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七部，中短篇小说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先后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外国文字。

       刘庆邦的《我们的村庄》为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之一。刘庆邦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平民主义态度描写底层社会的真实现状。既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敢于揭露农村和矿区社会的阴暗面，表现农民与矿工生活的艰辛，批评社会存在的丑恶；也不忘赞美人间存有的善良与纯真，追寻生活中的诗意的美。刘庆邦30多年他一直在文坛上默默耕耘，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追求着自己的艺术理想。从《神木》、《到城里去》到《卧底》、《哑炮》，无不是反映和表现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无不是贴近人物的内心与灵魂，无不是以强烈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生命意识与底层意识诗意地书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以及煤矿底下的农民与矿工的苦难史与精神史。

       刘庆邦的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动机显然相当强劲。在年年耕种、年年丰收的土地上，我们的村庄其实已经是空荡荡的村庄。青壮劳力几乎全都外出打工，村庄里除了老弱妇孺，就只剩下一个恶棍叶海阳孤独地游荡其中。而小说正是将叶海阳作为线索结构全篇，以叶海阳的足迹丈量出当代乡村的空间想象，用叶海阳的身影穿插成当代乡村的人际网络。在外来的小杨夫妇面前，叶海阳首次展示他的权威。夫妇二人为躲避计划外生育借住叶桥，已获村长首肯，但是“村长同意，我不同意也不行！”叶海阳完全无视乡村的行政力量，仅靠一身唬人的蛮力和深到人性最底处的恶，便足以横行乡里，不但吓走小杨夫妇，还狠狠敲诈来村作业的旋土机。而在偷盗黄永金时，乡间恶霸叶海阳更与其为警察开车的表弟相互勾结，这显然标志着乡村行政秩序有效性的彻底瓦解。而瓦解的又岂但是行政秩序而已？构成小说核心情节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黄正梅在城市的暧昧职业，叶海阳对于父母家庭的暴戾态度，显然还瓦解了保证乡土中国稳定有效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维度：道德。其实，选择一个恶棍来做全篇结构的关键，本身已经象征着乡村道德和行政秩序的失范。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事件全都与乡村之外的空间相联系。黄正梅在城里卖肉，使其父兄成为村里的富裕人家，乡村的传统道德正是在这种奇异的城乡财富交易中被置换了出去；而如果村中青壮劳力没有倾巢而出，行政力量何至于弱到如此程度，令叶海阳称王称霸？我们的村庄空荡荡，但是村口有朝天的道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乡村的空间，是破碎的空间，又是打开的空间。其破碎与其开放，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小说就是这样将乡土中国旧有秩序的失范放置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空间关系中展开叙述，但同时不应忽略的是其中暗伏的时间线索。叶海阳的父亲叶挺坚，这位公社粮店会计的故事，当然不是可有可无。他与叶海阳构成了跨越两代人的大历史叙述。从人民公社时代的特权富裕户叶挺坚到新时代的流氓无产者叶海阳，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这个权力解体的过程当然也就是外在空间逐渐侵入乡村世界的过程，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空间的对立置换成为时间的接替。而权力结构的重整显然尚未完成，还有可怜的权力的剩余遗留下来，以至于叶挺坚居然想要自己的流氓儿子趁主流人口放弃乡村转战城市而去抢占村支书的位置，以使他在破碎而开放的乡村空间找到一个可以立足的位置。这样复杂纠结的空间/时间关系，正是当今中国的怪现状。

       而就叶海阳本身，也并非天生恶棍，他也曾是十六岁怯手怯脚的青涩少年；他也不是一向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也曾出门打过工。从勤勉老实的农村少年到外强中干的乡村恶棍，这一过程是叶海阳个人的小历史，同时却也是乡土中国的心灵史之映像。叶海阳是公社粮店会计叶挺坚的儿子，他是旧的乡村秩序的受益者，因此他的进城，及进城造成的心理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乡土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心态。第一次出去打工，他是自己仓皇逃回来的，如果不从现实层面上谈小煤窑之可怕，而从抽象意义上理解，那是旧式农民对于混乱的超出此前想象的乡村之外的空间的恐惧和无所适从。第二次出去打工，欺负他的不是城里人，而是和他一起去城里打工的乡下人。乡土中国已经发生了分化。如叶海阳这样后城市化的乡下人，必然面临一种尴尬：在城市，他格格不入；而乡村也已经不是可以退守的故土。于是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村庄游荡时，叶海阳是那么焦虑，那么暴躁，那么茫然无措，那么有力无处使。唯有理解叶海阳从城市退回农村之后日复一日的挫败感和由此而生的无聊感，我们才能解释文本的一个破绽：小说将叶海阳的恶写得淋漓尽致，整个小说的力度就压在这上面，这就要求小说家必须解释清楚叶海阳为什么恶。而小说当中明显可见的解释，只有两次打工经验，这显然是无法支撑叶海阳如此大的性格突变的。而如果我们能够体贴叶海阳如何在空荡荡的村庄里一次次地回忆并累加他对于城市的愤怒，对于乡村的绝望，大概可以明白他内心的恶是怎样一点点郁积的。前文已述，叶海阳作恶的事件总是和乡村的外部空间有关。比如在旋土机事件中，“他自己挣不到钱，也反对别人挣钱”，这样的小民心态自然也是他敲诈外来旋土机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正是“叶海阳反对一切外来人到叶桥村挣钱”。单纯看，这貌似毫无理性可言，而正是这种潜意识般的无理性偏执，是最难以解除的心结。叶海阳对于黄正梅的强奸(在城里做鸡的黄正梅略作挣扎之后便无可无不可地接受了这笔免费的“生意”，似乎不宜叫做强奸，但是又该如何命名？如今的“我们的村庄”已是一个需要我们命名的陌生之地了)其实也很具有隐喻的意义：叶海阳的性欲并不单纯是一个男人的性欲，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乡村男人的性欲，或者说，是乡土中国隳突挣扎而不得发泄的各种欲求。乡土中国本身提供的想象，如叶海阳之发妻张开朵，已经不能满足这种欲求，而必得向城市中去寻找出口。但是城市那么大那么危险，将乡村贩卖给城市的黄正梅反而又再次成为城市的镜像，转而满足了乡村。在实则仍然壁垒森严的城乡对立格局中，乡村始终没有进入城市的真实通道，所能做的无非是类似如此的无力的手淫罢了。而经过一次次痛苦的手淫，叶海阳将痛苦转化为恶的报复，不也是可以理解的么？

       从小说的架构、情节、人物设置来考察小说的动机，刘庆邦对于《我们的村庄》的预期显然相当宏大。从空间到时间，从外在现实到内在心态，刘庆邦勾勒的是全球化语境下，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乡村社会之立体全景。当然，在表现上确是有瑕疵的，比如叶海阳的转变，尽管阐释者认为从小说的内在逻辑上推衍，可以理解，但是小说家毕竟还可以在技术层面做得更圆润一些。不过在一个琐碎逼仄的时代，在一个充斥着文学复制和庸俗题材的文学场域，我更愿意给这样有雄心抱负的作品多一些宽容，何况本来就瑕不掩瑜。

       作者在小说中把小煤窑称作“牢窑”，是他的独到发现，非常贴切地高度概括了小煤窑矿工们的生存环境。像牢狱一般的小煤窑，囚禁了矿工们的思想，扼杀了矿工们的良知，扭曲了矿工们的灵魂，物质的贫瘠，精神的匮乏，生存的艰辛，劳作的艰苦，劳工之间的矛盾，是那样的惊心动魄，远比新闻报道真切、尖锐。新闻报道中到小煤窑卧底的记者无不化险为夷，故事的结局往往比较圆满，不仅揭露了小煤窑矿工们非人 的生活，解救了受苦受难的矿工，而且卧底的记者也名声大震。小说《卧底》中的记者周水明，却没有这样幸运。周水明胸怀大志，卧底的初衷是“为了能拿出一份过硬的业绩，以证实自己的能力”，出乎他的意料，因身份过早暴露，他不仅在窑下被老板关了两个月零二十一天，而且被记者站解雇，丢了饭碗。周水明是一个性格有缺陷的人物，他吃亏就吃亏在太天真、爱幻想。在理想被现实碰得粉碎的时候，他浑然不觉，仍然保持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他不知道国矿长在调戏他，还以为遇到了知音，还没有到手的5000块钱就收买了他的灵魂，摧垮了他的道德底线，暴露了他卑劣的行径。当他被关在煤窑底下的时候，他又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从农村来的矿工李正东、老毕身上，没有想到，两个人都把他出卖了。他最终死里逃生，完全出于侥幸，是邻近有一家小煤窑透水被查封救了他。周水明戏剧性的卧底经历，内涵相当丰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妥协，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在强大的丑恶势力面前如此地不堪一击，而且让我们想到了知识分子的自救与救赎以及改造国民的劣根性问题等等。

       《到城里去》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主旋律，亿万农民发自内心的对于出路问题的最迫切、最强烈的呼告。宋家银俊俏、勤劳、工于心计，论治家本领，也绝不在《红楼梦》中的"凤辣子"之下。她竭力所能建造梦中家园，不料连连挫败，终至黯然收场。"城市是城里人的"，这是她的结论。但是，她又不能不由未成年的儿女替补她的位置，继续上路。

       作品最初发表于2003年第3期《十月》，曾获第四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哑炮》还是一个关于煤的故事：宋春来和乔新枝，还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小火炭，这是一个美满的、令矿工们羡慕的幸福家庭。这个家庭有个朋友叫江水君，也是矿工，同乡，未婚，两家来往密切。江水君向乔新枝示好，被乔婉言相拒，江水君深感羞愧。在井下作业时，江水君发现了哑炮，却没有告诉宋春来，宋春来被哑炮炸死。江水君终于和乔新枝走到一起，并且又生了一个女儿。二十年过去了，江水君一直生活在梦魇中，无法自赎。由于常年在井下工作，江水君得了尘肺病，临终之际，他向乔新枝说出了真相，乔说：“这下你踏实了吧，你真是个孩子。”

       刘庆邦的小说没有离开过他熟悉的矿工生活，像他这样专注一类题材的作家当今不是很多。矿工的欢乐与辛酸，是他的作品的主题。《哑炮》的宿命意味太浓，乔新枝与宋春来恩爱美满，不容别人掺杂，专心和宋春来过日子。宋春来死后，他与江水君结合，而且一心一意过日子，心无杂念。当有人向她透露宋春来之死与江水君有关时，她平淡地告诉对方：说话要有凭据，瞎说是亏心的。我想：乔新枝应该是有些预感的，但她以“女人见识”不相信有这种事，最后，江水君“踏实”地走了，留给乔新技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以为刘庆邦写乔新枝的“认命”，主要用意是为了完成江水君“心灵的救赎”。江水君的世界不应该是个黑暗的世界，他不是坏人，在一念之间为了得到朋友的妻子而让朋友死于非命，事后，深感罪孽深重，无力自救。作者似乎强调，即使这样一个人，如果真相不被他人知道，他依旧是个好人，而且让乔新枝嫁作水君妇。世间没有所谓的仇恨，只要你我相悦，便是生活。江水君拼命工作，珍惜家庭，用行动减轻自己的压力，弥留之际，道出真相，完成心灵的救赎。

       余华在《兄弟（下）》中借鉴了西方魔幻文学的写法，读来很不快意，刘在《哑炮》中让江水君作了一个弗洛依德式的梦。还有，作者在文中重笔细描乔新技充盈的乳房，甜美的乳汁，应该有双重意味吧。看来，时今这些作家有意让中国小说同世界潮流接轨了。

       但愿除了形式上的接轨，还有自然人性的真实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