女儿刘改香在情感的折磨中站立起来,则以自己的心点亮了“挺进”城市之灯。支书国豆这个形象,则是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代表人物的集中概括,真实地刻划了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另一方面,作家还写出了“侯秘书”、“小佛脸”等谙熟权力场技巧的小人物。小说文字温婉,具有诗性的张力,抒情诗般的句式,音乐般的节奏,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可感可触的艺术氛围。
《生命册》描写的“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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