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男，汉族，无党派人士 ，1964年1月出生，江苏兴化人。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中文系，当代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 获文学学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8年12月7日，出版的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对江苏改革开放40周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命名对象进行了公示。毕飞宇在其中 。2019年9月23日，毕飞宇长篇小说《推拿》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毕飞宇在《推拿》的扉页上写着：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可有些地方却一直没有光，朋友说：没有光也要好好活，他们就始终好好地活。好好活着。我默默的品味着这句话，惆然感慢慢将我包围，一个歉然的道理浮现眼前：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有时，盲人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盲人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这也许就是作者希望与我们达成的默契。一群用梦想做眼晴的盲人，带着我们这群所谓的‘正常人’走向光明。
当我们读完小说、看完电视剧和话剧后，脑海里异常清晰的是他们那种“人”的形象，而不是“盲人”形象。《推拿》不是推拿，揉捏的是人的感情。心盲哀于眼盲。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生命的美好，看不到人性的美好。“生活自有生活的加减法，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多一点。这加上去的一点点和减去的一点点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它让生活变得有趣、可爱，也让生活变得不可捉摸”。这部书让我觉得每天的新鲜事是那么可贵、有趣，活得快乐点才是人生的真谛。有的时候，不是盲人“盲”了，而是我们“盲”了，和他们同在一个尘世，却对他们的世界很无知。《推拿》是一个通道，是一扇窗，是一双眼。这个通道引领我们走进一个世界，盲人的世界，这扇窗有特异的风景，盲人内心的风景，这双眼透露出清澈与无邪，盲人毫不含糊的生活。盲人的日子是在黑暗中渡过的，可他们的世界是通透的，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自己应付这个世界的方式，他们需要生存，需要光明，需要爱情，更需要理解和尊重。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全人，给他们一些关注，一些尊重，一些信任，而不是同情和可怜。所有人我们都应该尊重，特别是那些残疾人。他们的世界也许比我们更精彩！
《推拿》写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残疾人的故事中国人读得多了，自食其力、自强不息，基本上都是励志；不是为书中的人物所写，而是为了“教育”。在那些伪作家的想象中，读者不仅在盼望着被鼓励，而且基本是些弱智的家伙。《推拿》的贡献和成就首先在于，它颠覆了此类题材小说的一贯模式，回归了文学，走向了人；或者说，《推拿》让此类作品的题材变得不再重要。《推拿》中的盲人不仅自强不息，他们也有着甚至比常人更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也在努力有尊严地做一个常人。这不是简单的贡献，是小说常识性的本质回归——不知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常识变得非常艰难。“人”是文学的眼睛，《推拿》其实也只能信任这“眼睛”。有一些笨拙的比喻，比如中国有两类人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是教师一是作家。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们总能听出灵魂设计者和修理工的意思——这够恐怖的；说作家是灵魂工程师，言下之意是说作家有高尚的道德，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教育人感染人，以达到改造人以适应某种需要的目的——这够让人烦的。这是严重遮蔽了常识的伪常识，其实是教师和作家的歧途。小说家应该是用人的眼光与心灵，把读者当人待，关心体贴小说中人物情感心灵的人。过去所有伟大的小说无不反映了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灵肉沧桑。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言下之意，作家可以用自己的眼睛通过那扇窗户去侦探心灵里的秘密。而《推拿》中，这扇窗户被永久地关闭了，从盲人的眼睛里，作家一无所获。心灵的窗户被关闭之后，作家转而更多地依赖“心力”，所谓“用心”，心灵直接呈现出丰富的状态。视觉没有了，但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却因而一起打开了，心灵的体察与感应更为丰富和“直观”。由于视觉的缺失，外部的物质世界完全成为盲点之后，内在的时空变得无边无际，这也给了小说家更大的想象和体会空间，也给作家对人情世故、对人心的体察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小说家充分利用了这个空间，表现出对人心体察、想象的非凡能力。沙复明对异性美的焦虑捉摸、锥心渴望，小马对时间的处理、把握，金嫣对婚礼的憧憬想象，等等，都堪称“史笔”。《推拿》对心灵的体会和表达反而由此更好地达到了全感觉、全方位的立体高度，实现了心对心的直接互通。《推拿》用的是内视镜，不再是外在的探测，不再是望闻切问。
费希特说:“人类世俗生活的目的，就是人类在这种生活中自由地，合乎理性地建立一切关系。”盲人也不例外，被动或主动地，他们也要处理与各色人等的关系，只是无法用眼睛。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关系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盲人不仅要费力地“对付”盲人，更多依靠的是心灵感应；还要费力费心地处理与目明者的关系，因为是不能看而只能被看，因此是危机四伏的。《推拿》中的这种“特殊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
《推拿》的文字，无论是“推”还是“拿”，重当所重，轻当所轻，行当所行，止当所止，急之所急，缓之所缓，因为每一下都在穴位、都在人物的心穴上，无论是紧张酸痛，还是放松舒叹，那种感觉，对于像我这样的所谓“专业读者”来说，大概只能用“过瘾”来形容了。那些字词句，好像他家亲戚似的，跟他亲，听他的话，帮他的忙。他也知人善任，绝对的人尽其才，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仅如此，铁有时也能锻造出良材，剑走偏锋；庸词庸句有时也能焕发出奇异的光彩。这是作家的真功夫，其实就是基本功。
更重要的原因还有，小说家对他小说中的人物，不仅是用了心，而且是用了情了——作家“爱”他们。有人把这种“情”称之为“悲悯”。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一部优秀的作品，恰恰是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悲悯”的，无论是对什么人。《推拿》的“情”超越了悲悯，是丰富的世俗情怀，温存、辛酸、伤痛、心疼、焦虑、渴求、欣慰、悲从中来、喜极而泣……所有的这些情感体验是小说人物的，也是小说家本人和我们读者大家的，只是小说家富有质感地具体表现了出来，读者于是情由心生，心随所动。
心灵的窗户关闭之后，天眼开了。
一位优秀作家的眼睛，或者说一双“天眼”，绝对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眼”。发现“美”固然重要，把美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也是文学的常用手法；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看到“美”的另一面，凭着巨大的艺术勇气，发现并表现那些一般人不忍看、不愿看、不易看的那些方面。看一位作家优秀不优秀，很重要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样一双“天眼”，它的质量，是不是能保持睁着的状态，是不是能不打马虎眼。《推拿》中，作家睁着这样一双眼睛。如果一定要找这双眼睛的毛病，它是否还没有完全看清某些旮旮旯旯，比如小说中人物的生理残疾带来的心理变形和阴影？也许是还不太了解，也许是“不忍”？大爱往往带着撕裂的痛苦，文学的爱，尤其如此。人民文学版的《推拿》用的是黑色的封面。灰色的书名上，是一组由小白点组成的盲文，似乎小眼睛眨着亮光。在众多色彩的《推拿》中，我还是喜欢这个版本，黑色。
此书讲述“沙宗琪推拿中心”一群盲人自强、自立、自尊的故事：虽锋芒毕露但也感情细腻的主人公沙复明；美丽矜持而始终自尊的都红……
是的，他们从一生下来，便生活在黑暗中。没有白天与黑夜的区别，没有太阳与星星的概念，也没有红花与绿叶的审美愉悦。小马幼年时即是从圆形的时钟里认识时间，不单觉得时间周而复始的绕着圈，而且是一个圆形的“囚徒”。
出于对滴答滴答声音的天生敏感，小马把时间想象成各色形状，不停地进行排列组合。最终灵光之下猛然醒悟，时间可以没有终点，一直累加，也由此纯粹自发的认识到，“时间是线性的”这一现代科学的结论。
作家在描述盲人生活时，常常运用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这既符合盲人的心理特征，也让叙事更加流畅而清晰。盲人的性格相对内敛，心思活泛却更少外露，自然比健全人有着更大的波澜和细微的心思。正是大段独白，自言自语，将小马对于“时间”认知的特殊天分表达得淋漓尽致。
其实，除了听觉的敏感细腻，盲人还以丰润的触觉、味觉和丰富的想象力感知世界。触觉、抚摸、按摩，无疑也成了他们服务社会实现自立的专长。以自己的勤勉劳动，营造着自己的生命尊严，也藉此赢得社会的尊重。
是的，“健全人永远也不知道盲人的心脏会具有怎样彪悍的马力。”盲人世界无疑是残缺、凄苦的，可也是一个异常敏感渴望尊严的天地。身体的残缺既带来意识与心理上的伤害，更激活了他们比健全人更加强烈的自尊心。越发期望以经济或生存的独立来弥补生理缺陷，实现自身的完整与正常。
《推拿》，均以人物的名字作为章节的命名。其中，第一章和第二十一章分别为“王大夫”，作为主人公之一，其弟弟结婚时却不希望“一个瞎子”坐在婚礼上，又想得到他的红包。骨肉同胞的歧视，使得王大夫“像病了一样，筋骨被什么抽走了”。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本打算汇上五千元，却电汇了两万元人民币。
倘若“正常人”、“健全人”，受了伤害或有许许多多的方式反击。而一个盲人，残疾人，只能以钱来“报复”伤害者，以至于钱成了他捍卫尊严的唯一武器，甚至不惜以自残的方式吓走了到他父母家讨债的人。此时，欠了两万五千元赌债的弟弟已躲了起来。尽管不无荒诞，却在情理之中。
都红，曾经是一个爱钢琴的女孩。在一次向残疾人献爱心的演出中，虽表演得很糟糕，却赢来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甚至称“可怜的都红”今天的演奏就是为了“报答”，这让都红很受伤。“不能，不能的，都红对自己说，只要还有一口气，都红就不能答应自己变成一只人见人怜的可怜虫。她只想活着。她不想感激”。
由于“对报答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都红于是决定放弃音乐，而选择推拿。可当她“看到”盲人兄弟姐妹都为她的意外受伤慷慨解囊，感动之余却徒生伤心。甚至认为要是接受了大家的好意，一辈子就只能生活在感激里，“她矮了所有人一截子，矮了健全人一截子，同样也矮了盲人一截子”。于是她再一次决定，体面地、有尊严地离开。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过：“我们写作的理由，归根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可贵的是，《推拿》营构了泾渭分明的“盲人”与“健全人”两个二元的世界，其中，健全人却往往忽视尊严，遗忘尊严，甚至丢失尊严。于鲜明对比中，愈显示出人性尊严的可贵与高贵。即便是个盲人，只要燃亮尊严的火焰，生命同样会富丽和华美。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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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赏析] 再读《钟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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