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所谓命运这个东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
——伏尔泰
公元1976年10月，“四人邦”被粉碎了!
长期欺压百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祸害国家、祸害人民、浮报浮夸、打击报复，导致饿孚遍野、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
雾散天开，乌云惊退，天色更蓝，山水更美。十月的春雷，催落了中国大地多少喜泪；十月的阳光，照得山山岭岭、千家万户尽朝晖。好啊!南湖的航船，正乘风破浪，驶向远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霎时间，祖国的大小街道、大小城镇都成了喧腾的大海。从车间、矿井、平原、山村、军营、学校，人潮卷起了无边无际的旗浪。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在大街小巷汇成了滚滚洪流，又翻腾冲激着散向四面八方。就像大堤突然开放闸门，满满一水库的春水，白浪如山，呼啸着奔泻而下；就像沉寂多年的火山口突然喷火，蕴藏在深处的通红滚烫的岩浆，汹涌飞进……
十月的长街，一路红旗，一路战鼓，一路豪情，一路凯歌!
四人帮被粉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全国人民像是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一样感到高兴。我所在的临汝县城立刻在县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庆“十月的胜利”，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那是党的九大召开之后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庆祝大会，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每个人脸上都是兴奋的笑脸，仿佛在巨大灾难之后庆祝获得新生一样。我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庆祝“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出现公开发泄对四人帮仇恨情绪的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对四人帮的丑化和嘲笑。比如许多单位在全城大巡游的队伍中，都是将四人帮当成小丑来丑化，有的是做的假人四人帮，有的是真人化妆成四人帮，一路做出各种丑态来引人发笑。
当这些形形色色的“四人帮”从观看游行的人们面前走过时，常常会引起阵阵开心的笑声。这种笑声也许是十年文革中被压抑的人们从心里爆发出来的，所以格外地响亮、痛快！仿佛从此以后各种不幸和灾难都将离我们而去。又仿佛文革中一切不快乐、不幸福、不合理、不公正、一切的担心害怕等等都找到了原因，原来都是四人帮在搞鬼！而现在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所以一切都将变得美好起来。
“四人帮”横行时，我身上压着大石头，头上戴着“金箍咒”，想干不敢干，想干不能干。如今，粉碎“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春风，吹化了积压在我心底的冰层，我腰直了，气壮了，在前进路上，正扬鞭催马，壮怀激烈……
攻克多少难关，征服多少艰险?当攀上一座新的峰峦，回首四顾：云烟缭绕，群山低卧。这一切啊，无法使我留恋，我的目标，直上九天……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成大道，
斗罢艰险又出发。
这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主题歌中的几句歌词。这歌声，雄浑伟壮，气势磅礴。它是奋斗者之歌，是不屈者之歌，也是成功者之歌!
现在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是发展的时代。“时势造英雄。”时代为每个人提供了大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处在这个时代的大舞台上，扮演着一个个小小的角色。毛泽东说过：“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许多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虽然是战争，但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战争”!人生就是奋斗，就是拼搏。在人生的舞台上成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使它发出应有的光辉，你就不仅要有良好的素质，高超的演技，而且还必须善于紧紧抓住导演给你安排的那一瞬间，去充分表现自己的才能。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辣。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了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也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久旱逢甘霖。这是多少人热切的渴望！历史成就了这不同寻常的77级、78级。时隔几十年，当回忆起那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我们思绪如潮，一切有如历史的重现……当年的老三届、新三届，不管是否考上了大学，我们都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悲喜，和共和国的命运，和共和国的悲喜，重叠在一起，令人分不清彼此，令人唏嘘，令人扼腕！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正在农业学大寨的工地上挥汗如雨。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一代。上小学正赶上“革文化的命”，上中学又赶上了“反教育回潮”，接着又赶上了到农村“滚泥巴、炼红心”。不该赶上的都赶上了，该赶上的都没有赶上。“推荐上大学”倒是赶上了，可偏巧又赶上了我的“家庭问题”。上大学，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
1977年10月21日，当我从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中断了十多年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连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几位好友，谁知他们都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一直谈到天明。人生能有几回搏，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只有高考，大家都决定去搏上一搏。唯有一个非常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但却早早进工厂、结婚成家、高出我几届的大龄同学沮丧地说：“我也很想去考，可我走了这个家咋办?孩子才满月，妻子又没工作，我总不能只顾自己的前途而扔下她们娘儿俩不管吧!”大家都深深叹了口气，知道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只能为他惋惜了！
我们这个位于豫西的小乡村十分闭塞，突然要高考了，很多人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特别是又得知这次高考将在1977年11月18日至24日报名，12月8日至9日考试，仅剩下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我们更是手忙脚乱。谁也不知这次高考究竟从哪复习？重点是什么？到处都在疯了似的寻找复习资料。当年上学的课本不是被烧就是卖破烂了，幸好我上初中时的一些课本还未丢掉，我连夜步行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出来。我在县教育局工作的一位老师也托人从县城给我复印了一套历史、地理复习资料，因那时常常停课闹革命，我根本就没有学好历史和地理。我的老师还把自己保存完好的初、高中课本拿出来让我复习用。老师还为了我少跑路，便用五天六夜时间把一本三百多页厚的书全部抄了下来。当我从老师手中接过那厚厚的手抄本时，眼睛立时湿润了。
每天晚上，我坐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由于天气寒冷，刺骨的北风飕飕往屋里钻，屋内好似冰窖，我只好在身上披上了一条露着棉絮的旧被子。时间长了，煤油灯的煤油味特大，熏得难受，我又不得不戴上了一只大口罩……我的一个同伴捧着书看着看着就栽倒在了桌上，他“呼呼”睡着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课本。我怕睡着，一次次用凉水洗脸、浇头，以便能强打起精神。一次为了弄懂一个问题，晚上下工后我去请教老师，连夜赶回来才刚刚躺下，门又被敲响了。强体力的劳动，每晚又要复习，身心极为疲惫，已经达到了极限。
为了能挤出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在“会战”工地上，我专挑那些别人不愿干的比较累的推土的活儿，以便趁别人往车上装土的短暂几分钟空隙里，能悄悄看上一眼书，记上一个词，或背上一个公式。我还把一些复习要点抄写在小硬纸片上，插在推土的车上，边推车边背，一次背入迷了，差点儿连人带车摔下深沟。不久，片上开批判大会，停工半天。趁着人多杂乱，我悄悄溜了出来，钻进附近一个瓜棚，躺在乱草堆里，难得复习了半天数学。
那时，一些有门路的人或装病或找其他理由都悄悄离开工地回家复习去了，我真羡慕他们，不用再干重体力活儿了，每天都能有充裕的时间在家全天复习。而我却不敢“装病”，也得不到“恩准”，只得小心翼翼。因一位主要领导曾在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我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他也走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四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两个月后发给我们填写的《河南省高招初选考生登记表》中还专门设了这样一栏：“直系亲属与主要社会关系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无被逮捕、法办、监护审查、隔离审查、点名批判等情况。”
离高考只有短短几天了，幸亏上面及时下了通知，让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回家准备三天，我才有了三天金子般的复习时间。但三天时间毕竟太短了，想好好复习一下根本无法办到，这时我竟想，若有人能给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哪怕让我给他当两年长工我都情愿交换。离开鳌头那天，乡亲们帮着我们参加高考的人在公路边截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我正要爬上煤灰飞扬的卡车，踏上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考之路，突然，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出现在我的面前：“拴哥，你要是考上大学了，以后还会回来吗?”我一看，原来是山北我的未婚妻翻山越岭来送我来了。
“会回来的!”我说。
“那俺可等着你唻！”她说。
谁知我到了设在临汝镇临四中学的考场，待考完一门功课出来，她却站在门口等我，还给我递过来了几个肉包子。顿时，我的热泪滚滚而下。
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报考的人特别多，当时在我们这个县里就有九千多名考生，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三十多岁。有的已结婚生子。
1977年12月8日，当我踏进考场，望着那一群群匆匆赶来参加考试的大小年龄悬殊的考生，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上午八时十五分，一阵清脆的铃声响彻校园，一场令当年应试的人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考试开始了。那年河南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有两个，一是《为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而拍手叫好》，二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作文满六十分，占了语文试卷的一大半。
考试那两天，我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饭也顾不上吃，慈祥的母亲总是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我常常边看书边随便吃上几口。长时期的重体力劳动，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考试第二天脚竟肿得无法走路，是五叔用自行车把我推到了考场。当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到日渐衰老的叔父在寒风中吃力地推着我一步步走向考场时，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心头，我第一次发现五叔头上竟有那么多白发。到了学校门口，自行车不让进校门，可离考场还有一段距离，眼看考试时间就要到了，五叔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往考场奔去，一百多斤重的我压得五叔大汗淋漓，我至今还时时能感觉到五叔那吃力的喘气声。
难忘那年12月8日，天气晴朗，虽是冬天却没有一丝寒意，考场设在临汝镇公社临四中学。这是一所大队办的中学，条件相当简陋，上午8点钟全公社600名考生同时进入考场。先考语文，一科下来，等到下午再考数学的时候就剩300人了。按说语文还是比较好考的，因为它能给考生们一个比较好的自我感觉，所以历来考试往往先考语文。如果先考英语和数学科目，考生大部分题都不知所云，根本就没做，那对考生的信心完全是一种伤害，接下来的考试还怎么考？语文就不一样了，起码我感觉“不管对与错，反正都做了。”可就这，语文考过后就淘汰了一半。能够坚持把四科考完的大约占报考人数的三分之一。
语文考题中，有四个病句让我们修改。大概我改对了三个。把《劝学篇》中 “不积跬步”一段译为现代文。还有些零零碎碎的题，知识部分占40分。
作文则是重头戏，占60分。两题任选其一，一是《为华主席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热烈欢呼》；二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试卷到手，我考虑了半分钟，一题为议论文，写成夹叙夹议，写一些口号性的议论，再列举一些事例就成。当时已进入年终岁末，早有一些工业生产、钢材、煤炭等提前完成全年计划的消息报道，我通过收音机留意掌握了一些论据材料。写这样的文章，比较稳妥，凭自己的作文基础，随便都能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也能得到一个差不多的分数。二题为抒情性的文章。这种体裁平日练习得少，自己也缺乏亮丽的语言，所以很快决定写前者。
政治考试没有试卷，只有一个纸条，约10厘米长、5厘米宽，像卷烟纸一样宽窄大小。上面印了几个题，而每一个题都是一篇论文，诸如让你结合实际谈对立统一问题，辩证法在三大革命中的运用之类。答题全写在16开的续卷上，我整整写满了6页！我把时间用得足头尽尾，我看着手表，还有3分钟就再写一小段；还剩10秒钟就续写一句；时间还不到就再添加一句。
当时恐怕连印卷子的纸都成问题。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萧条，物资供应紧缺，百废待兴。后来我得知77、78年高考印刷卷子缺乏纸张，就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都动用了。
数学考试从略不提，败军之将不再言勇了。考题中有一道关于栽电线杆子的数列方面的题，我应该会做的，可出题者将书上例题的已知条件换成了未知条件，我便楞是做不出了。这让我后悔不迭，遗憾终生。那一道大题大概占20分。想想看，高考总成绩再加20分，那是什么概念，中专变成了大专，专科变成了本科，普通变成了重点！这些变化势必导致分配去向的变化，人的历史有望改写。20分，关键时候就是1分也不敢丢啊！差之毫厘将谬以千里。
史地考试中有一细节值得一提。有一道历史填空题，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广州、香港举行了什么大罢工。我印象最深的是“二七大罢工”、“秋收起义”等历史事件，对那一次长达16个月的大罢工事件不清楚，可我又听说过“省港大罢工”这个词，或许是一回事？我就填了“省港大罢工”。含含糊糊，带有蒙的性质，结果还真的蒙对了。
考试那天的吃饭问题还真成了不成问题的问题了，现在说出来是奇闻，听起来是笑谈。虽然是管辖着三十七个大队六万多人口的临汝镇公社所在地，集镇也不算太小，可当时只有一家饭店，国营的，日接待能力不过百八十人，一下子拥进几百号人如何受得了！别说是吃饭，要面条要馍，就是站也站不下。不到12点已拥挤不堪乱作一团了。做饭的做不出，买饭的挤不着，前呼后拥，一片嘈杂。没有买到饭的急于往前挤，买了饭的挤着出不来。街上、路上蹲满了吃饭的人。一拨人吃完离开，又一拨人填满了所有的空位。碗筷遍地，一片狼藉。前面的人还有碗筷，后面的人连碗筷也没有了。可怜这些平日里还有些斯文的人们，不得不俯身捡起别人的碗筷，不洗不涮，打了饭来自己吃。
考试结束，在家等通知。按原来的计划，到来年元月8日前评卷结束，发通知书。可过了那个时间仍然音信全无。又过了一个月，还是全无音信。于是就有人说，人家都通知过了。可我不信，我相信只要自己收不到录取通知书，就说明还没有开始录取，或录取工作并没有结束，可见那种年轻气盛自信自负到了怎样的程度。
2月份一天天地过完，在漫漫等待中已进入了3月初，还是没有半点儿消息。10多年没有高考了，什么东西都乱了套，从改卷、政审、到学校录取，工作量够大了。我完全能够理解，那就耐心地等吧！
直到最后，当得知我彻底与大学无缘时，犹如一盆冰水倾头浇下,一个下午都没回过神来,仿佛世界在这一刻倾覆了！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常常遭人打骂、侮辱；后来，入团、入伍、招工进城，推荐上大学，一次次都没有我的份。如今旧伤未去，新痛又来，我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我曾气呼呼地坐车跑到有关部门想问个明白，可走到大门口却停住了，脚像生根似的怎么也迈不进去。
后来在老师们鼓励、支持下，我又经过一番顽强拼搏，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文学作品。
你看：那是高耸入云的险峰，我在倔强地向上攀登、攀登……我手攀着小树枝丫，脚踏陡险的山路，爬呀，爬呀，荆棘划破了衣衫，挂破了脸颊，我都在所不惜，我不停地慨叹着：难，难，难……但却不歇息片刻，攀登，攀登，向着那风光无限的峰顶……
那些日子，我拼命地帮母亲干活，天不亮就到抱玉河边割草，天黑透了才回家。我割的草捆比我的人还要高，有一、二百斤重，背到生产队里，为的是能多挣一些工分。深夜，别人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我仍坐在煤油灯下，就着昏暗的灯光，又看又写。我对上大学没抱多大希望，虽然经过很多努力，自忖自己是个农村土生土长的穷娃子，是不会有这个福气的。
当一心盼望儿子能有出息的母亲问我考得怎么样的时候，我摇摇头、叹口气说：“不理想，希望不大，也许咱这辈子就没有上大学的命呗!”
听了这话，母亲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从此再也不提我上大学的事了，只有一天复一天地和我一块下田劳动，播种着希望，收获着劳动的果实!
忽然有一天，村上来了个绿衣使者，拿着一封《山西日报》寄来的样报和稿费，问道：“郭进拴家在哪里?”随着村人的指点，邮递员来到了我家，当我拖着疲劳的身子和一身汗、一身泥地从地里回来时，打开信一看，原来是《山西日报》发表了我写的文学评论《喜闻土豆泥香味》。我顿时激动得浑身颤抖，泪如泉涌。
1980年9月1日，我被破格免试录用为临汝镇公社文化站专干。
“郭进拴成文化站干部了!”消息伴着秋风，飞快传遍了全村！
我们郭家出了个人物，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前来祝贺的人流不断，坐满了农家小院。我的老师、同学也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我，小乡村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小乡村沸腾了!
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作文评比，我拿了全县的一等奖；我爱钻牛角尖，别人认为行的，我偏说不行，并千方百计找出根据、理由推翻人家的观点；别人认为不中的，我偏要试试看；别人认为办不到的，我偏要办到；我说过：“贵在开拓，贵在创新，学得再多，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也等于零。人活着，就要敢于争第一，创一流，大家都能干的事，何必要和他们去竞争?别人能干的事，咱偏不干，别人办不到的，我偏要干个样子让他们看看……”
我的老母亲老泪纵横地说：“我儿可是老不容易啊！儿啊！你终于熬出头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你，叫我儿有出息！”母亲把卖鸡蛋的五块钱硬是塞进了我的口袋。我的大姐、二姐拿来了她们结婚时准备的铺盖和被套，一直把我送到了通往公社的大路口。
临走那天，我望着亲人，想起多年来，母亲凑在灯下彻夜补衣而我自己蒙头在被子里哭泣的情景，使我总也不能忘怀。我的心志高。觉得没考上全国第一流的名牌大学老丢人，愧对家乡父老啊!
那一年我才刚满22岁，我一步三回头地告别了母亲、姐姐、弟弟、妹妹，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土，离开了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和那些曾一起下河摸鱼捉蟹、上岗放风筝的小伙伴们。我怀着离情别绪，在亲人的陪伴下，和亲朋好友依依惜别。
我怀着离情别绪，在亲人们的陪伴下，泪流满面，真是愁肠满腹，如泣如诉，难道尽，难说完，热泪一滴又一滴，一行又一行……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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