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1958年5月出生，笔名智泉、郭笑。河南汝州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98年毕业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1980年参加工作，曾任《乡音》主编，《豫西报》副刊编辑，《风穴文艺》《沧桑》主编，现任河南省平顶山市文联创研室主任，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专业作家。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美女山，美人河》《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命运》《天地人心》，散文集《汝州风貌》《乡情老更深》《人间真情》《新城美韵》《月是故乡明》，长篇报告文学《磊裕烽火》《湛河大决战》《从市长到死囚》《运锦之路》《芬芳岁月》等共60余部，累计发表作品2000多万字，有164篇（部）作品获奖。其中《湛河大决战》获全国纪念建党80周年优秀报告文学一等奖，剧本《无品乡官》获《中国作家》一等奖，《鹰击长空》获《人民文学》二等奖，长诗《寒夜哭母》获《文艺报》一等奖等。1992年获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2005年被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宣传干部荣誉称号。
【郭进拴原创长篇纪实】 《命运》之《第九章 拜师学艺》
命运的变化犹如月之圆缺，对智者无妨害。——美·富兰克林
我写的《醉入邙山画阁中》也曾经是被另一位编辑当场宣判了死刑的稿子，我本已灰心丧气地将稿子装入提包，欲起身告辞的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老编辑站了起来，说：“让我再看看！”谁知他仔细看了一遍，就一字一句认真修改了起来，甚至把每个错别字、点错的标点符号都重新改正了过来，有几页已改得密密麻麻，面目全非。最后他让我把改得看不清的几页重新抄了一遍，然后在稿签上写了意见，先在1986年10月31日的《河南广播电视报》第1版重要位置上介绍了一番，又在1986年11月4日的《河南风光》节目里播出了这篇散文。我从稿签上的责任编辑栏里认出了一个我经常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名字：吴功勋。
经过对照笔迹，原来我收到的第一封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给我写的亲笔信，也是出自吴老师之手。从此，我们成了无话不谈、情深意厚的忘年交。他不但经常向我约稿，而且还言传身教，多次和我一道深入汝州的城市、乡村、名胜古迹、山川、河流、厂矿企业，边采访边给我出题目、压担子，并教我如何深入生活、如何构思、如何修改、如何提炼主题、如何写出新意？把他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都丝毫不留地传给了我。往往我写出初稿他再反复修改，可播出时却只有我的名字，并把稿费也全部汇给了我一个人。他说：“你的工资低，家庭负担重，这点小钱可补贴一下家用。”可是这中间付出了吴老师多少为别人所不知的心血和汗水啊！他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多少个不眠之夜啊，我们把盏夜话，共论文与人。 我原来租住的破房露着天，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吴老师看后流下了热泪，并利用工作之便，建议有关领导改善我的住房条件。后来我买新房缺资金，他就把自己省吃减用积攒的血汗钱资助我。还把我们合著的《汝州风貌》一书的稿费一分没留全部给了我。后来我才听说他连春节给外甥们的压岁钱也没有了，气得外甥直哭。 每当我事业上有了成绩，吴功勋老师就及时给予鼓励，当他发现了我工作中的缺点，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并耐心细致地批评教育，真是苦口婆心，语重情长，使我倍感幸福和温暖。有一段时间，我为了赶进度，稿子写得比较毛草，吴老师就批评我不要萝卜快了不洗泥，应该高标准、严要求，不能骄傲自满，并把几篇不成功的稿子提了具体意见，退给我修改，一直等到我改得达到了播出水平他才签发。他还经常把我的作品向大报刊和出版社推荐。我们师生间的情谊，甚于父子。父亲赋予的只是我的躯体，而吴老师却赋予了我艺术生命，并教我如何处世、为人，做一个有正义感、德艺双馨的作家。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恩师也。 1991年春天，在汝阳杜康酒厂举行的“明星杯”有奖征文颁奖大会上，我终生第一次手捧大红的获奖证书，被摄入了电视镜头，出现在了河南电视台的荧屏上。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为辛勤培养我的园丁们敬酒时，吴老师却抢先一步向出席颁奖大会的白清高台长介绍说：“白台长！这位就是我经常向您提起的汝州市作者郭进拴同志。”老台长白清高却首先为我端起了酒，他说：“你就是郭进拴？我原以为你是位老同志，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你的散文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代表河南电台祝贺你、感谢你！”我含着泪说：“这都是吴老师给我改出来的啊！”这时，我的泪水“啪啪哒哒”地涌了出来，流到了酒杯里，我喝下了这杯饱含着情和泪的酒。明明是河南电台的吴老师给我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园地，可他们的台长偏偏还要向我表示祝贺和感谢，并且吴老师还推荐我当优秀通讯员，还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专题介绍了我走过的从放羊娃到作家的文学路。这怎能不使人感激万分呢? 这些年来，我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点成绩，都与《河南风光》节目组的吴老师对我的帮助分不开。我每次到编辑部，他都停下手头的工作，给我倒水让座，问寒问暖。当我像一位疲惫的旅行者，一位傻乎乎的山民一样坐在《河南风光》的沙发上时，我感到一种温馨和友情。吴功勋老师还多次请我上他家吃饭，说是要为我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谢景田老师也约我到他的宿舍，我们晚上打通铺，彻夜畅谈。1993年我到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他们听说我有困难，谢景田老师就代表大家给我汇去了500元，帮我度过了难关。我用以致谢的只有争分夺秒赶写出了长篇小说《美女山，美人河》，出版后我给老师们每人寄上了一册，以报答他们对我的厚爱! 吴老师当时是《河南风光》节目组的组长，好组长带出了好作风，他手下的几员干将一个个都是称职的编辑，都有着强烈的敬业精神。灵巧俊美的李仙芝女士为了一个字的读音，曾五次写信、打电话和我联系；秀外慧中的陈泓小姐，为她准备编播的一篇稿子，亲自坐长途汽车到汝州实地考察核实后才回去编发。她俩像《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戈玲”，心好面善，令人喜欢，而谢景田老师则像冬宝，总是笑喜喜的。后来，《河南风光》改成了《话说河南》，去了一位我不认识的新编辑，直到我的《紫云山寻仙记》播出时，我才知道这位淳朴善良的编辑名叫李虹。 随着我与吴老师的接触机会增多，又多次彻夜长谈，我也对吴老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吴老师1938年３月出生于河南省中牟县，1961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民权县高中、民权县委宣传部、中牟县委宣传部工作，1974年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任编辑、记者。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６月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著有《大河涛声》、《洛阳游记》、《山情·水意·人魂》、《汝州风貌》，主编有《三国胜迹神游》、《平顶山览胜》、《情溢大别山》、《驻马店风情》等。他先后15次获省级好新闻一等奖，14次获中央级好新闻奖。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啊！ “育人才苦口婆心似慈母，授知识千丝万缕如春蚕。”物换星移，岁月如歌。万物换不来吴老师对新闻事业的一份执著，星晨移不去吴老师热情育人的一份忠诚，岁月歌不尽吴老师献身新闻事业的一片真情。一部部作品集见证了吴老师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吴老师数十载呕心沥血，育就了满园桃李。 我心目中的吴老师，的的确确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爱心、有血有肉的人，他爱妻子，爱儿女，爱孙子，爱同事，爱学生，爱党，爱人民，爱事业。他既像运筹帷幄的将军，又像冲锋陷阵的士兵；既像横刀立马的战将，又像激情澎湃的诗人；他有着农民一样的憨厚，母亲一样的慈祥，父亲一样的宽厚，又有着儒将风度和大丈夫的气概。吴老师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他善良、坚强、决断、深明大义。当灾难接踵而至时，他毅然承担；在遭受挫折时，他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向命运挑战。他在善良、隐忍和包容之外，也有着男子汉的侠义与豪情。我被吴老师的人品和文品深深地打动了！他身上的道德力量是震撼人心的。在他身上鼓荡着浩然正气！ 吴老师忠诚党的新闻事业，足迹踏遍了黄河之滨，大别山下，洛河之阳，豫东平原，千里煤海，中岳之巅，油田内外，南阳盆地。他月夜走函谷，情溢首阳山，履道里觅古，摘星台留墨，卧龙岗抒怀，龙门山记趣，平顶山巡礼，虎牢关览胜，官渡古战场漫步，古都洛阳访花魁…… 正如李燕杰先生在吴老师的《山情·水意·人魂》一书的《序》中所写的那样：“总之，这是一部兼容地理历史、风土人情、革命历史的铸魂育德的好书，为此我愿向大家推荐。此书不仅内容好，而且写作手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在阅读中如临其境，如睹其容，并能体察其义。把德育寓于智育美育之中。山川无不各具其能，名胜古迹，无不显其智，传闻轶事，无不示其德。此书确有很强的可读性，实在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 原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志英称赞他主编的《三国胜迹神游》时说“这本书除了它的历史性、思想性、科学性、趣味性外，其艺术性亦相当高。它汲取了散文、游记、史志、传说诸种文体的长处，既不像演义那样撇开史实面壁杜撰，也不像志书那样枯燥记述，读听之际味同嚼蜡。它是根据考古发掘资料，采检民间传说，借照史书事实，重新熔炼铸造，自成一格的文体。既具备真实性，又有艺术性，夹叙夹议，评谈演说，睿智迭出，妙趣横生，听着让你拍案叫绝。它和《三国志》、《三国演义》互补参照，人们可以多角度了解三国历史风貌。” 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树德称吴功勋老师主办的《河南风光》节目“锐意改革，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把史志与散文游记融合起来，形成了既有新闻、史志的真实性，又有游记散文的艺术性，同时还杂以历史掌故、民间传说的知识性、趣味性的独特风格。《河南风光》节目中的文章，基本上做到了：介绍古迹，史料翔实，言必有据；现场描写，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追忆往事，缅怀先贤，感情充沛；抒发感情，情真意切，富有哲理；历史掌故、民间传说的运用，也是分寸得当，恰到好处，富有知识性、趣味性。使听众如临其境，在美的艺术享受中，潜移默化，受到启迪。” 吴老师更是宣传我们平顶山市和汝州市的大功臣！他曾在他主持的《河南风光》节目中开办了《平顶山新貌》和《汝州风貌》两个专题节目，并出版了两本书。尤其是石人山的开发和建设，更是凝聚了吴老师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当时上山根本没有路，吴老师带领我们平顶山的一群作者，多次从乱石滩穿过，遇水淌水，遇沟翻沟，终于踏出了一条路。那时的景点根本没有名字，吴老师领着我们即兴现场给景点起名字，编故事，分任务，先后在河南电台的《河南风光》节目中接连推出了《观百尺潭瀑布》、《九曲瀑布抒情》、《访石人山》、《沙河探源》、《石人山览云》、《月夜烛光分外明》、《黑龙潭记趣》、《“森林博物馆”奇观》等十几篇散文、游记，并反复播出。“石人山”这个名字，在吴老师的精心策划、热心组织、细心打磨、梳妆打扮下，随着电波，北飘京津，南飞荆楚，东接徐淮，西达峪函，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又飞越太平洋，回荡在东南亚、北美州、大洋州和澳洲上空。声波传万里，信息通万家。极大地提高了石人山的知名度，引来了成百上千万的游客，激起了政府重视，国家投资，修通了郑石高速公路，天瑞集团又出巨资买断了经营权，石人山（现已改为尧山）已由过去的“藏在深闺未人识”的“无名之辈”成为了名扬天下的国家5Ａ级风景名胜区。 提到吴老师对我们汝州市的宣传，我更有切深体会。在《汝州风貌》系列专题节目播出并结集出书后，吴老师又策划并与汝州市种鸡场合作在《河南风光》节目中开办了“党的光辉照中州”征文评奖活动，与汝州卷烟厂联办了“云河杯”有奖征文活动。吴老师奔走汝州大地，博览汝州山川名胜、了解汝州风土民情、采访汝州诸家企业，目睹汝州建设成就之后，以深厚的感情、浓重的笔触再现了汝州的风采神韵，为宣传、开发建设汝州立下了汗马功劳。 吴老师虽然是省城的大编辑、大记者，但他却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他的敬业精神，非常令人感动。一次在风穴寺采访，天色已黑，我几次催他回城，市领导也在宾馆等他吃饭，他执意要看一看夜色下的风穴寺是个什么样子？结果深夜回城时，由于天黑路滑，车子险些翻在一处断崖前，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向省电台和汝州市领导交待啊？这次风穴寺之行，激发了吴老师的创作灵感，他的《古寺白云间》在河南电台播出时，在汝州市引起了轰动，都说吴老师把风穴寺写活了。在吴老师的奔走呼号、摇旗呐喊下，风穴寺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多次拨巨资对风穴寺进行了抢救性修复，现该寺已成为闻名海内外的一颗璀璨明珠。 后来吴老师每次到汝州，总是直接找到我，我要找市领导汇报，他坚决不让。他说：“你和市领导说了，客一主二三，前呼后拥，既给领导添了麻烦，咱们也采访不出真东西。光咱两个下去，可以深入采访，老百姓也敢讲真话、说实话，对咱们写作也有好处，咱们可以占有大量的第一手写作素材，写出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章来。” 就这样，我们没有小车就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步行。不怕跑断腿，不怕饿断肠。用真情去感化上帝苍天。有一年夏季，我陪同吴老师走遍了汝州城的七十二条街道，并采访了数十人。还先后采访了温泉、汝瓷二厂、酒厂、烟厂、造纸厂、朝川矿务局、梨园矿务局等等。有时赶不上饭点，就在路边小店买一块汝州死面锅馈，喝一碗糊辣汤，继续赶路。有一次我出差不在家，吴老师在一家路边小旅店整整住了５天，一直等到我回来。我当时见到吴老师，感动得热泪直流。中秋节和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可吴老师的几个中秋节和春节都是在汝州度过的，他下矿山，到农村，与他采访的主人公一块包饺子，过节日，早把家给忘了。《涤浴温泉话今昔》、《庇山访古》、《万安驿秋思》、《汝瓷逢春》、《料器花赋》、《汝州探宝记》、《朝川放歌》等数十篇散文、游记，我们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吴老师与人相交，是心与心的相通，情与情的相连，不趋利，不求报。 他关心同志是由本来的人性中的善性所致。作为一个闻名全国的高级编辑、记者，他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个人，他是在尽人对人的爱。如果说有什么动机的话，那就是为了让生命少一些负荷，多一些轻松；少一些烦恼，多一些愉悦；少一些酸苦，多一些宽慰；少一些萎靡，多一些精神。 有一段时间，我因为与人合作写了一部反腐败的作品，一些人就对号入座，甚至对我进行围追堵截，大打出手，我的日子极为难过。吴老师听说后，专门于1997年的灯节赶到汝州，与有关领导交涉，要求改变我的处境。夜里我们又促膝长谈，他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出主意说：“真要不行，我明天就去找找平顶山市委宣传部的裴部长，干脆把你调到平顶山市文联，彻底摆脱他们。”吴老师说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坐车赶到了平顶山，先后见了中共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裴建中和市文联党组书记宛芳卿同志，极力向他们推荐，并说：“这孩子很老实，出身很苦，靠着刻苦自学，1994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你们要尽快把他调过来，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裴部长当即就让宛书记以文联党组的名义给市编委打了报告，要求解决我的编制问题，尽快办理我的调动手续。后因编制问题，一时没能办成。但吴老师的奔走、举荐，已引起了平顶山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到了2000年4月，经时任市长邓永俭、市委副书记邹积余特批，在全省因机构改革，干部冻结的情况下，我正式由汝州市文联调任平顶山市文联创研室副主任、作协副主席，2012年任创研室主任。 吴老师有一篇散文的题目就是《从来只有情难尽》。其实吴老师也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一次，我和宋宫酒厂的司机到郑州接他到汝州采访，半道上他提出拐一下许昌。原来是他写的一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遭了暗算，被整下了台。他特意去看望这位改革家，找到单位没见人，他又找到家里，到家里没见，他又带着礼品到医院的病房里去探望这位主人公，主人公失声痛哭道：“老吴呀！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来看我，我过去的朋友也不朋友了，同事也离我而去了，惟有你还记得我……”吴老师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而且还把写他的那篇报告文学收入到了《山情·水意·人魂》一书中，并找许昌市有关领导为他的主人公申辩，把他写的报告文学也送给了有关领导，终于推翻了不实之词，他的主人公因祸得福，又提升了职务。 吴老师在他的《官渡古战场漫步》一文中为人才大声疾呼：“重用人才，知人善任，纳谏如流，抓住战机，打击敌人者——胜！拒贤排能，骄横自满，谏而不纳，一意孤行，贻误战机者——败！”这铿锵有力，激情四溢，掷地有声的语言，令人荡气回肠，痛快淋漓。 吴老师忧国忧民，一身正气。他在《情溢首阳山》中用泣血之笔再次为人才鼓与呼：“一抔黄土掩诗圣，万千赤情在人心！……民心！民意！是非曲直，千秋功罪，人民自有评说，我清楚地意识到：中华民族虽然有过昏庸的帝君，出过忌贤妒能的小人，出过压抑人才的无耻之徒，也出过残害忠良的秦桧，然而，血的事实晓喻了炎黄子孙：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延揽人才，启用人才，是兴旺民族大业的良策！以权代法，以权压人，忌贤妒能，打击残害忠良，是泯灭民族的毒药！它还使我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力量，不在少数统治者的权柄之上，而是永存于人心民意之中！ 得人心者得天下！ 得人才者得天下！ 民意难违哟！” 吴老师游遍了河南的好山好水，他的文章又是案头山水。这些山水，还包括大地上美好的人物事物。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入世的人，他十分关注苍生百姓的忧乐冷暖，钟情于底层产生的伟岸超拔的人物，牵挂着亲情友情。他眼中的人物和自然界的山水花木又是相互沟通互为象征的，在审美上，在精神品格上。 我心目中的吴老师，虽不是诗人，可他拥有诗人的胸襟。他不是个骑马打仗的英雄，可他拥有英雄的胆略和骨气。 在吴老师身上，既有品如松石的一面，他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人若秋水的一面。他的品格似松石，他的情操若秋水。这正是：“品如松石香在骨，人若秋水玉为神。”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恩师——吴功勋。
提起我与屈江北老师的友谊，还是引用他在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说明问题吧！
屈指算来，我和进拴弟相识差不多已经36年啦！36年来，他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专业作家，我是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的见证人。 第一次接到他的投稿是1974年，我当时在汝州市（原临汝县）文化馆做创作辅导员。为培养文学新人，文化馆创办了一个文学期刊《红艺》，我在《红艺》编辑部当编辑。有一天，我接到一篇陌生的诗稿，来稿人是临汝镇高中、不到十六岁的学生郭进拴。尽管那是一首平仄不分，韵脚不整的打油诗，但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给他回了一封鼓励的信说：“进拴同学：你的诗稿已经收到，不宜采用，盼以后努力创作并加强联系，随信寄上一期《红艺》，望查收。” 也许是受到了那封信的鼓舞，自此以后，他的来稿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每月最多能收到他二十多篇来稿！估计是一分钱一个的信封他买不起，他的来稿总是用水泥袋内层的牛皮纸糊的信封，上面工工整整写着：“新闻稿件，邮资总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个锲而不舍的文学青年的好感也日渐加深。就这样：他一件投稿，我一封回信，我们的交往日趋增多了起来。尽管当时他的创作仍处在原始冲动和自然流露阶段，根本达不到发表水平。我还是耐心地、一封又一封地给他回信。记得我还用53岁农民通讯员邓立志每年投出400多件稿件，而从未被采用一篇的事例鼓励他——我不想伤了这个有志青年的自尊心。更不忍惊醒一个山里娃的作家梦。 那时候，为培养一支文学汝军，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辅导创作的本职工作上。每年都要组织一到两次文艺创作学习班。请洛阳、郑州、北京的作家到汝州来讲课。著名作家李準被我请到汝州四次，《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葛洛，《李自成》一书作者、河南籍著名作家姚雪垠都曾被我用“程门立雪”式的感动，请到汝州来讲课。河南省当时有名的作家张一弓、徐慎、段荃法、顾丰年、杜道恒、李长华、张宇、刘豫州、马凤超、张复兴、李学庭也都被我多次请到汝州来讲过课。幸亏那时的作家都守着思想觉悟的净土，从来不要讲课费。也乐意走出喧闹的城市到基层来体验生活，真让我们汝州的一帮文学青年占了大便宜。在这些文学大家的辅导下，在汝水的滋润下，一支文学汝军迅速成长了起来。再加上文化馆当时创办的文学刊物《汝水》这个发表作品的平台。汝州的文学事业步入一个有史以来的黄金发展期。先后有18人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戏剧家协会。郭进拴更是出类拔萃，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四十多部、两千多万字的作品，并屡获国家级大奖。 每逢作家讲课，我总忘不了通知进拴来参加。说是辅导讲习班，其实名义上是创作会议。因为只要是县里批准的会议，不但能得到会议经费，而且还能为参加会议的无薪人员每人每天补助9毛钱的误工补贴，报销来回车费。我心疼那些有志青年！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几块钱可以办很多事情呢！ 我和进拴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创作会议上。当时我陪着李準坐在主席台上，我用急切的眼光在台下的人群中寻找着“只有书信来往，而从未谋面”的郭进拴，想看看这个一月能投二十多篇稿子的农村青年到底是什么样子？终于在靠近窗口的座位上，我看到了一位一脸稚气的小青年，正在专心致志地听课，他一会儿侧耳细听，一会儿忙着记录，一身皱巴巴的粗布衣裳，一双小而有神的眼睛，一副透着倔犟，但总挂着微笑的脸庞，就是他——郭进拴。因为别的与会人员我都认识。 1976年秋天，县委宣传部在农村搞批林批孔试点，我和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的几位年轻干部，在宣传部高山副部长的带领下，到临汝镇关庙村驻队蹲点，来到了靠近汝阳、伊川、临汝三县交界处的小山村，这里就是郭进拴的家乡。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才真正近距离接触到这位“终日胡编乱写”而被其亲叔和邻居称为“神经蛋”的郭进拴。也正是这一次接触，让我看到了他巨大的艺术潜质，我们才成为密不可分的文学挚友。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假如遇上一位熟人，那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记得我们工作组入驻的第三天，我刚在“知青点”吃过午饭，郭进拴就来找我，当我带着“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应邀来到他家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那种莫名的心灵震撼足以让我铭记终生——几间四壁皆空的漏雨土屋，一位满脸风霜而早生华发的慈祥母亲；一群瞪着怯生生的眼睛，总往母亲身后躲的早年丧父的兄弟姐妹，这就是进拴的家哟！我简直不能相信，在这样艰难的家庭条件下，他是怎样一年写出几百篇稿子的？虽然写得很幼稚，但我此时才品味出他那墨香中的苦涩和艰辛来。 在回大队部的路上，我仍然沉浸在心灵的隐痛之中，一阵秋风吹来，吹弯了路旁的高粱杆子，一个又红又大的烘柿落在了我的脚下，连忙弯腰拾起来时，却有一大半烂在了地上。抬头望去，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有好多红透了的柿子高高地挂在树梢上，可能是因为长得太高，才没被淘气的山里娃摘去。我站在树下，呆望了好久，说了一句：“那些高挂在树梢的柿子，才是勇于登攀的人的胜利果实！”话音刚落，进拴就说了声：“屈老师，我给你摘那胜利果实！”说罢，看似笨拙的他早已抱着树干“蹭蹭”几下便麻利地爬到了树上。看着他抓着树枝，沿着树干，在树枝间如履平地的骄健身影，看着他摘满了衣兜，又用嘴噙着一枝烘柿，轻轻从树上跳下来的样子，他在我眼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朴实的山里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惊喜，更多的是感动。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便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虽然时值今天他仍然叫我老师，但我总把他当成小弟弟。 记得就在“摘柿子事件”的第三天，他跑到大队部找我，给我送来一首诗，他说：“老师，通过那天摘柿子，我受到启发，就写了一首计划生育的诗歌，你看中不中？”我打开诗稿，清新的诗意扑面而来，朴实中透出灵气，比兴中暗喻哲理，就连声夸赞道：“好！你进了一大步！完全达到了发表水平！”诗不长，但有几句我至今记忆犹新：“柿子稠了长不大，孩子多了累爹妈，生育也要有计划，家庭才开幸福花…… 自此以后，我才真正把他当做重点作者培养对象，倍加呵护。不论是请人讲课，还是召开创作研讨会议，不论是农村故事员培训班，还是组织临时创作班子，反正是只要有利于创作的任何机会，我总是忘不了通知这位家境贫寒却又踌躇满志的农村青年到文化馆来，尽可能给他多一些学习和实践的机会。记得有一次组织业余作者创作剧本，参加洛阳地区文艺汇演，我把从未写过戏的郭进拴也抽到临时创作组来了。目的只有一个，重点培养他，我从他的执著中看到了他的潜质，我相信勤奋的他一定能终成大器。 随着交往的增多，友谊也日渐增强。实在没有学习班和会议，他也会到文化馆来和我厮守在一起，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一个烧饼掰开吃，一个被窝俩人睡。甚至我到洛阳开会，到郑州参加文艺调演，也把他带在身边。我们真正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几天不见，两人都想得慌。那年腊月二十九，文化馆要到上海去拉一批哈哈镜，赶在正月十五（灯节期间）办展览用。临年傍节的，谁不想过个团圆年？正愁没人给我当帮手，我就向张久益老馆长提议：“让进拴和我去吧！”就这样，两个司机轮流驾驶，我们在敞篷卡车上用被子包着身子，一路颠簸着向上海驶去。从未出过远门的进拴高兴地在卡车上一路高歌，几乎是唱到了上海。现在回忆起来，心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几十年的风雨见证了几十年的友情，进拴感我知遇之恩，总唠叨着栽培之情，我却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一种患难之交的亲情和纯洁的友谊。以至他后来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到鲁迅文学院镀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去领奖，总忘不了给我写封长信，在信的落款处写上：你的拴！ 从一个放羊娃到一个专业文化干部，从一个地道的农民，到一级作家，五十岁的进拴已步入人生的辉煌和创作的黄金期。纵观他的成长历程，恰恰印证了逆境出人才这个真理。如果说几十部文学专著是他奉献给社会的精神食粮，但勤奋、执著则是他传给子女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哲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我却说：五十来岁正年轻，正是作家勤奋时！ 进拴弟出身寒门，饱尝生活艰辛，生活在最底层，更了解平民疾苦。生活这部百科全书给了他厚重的知识积淀，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都应该感谢生活，因为生活才是他真正的老师。 他的创作路子很宽泛，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曲艺、报告文学都能涉猎，而且卓有成效，属于高产型作家。 文如其人，这话不假。细读他的作品，都有一种直面人生，横陈其概的感觉。写景状物，不吝华词，大赞大叹，尽情挥洒，言犹尽而意未酣，物已现却情未了！而且多用排比句式，夸张中坦露，挥洒中言情，读来韵味浓烈，诱人且多感怀；写人叙事，表意直观，妙语连缀，淋漓酣畅，快人快语。奔放而不失细微，朴实中透出灵气，而且善于刻划人物内心世界，借物咏志，直抒胸意，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特别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宏扬正气，鞭挞丑恶，爱憎分明，直言不讳，字里行间透出柔肠侠骨和一个耿直汉子的人生价值观。在他的笔下，有叱咤风云的弄潮浪子；有栉风沐雨的民企老板；有忠贞不屈的村野乡姑；有纸醉金迷的贪官污吏；有忠厚朴实的山村农夫；有迷途知返的回头浪子；有甘为人仆的党内高官，也有为民请命的古代下僚；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幕幕惊天的事件，一波波扑面而来的改革大浪，一曲曲醒世喻人的和谐乡音，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生活画卷，一桩桩悬而未解的当代公案，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充满真情爱意的生活长卷和一个当代作家的审美观点和社会责任。 因为他的作品太多，实在不能逐一评论。虽然我熟知他的作品像熟知我自己一样，但他对生活的解读的玄妙，对社会感知的深邃，对人间美好的讴歌，对丑恶现象的痛恶是我这个挚友也不便妄加评论了。 作家五十正年轻，我盼望他有更多的大作问世。加油吧！进拴弟，我这里向你送上深深的祝福！
张一弓是我国新时期以来被时代的潮头推上文坛的著名作家。他1934年12月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是三国时代刘备在那儿当了几年县令的新野县。他父亲是河南大学的文学教授，母亲是高中的语文教师，家庭的熏陶和培养使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当作家的志愿。1950年，16岁的张一弓，曾在开封高中的文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他还自己写、自己编、自己设计封面、自己插图，把平时的习作装订成册，并注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竟搞得图文并茂，引人人胜，还满像回事儿呢！后被当时的校长杜孟模介绍到《河南大众报》工作，成了一名“记者娃娃”。五十年代末期，他以一个初生之犊的热情和锐气，一边当记者，一边写小说，发表过几篇相当稚嫩的作品。不久，一篇题为《母亲》的小说使他受到了批判，因为他的母亲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右派”的儿子写的《母亲》便自然是“为右派母亲唱赞歌”的了。从此，他的双脚又从文学的门槛里抽出去了，整整20年没有再去涉足。
张一弓真正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已经45岁。人到中年的生活阅历，人生道路的坎坷崎岖，没有磨掉张一弓性格中的棱角，没有泯灭张一弓胸中的激情，他反而带着一股勇于开拓和追求的豪气，重新拿起了文学彩笔。当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1980年第1期《收获》大型文学期刊隆重推出，《小说月报》又在1980年第1 期以头题位置选载的时候，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读者在赞美那位普罗米修斯式的共产党人李铜钟的伟大壮举的同时，也为小说作者的胆量和勇气而叹服。张一弓这个陌生的名字，也因“李铜钟”的问世，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位多少带点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了。接着，《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又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第一名，张一弓也第一次登上了全国的领奖台。于是，他又听到了文学那神圣而又亲切的召唤，在一个思考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向着他向往已久的文学的殿堂进发了。他满怀信心地写下去，像一张拉满了弦的弓，厚积而发，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喜讯接连传来：《张铁匠的罗曼史》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分别荣获《中篇小说选刊》和《莽原》1985年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寻找》荣获《北京文学》1981年优秀短篇小说奖、《考验》荣获《北京文学》1982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死吻》荣获《奔流》1985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又被评为“河南省首届政府奖”。《张铁匠的罗曼史》（中、短篇小说集）、《流泪的红蜡烛》（中篇小说集）、《火神》、《张一弓集（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死吻（张一弓获奖小说集）》、《死恋》等多部个人专著，也相继和读者见面。作家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独特的艺术风格，活泼新鲜的语言，浓郁的乡土气息，忠实而又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变革中的色彩斑斓的农村画卷。作家也以自己崇高的威望，于1991年12月全票当选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尤其是他喜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三连冠的力作《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以农村运输专业户春妞儿驱车途中为结构线，开拓了人物的心理场地，把一个乡村女司机的行为动机写得满有风趣。吃商品粮的世界和不吃商品粮的世界的差异，带来了农民深深的屈辱感。作家从历史的连续性上去感觉和把握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的瞬间，把现实性和历史感结合起来。表现了一代农民平等意识的觉醒，刻画了用创造性劳动创造自己平等价值的农村新人。
对于《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这部中篇力作，从发现线索，到深入采访，我自始至终陪同作家张一弓老师在我的故乡河南省汝州市（原临汝县）寄料山区深入生活10余天，至今春妞儿的原型之一雷俊情还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还出资赞助过我创办并主编的河南省第一家乡级小报《乡音》哪！最近，我又反复重读了这部作品，感到越读越想读，越品味道越美，犹如吃糖，好似喝蜜，不但甜到心窝，而且香到肺腑。这部作品是作家以敏税的政治洞察力，听命于生活的权威，精心构思，绞尽脑汁，不惜血本，精雕细刻出来的，风格独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语言饱含着激情的哲理性、寓庄予谐的幽默感、带点儿洋味的乡土味，一股新鲜气息迎面扑来，读后久久放不下，令人历久难忘。
那是1984年的春天，我有幸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在洛阳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第一次见到了著名作家张一弓老师。
张一弓仪态儒雅，风度翩翩，如果接古装戏的角色分类，他应列入小生这一行当。但是，如果与他深入交谈，你就可以发现他坚强刚毅的另一个侧面。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深夜，他陪同《当代》编辑、著名女作家刘茵一行风尘仆仆从中岳庙、少林寺参观归来，急不可待地打开录音机收听会议邀请的中共临汝县委书记吉昌荣的讲话录音，当他听到六个山乡女司机，冲破传统观念，积极投身商品大潮时，激动得手舞足蹈，连声叫道：“好！好！就写这个！”在座的刘茵老师也受了感染，鼓励他说：“一弓，这个题材肯定能叫响，快写吧！”他当即借了点粮票，决定进山采访。于是，我自告奋勇，当了一弓老师的向导，我们于第二天中午驱车来到了临汝县的寄料乡。我们住在仅有五、六平方米，少桌没椅、紧挨厕所、破门烂窗、跑风漏气、每天8角人民币的房子里，当天下午就开始了采访。乡里要派小车，一弓老师坚决不要，而让办公室的接待人员给我们借了一辆自行车，他带着我先到太山庙采访一位女司机，人家出车未归，他又带着我（我当时不会骑自行车）来到观上村采访另一位女司机，我们刚刚打听到那一家的住处，街上几个中年妇女就比比划划、嘁嘁喳喳地议论开了。我趁张一弓和女主人谈话的机会，装着到街上找厕所，想听听她们都在说些什么？只听她们小声说道：“咦！又来了两个，一老一少，还推着车子呢！”“可能晚上又住下不走了！…真是的，老少都勾引，那三间大房、那汽车就是靠……”她们可能是发现了我，调转头都走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乡里一个接待人员在谈到她们的为人、经历和家庭生活时，立刻像回避什么似的。变得非常谨慎而吞吞吐吐，特别是提到其中的一位女司机时，那神情就更不一般了。这种闪烁言词的介绍，反而加深了我们的疑惑，而且，当一听说我们特别想和那位女司机见面谈谈时，他们那欲言又止，难以出唇的眼色，那望望我又望望张一弓而面面相觑的神情，更如要劝阻一个行为正派的男人千万别去沾花惹草，千万别到那不是去处的地方沾一身腥膻一样，表露得明白无遗。
当我们说明来意，女主人鼻一把泪一把地哭诉了她们的冤屈，她说她们母女连明彻夜到矿上拣铜核，白天换上干净衣服上趟街也有人说是为了勾引男人，立着不是坐着歪，女主人还盛情留我们吃了晚饭，我们一直采访到深夜10点多钟，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厚厚的一大本，返回住地时，我由于上车太猛，再加上天黑路滑，我和张一弓老师一下子双双栽倒在了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只好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推着自行车走到住地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了。
当我把我偷听来的“情报”告诉张一弓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小郭呀！咱们搞写作的可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啊！越是这样的人物，咱们越要采访，她们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她们身上才有戏，她们才有东西可写啊！”那些天，他和我谈文学、谈人生、鼓励我掌握“百科知识”，琴、棋、书、画都要懂，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第二天，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这里最先起步的第一个女司机雷俊情，她被我们的诚意所感动，一下子谈了4个小时，连她的学生时代、婚姻、恋爱、家庭问题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们，还把她的几本日记交给张一弓让他写作时参考，还带着她爱人来找我们，并介绍我们认识，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她每次出车回来，都拐到招待所来看我们。张一弓还计划陪她到湖北出趟长途，进一步深入了解她，正要出发，女作家叶文玲也慕名而来，他只好带着叶文玲拜会了他《火神》中的主人公的原型郭明、《山村理发店纪事》里主人公的原型苏东海，后来这几部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我们还和他笔下的“英雄们”一块在小照相馆合影留念。他的“主人公”们都很热情，他们的感情很深很厚，一见面就握住手，问：“老张，啥时候回来了？”一句“回来了”道出了沉甸甸的乡情。 路过一座小桥时，我无意说了句“这里曾轧死过一个山里的小姑娘。那是县里组织的为特等劳模郭明牵马夸富、挂匾大游行是，她拿着红薯跑了几十里山路来看热闹而被汽车轧死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来我在1984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张一弓老师写的《挂匾》，又过了半年，我受命下乡传达了中共中央下发的一个有关扶贫的文件。
这次寄料之行，我光笔记就记了厚厚4大本，可竟连一个字的作品也没发表。但却看到了张一弓老师深入群众，不摆架子，艰苦朴素，不讲条件的高贵品格和工作作风。他12点以前没有睡过觉，有时下去采访，他有意把本子放起来，让采访对象无忧无虑地讲，回到住地再补记笔记到凌晨三、四点。分手时他在我的采访本上题了“飞翔”两个大字。
记得我们到达临汝县城那天，他接到《文艺报》的一份加急电报，约他火速赶写一篇《怎样表现变改中的农村生活》的创作谈，他从晚上6点钟一直坐到第二天上午8点钟，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我半夜醒来，提出替他抄稿子，他却说他习惯边抄边改，感动得我热泪直流。我当时曾提出把他在临汝深入生活的事儿写篇报道登上报，他坚决不让写。
1984年7月，我筹办《乡音》报，到郑州找他，一是聘请他当顾问，二是约他写篇稿子。当我打听到他的住处，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都没有应声，我已不报任何希望下了楼梯，同行的老乡冯团彬临走又朝门上使劲擂了几拳，谁知几拳下去，里边竟有了回音：“谁？”门开了，张一弓穿着睡衣，耳朵里塞着棉花球说：“我为了赶写《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已接连七天七夜没眨一眼了，那不，稿子刚写完，咋着也睡不着，我只好用棉花球塞住耳朵，要不是你们敲门声音太大，把我这床都震得动了一下，我还真不知道有人来呢！”我们望着那厚厚的一摞稿子，望着眼红脸肿、疲劳不堪的张老师，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那些天他简直是在拚命，前后几易其稿，天太热他就用湿毛巾披在肩上，外边盖大楼的机器声震天动地，他就用棉花球堵住耳朵、关上窗子，排除干扰。
当他听我们说明来意，就拿出一本1984年第6期的《文艺报》说：“就把这上边有关临汝采访的那段摘登了算了，真对不起，没时间再写了！”
我双手接过一看：《听命于生活的权威——写自农村的报告》，这正是他在临汝县招待所拉通夜写的那篇，文章列举了他写的在推行联产承包制文件颁发之前的《赵镢头的遗嘱》，写在提倡发展大规模商品生产文件之前的《火神》，又写了自己“打起精神，稳住阵脚，我行我素”的决心。他充满激情地写道：
……当我断续写着这篇“来自农村的报告”的时候，正与叶文玲同志在河南省临汝县农村采访。我们已经结识了十多个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聪明和勤劳的专业户，其中有六个从事汽车运输的专业户。这六个农民家庭都有了自己的汽车，六个从十六岁到二十七岁的农家姑娘，驾驶着天蓝色的南京戛斯，风驰电掣地参加到商品流通领域中去——这样叙述似乎大煞风景，但她们确实是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才能从山沟里飞向广阔天地的“金凤凰”。她们在各种“关系网”中，为购买平价柴油，为争取充足的货源，为通过各种关卡，为在六十个小时里连续行驶一千五百公里，为在旅途中找到收留女客的旅店，为在陡峭的山硌上处理刹车失灵事故，而巧妙地计算着、紧张地奔波着、被劳累袭击着、被矛盾纠缠着、被灾祸惊吓着。较为年长的，正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为山沟里不断传播着她们似有若无的“风流韵事”，为有人乘了她们的汽车，却在下车时骂她们“不像正经闺女”而苦恼、而愤怒、而哭鼻子。古老的田园牧歌，正受到汽车喇叭和收录两用机的挑战和破坏。村姑们不是坐在清澈的、叮咚作响的泉水旁浣纱洗衣，而是一下子钻进了汽车驾驶室呼啸而去。她们正在破坏着古朴的诗意，却又在创造着新时代的诗意，当然也产生了新的懊恼。还有一位使用经济手段，也偶尔令人瞠目地使用拳头把一个村民小组治理得十分繁荣的“铁女人”；一位还完了父亲输掉的数千元的赌博账，盖起了六间大瓦房，也使父亲改掉了赌博的恶习，服服贴贴地听从她指挥的磨豆腐姑娘……
伟大的变革召唤着伟大的文学。
我坚信，只要投身于生活的潮头中去，那么，除了责备自己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低能之外，不必担心生活会亏待我。
1984年第5期的《钟山》，又以重要位置、众多篇幅，推出了《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还配了张一弓的《现实性和历史感》的创作谈，编发了《张一弓作品目录》，分《作品集》和《未入集的单篇作品》两大部分，同期还刊登了周键平写的《哲理性·幽默感·乡土味——试谈张一弓小说的语言艺术》的长篇评论文章，《中篇小说选刊》也抢先在《钟山》出版的一个月内，选发了《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并特约张一弓写了《我和我的争吵》，同期刊出。
张一弓写道：“《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是正在处于伟大变革中的农村生活对于一个笨拙的作者的赐予”。“当我把这篇文学作业交给读者朋友的时候，时值盛暑，大汗淋漓，腮帮肿胀，牙疼不止。”从中看出，作家是怎样以顽强拚搏的精神来完成这部作品的？！
从此，中国文坛又多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新的艺术形象——“春妞儿”。
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巧妙的艺术构思
天时、地利、春风、细雨。张一弓是幸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雨露照耀和滋润了他的心田，时代的风云点燃了他火一样的激情，人民给了他创作的勇气和力量。长时间的记者和编辑生涯，不仅给张一弓一个严密的逻辑思维的头脑，清醒的文思敏捷的职业习惯，而且给他接触生活和接近群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可以奔跳于城乡、村镇之间，活跃于百姓、干部之中，在农村生活的大海洋里观察、思考、体验、摄取，掌握第一手资料，累积丰厚的生活素材。他个人和家庭的富有戏剧色彩的变幻与动荡，更使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深化、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一切，构成了张一弓作为一位作家的重要的主观素质。
他不追逐时尚，用流光溢彩的词藻进行表象化的讴歌；他不回避矛盾，把正在变革的农村写成通体透明的天堂。他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他直面现实，直抒胸臆；他力图以思想家的审慎冷静的思考和敏锐犀利的目光，剥去依附在生活表面的五光十色的外壳，探求生活的内核和底蕴；他力图透过五谷丰登、繁花似锦的生活场景，发现并开掘人们心灵深处的奥秘。他善于选取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题材；善于在比较深广的历史背景下激化矛盾、刻画人物；善于借助于大开大合的史诗结构，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他气度不凡的雄浑、宏阔的“大将风韵”和大家风度。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张一弓正是追随时代步伐，听从时代召唤，忠实的记录着深刻变革中的我们时代的“秘书”。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触及当前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策，但他又不是图解政策，而是让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来说话。他的《赵镢头的遗嘱》发表后，中央才正式下发了联产承包的红头文件；他的《火神》发表后，中央才有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他的《挂匾》发表后，中央又有了搞好扶贫工作，走大家共同富裕道路的文件。人们都说张一弓为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起了参谋作用，说他有超前意识，说他是诸葛亮。我对此颇感兴趣，就问他： “大家都说你像诸葛亮那样会预测未来，您这种神机妙算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张一弓哈哈大笑：“我不是诸葛亮，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的本事。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有点超前意识。所谓超前意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说穿了，就是在正确分析客观现实、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判断……”
听听！多么精辟独到的见解啊！
别林斯基提出过“当代性”这个概念，认为这是构成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之一“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当代性其实也就是作品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张一弓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准则，他给我们看到了多少时代的“形象和印记”啊！在生活环境和人物心理情绪的描写上，他是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感取信于读者的。
我们采访山乡女司机时，张一弓的情绪非常激动，她们有那样多的欢乐和痛苦、希望和失望、爱和恨、愁和怨、甜的和酸的、苦的和辣的，交织变幻出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强烈撞击着我们的心。在采访中我们才了解到，那位极力阻挡我们接触一位女司机的乡干部，因想占女司机的便宜而遭到严厉拒绝，从此怀恨在心，才编排并散布了许多那位女司机的所谓“风流韵事”。
人们啊！摒弃一切对人的扭曲、损害、误解、嫉妒、麻木和漫不经心吧！让人回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然而，舌头片儿能压死人！唾味星儿可以把人的脸涂脏！谎言重复上三次，就会变成真理。在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的世风下，女司机们也为此流下了多少伤心的泪啊……
张一弓激动了，张一弓坐不住了，他克制不住“最初的冲动”，“春妞儿”的影子时时在他眼前浮动，创作的欲望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再不写，就感到无法平静地生活。于是，他开始酝酿、构思、伏案写作。他没有把他的人物具体的生存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排斥于艺术视野之外，而是以直率的笔触，敞开了春妞儿那既被金钱的魅力所吸引、又被金钱的鞭子所抽打的矛盾的也是奋进的心境。长期以来，文学被“重义轻利”的儒家虚伪教义所禁锢，人物被放置在摒绝七情六欲的真空中，成为某种道德戒律的苍白容器。“春妞儿”这个有着现实欲念、呼吸着人间烟火的艺术形象的出现，对于文学中积习已久的禁欲主义，无疑是一个小小的反动。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从春妞儿有限的行车时间内的主体意识活动，引发情节的发展，剪裁得当，构思精巧，结构更加开放、洒脱，呈现出了多层叠合的立体化状态。作家把六个女司机的经历、故事集中到了“春妞儿”身上，以“春妞儿”行车途中的意识流动为主线，节奏明快，笔墨集中，飞驰的汽车，流动的意识，跳跃的情节，容涵着强者的坚定的苦涩历史，浸渍着强烈烦恼的变革的现实，勇于开拓追求、奋进不息的当代女强者的生活……我们从中感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看到了当代青年的价值观与精神风貌。作家开头写“春妞儿把她的小戛斯开出杨树坪”，结尾写“两辆形影相随的汽车，消失在大地的皱褶里，留下了新鲜的辙印和欢快的笛声”，前呼后应，交相辉映，读者从“欢快的笛声”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未来！
张一弓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一弓集（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后记》中写道：“毋庸讳言，我是在文学界一些朋友们提倡远‘距离’的时候，硬着头皮对当前社会生活作出‘近距离’反映的。”‘谁叫我干了将近三十年的新闻记者而又冒里冒失地涉足文坛呢？一个记者的天性就是对当前社会生活的关注，并在这种关注中捕捉最新的生活信息。”“谁叫我的悲欢、我的命运、我的追求总是与我生长其中的这个时代和民族血肉相连呢？谁又叫我偏爱巴尔扎克所说的‘从来小说家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而又以此自命呢？作为‘同时代人的秘书’，就必须让我的读者朋友看一看‘同时代人’不断改变着的形象和这个时代的印记，看一看正在深入发展着一场变革的农村生活怎样变革着人们的灵魂，反过来说，也从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梦、所怨所怒、所衰所乐中，看一看我们这个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段空前活跃的时期，分娩一个名叫‘变革’的婴儿的临产的阵痛、临盆的血污以及他们在这阵痛和血污中的追求和憧憬。”“我这样作了，我把打着一场变革的时代印记的张铁近和王腊月、李麦收和白雪花、苏小海和李秀秀（取材于河南汝州寄料街的《山村理发店纪事》里的主人公）、郭亮（取材汝州的《火神》主人公）和春妞儿、宋疤拉和他的伙伴交给读者，而没有等岁月在他们脸上增添新的皱纹。”
在张一弓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我更偏爱“春妞儿”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写得真实、可信，有棱有角、个性鲜明。在这部作品里，作家把春妞儿放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了主人公的荣辱升沉、变幻跌宕的遭遇和命运，作家还把她置于生死攸关的尖锐矛盾冲突之中，展现了主人公的完整性格，还通过措纵复杂的人际关系，展现她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她成了一个有着真实感和立体感的艺术形象。
春妞儿是一个具有八十年代青年女性的全新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人形象。作家写得很苦、很累，也很投入。因为他过去“在农村工作的时候，还不曾想象过驾驶汽车的农家姑娘是什么样子，“生活”仓库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或者是‘有而无多’呢！”他的“春妞儿”完全是那次临汝之行，跟踪“采访”来的。她从“春妞儿”身上看到了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到了商品生产和流通造就的一个挺不简单的小妞儿，于是，他的大概是属于“多血质”的性格又使他激动不已，决计放下了一个酝酿已久、而又苦于不能进入“最佳竞技状态”的写作素材，立即写一写“春妞儿”，经过艰难地孕育、痛苦地分娩，挥汗如雨地精耕细作，浓墨泼洒的“春妞儿”终于一步一个趔趄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瞧：公鸡才叫了头遍，“她已把小戛斯驶上铺着厚厚一层沥青的‘省级干线公路’”，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向前疾驶着；她要去闯刚刚发生了两起事故的葫芦崖，“她除了会对创业艰难的‘专业户’表示天然的同情之外，万万不会拿她和她的小戛斯去葫芦崖上冒冒风险的，况且，还有一个从未听说过的老虎坪。但是，她要去了，她需要钱！
唉，春妞儿！ 精于算计的春妞儿！
向往金钱的春妞儿！
铤而走险的春妞儿！”
作家对他的“春妞儿”有这样一段非常精彩而又细腻的描写：
虽然她那颀长、苗条的身材，由于穿上了一件绿涤良夹克工作服，敞开的大翻领里露出玫瑰紫的高领毛衣，再配上一条毛涤纶蓝色直筒裤，一双墨绿色平绒胶底鞋，显得那样洒脱、素雅而端庄，但是，她那经过“冷烫”的蓬松的刘海，用一条花手帕在脑后束起的卷曲的秀发，却像是故意撩拨男性似的，在微风中不住地颤动。她才二十四岁，椭圆的脸蛋是俊秀的，但她那苍白而困倦的脸色和她眼睛下边的淡淡的青晕，却使她像一个操劳过度或是生活不检点的女人。她跟装卸工开玩笑的时候，晶亮的眸子像猫那样闪动着捉摸不定的光，那种真真假假、满不在乎，却又像随时提防着什么的样子，使二小子很难过。春妞儿已经不是那个挽着裤腿，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胆怯地叫卖青菜的春妞儿了。
就是她，全地区司机考核考了个头一名，把苹果皮吐到业务员的脸上，“她开始学会了怎样保卫自己，以牙还牙，以刺儿还刺儿。用机敏对付奸滑，用嘲骂回敬撩拨。”当她的师傅梦呓般地恳求她“当个暗夫妻”时，春妞儿奋力挣脱了柱哥的怀抱，更加恼怒、更加悲伤地说：“俺天生比你们矮半截”？“春妞儿推开车门，跳到昏黑的道路上。”她借了三十八家的账，还贷了五千元的款，跑车八个月，还完了一万元的私人账，可因为顶撞了银行营业所吴主任派来的媒人，人家限她十天内连本带利还清贷款，“她九天没吃够三天的饭，肿着脚脖子来闯葫芦崖……”只待明天一大早，把钱摔到吴主任的脸上，这车就是她的了。她上山送的是煤，下山拉的是山果……这个新时期女青年的新的性格、新的风采、新的思想，新的形象，伴随着欢快的笛声，维妙维肖地突现在读者面前了！
张一弓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文学才能“浪费在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杜勃洛留波夫语）的没出息的作家，他要奉献给同时代人的不是赏心悦目的小摆设，而是属于一个新时代的洪钟大吕。他把来自新时期农村的一股雄风吹向文坛，把农民的抗争与奋进、农民合理而美好的生活愿望表达得异常鲜明和强烈。他目光敏锐，视野开阔，农村生活积累丰厚，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与见解。他致力于起伏跌宕、大开大合的情节，喜欢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他的语言半土半洋，常常是叙述人用有点欧化的书面语，笔端常带夸张与诙谐，人物用豫西农村土语，不失乡土气息。正像他自己在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国乡土小说丛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就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所勾勒的生活场景，所表现的风俗民情而言，无疑是属于中原乡土的。但在结构方法、叙述语言、人物心态的刻划上，也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技法。我们这块乡土并不拒绝有益于我们的外来的东西，比如最富于乡土味的红薯，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由国外引进，而被我们这块乡土所驯化、所接受了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有许多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哲理性的语言，令人回味、思索、醒悟。这些具有饱满激情的艺术语言，附着于生动的形象，而且往往与情节的进展，人物的心理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起着画龙点睛、深化题旨的作用。如：第三节的结尾这样写道：“是的，这就是那个长条形的苗圃。在那被车轮辗过去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挺直的小杨树。春妞儿正向那儿深情地注视，你好啊，小杨树！请忘记我的过错，也不必担心再发生过去的灾祸。使劲儿长吧，小杨树！”这一段双关的语言，既洋溢着作家深挚的情感，又与春妞儿的思维活动紧紧相扣，同时对情节的进展、主题的开掘也起着层层推进的作用。
幽默感，是《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这部小说语言的又一特色。如：“你们要是吓破了胆，就趁早回家奶孩子去，穿上婆娘们的花布衫儿！，”“春妞儿把苹果皮‘呸’地吐过去，恰好吐在业务员的脸上；业务员揭下脸上的苹果皮，塞到自己嘴里，开始了细细的品味。”有个装煤工要她捎个人儿，说是一路上不叫她冷清，“春妞儿朝那人啐了一口唾沫，‘呸’，等我拉猪的时候捎上你，送你上屠宰场！”“自己一身绿毛羽，倒说别人是妖精！哼，以后再学学翻墙头吧，别叫寡妇家的黑狗咬住脚脖子！”作家把幽默与痛苦、诙谐和严肃、滑稽和正经、俏皮和睿智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寓庄于谐，寓悲于喜，达到了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力量。张一弓的生活知识、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厚实广博，加上他在语言上的较高艺术素养，使得他在运用幽默感的语言时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形成了妙趣横生的幽默风格。
张一弓是个多面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能歌善舞，他的歌儿韵律谐美，字字传神，情真意切，清香悠远，拂人心扉。我们在寄料镇采访时，一次前往郭明家途中，路过一个代销店，里边有个青年正在弹琴，他上前仅用几句话就和那小青年“喷”熟了，人家让他也弹一曲，他接过琴，技法娴熟，激情四溢，其声似春风习习，细柳丝丝，白云悠悠，小溪潺潺，令人心神飘荡，如身在云雾之中。可喜的是，他把这些都融人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使人读之余韵无穷。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的大部分语言，特别是人物的语言，都是非常生活化、口语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例如：“伏牛山那牛，抵人狠着哩，小心着！”“俺的命不主贵，你们不走的路才轮上俺走哩……”逮“爬叉”、“戴帽高中”、“粗瓷大碗”、“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他爹又给他‘说下’了矿上一个营业员”、“俺多亏没跟你……”、“洋柿子”、“闷声不吭地‘巴嗒’着旱烟”、“哼，烧的！”“人家挣那赶脚钱老不容易！”，“‘调教好各自的驴”，“徒弟，徒弟，拱到师傅怀里”，“我和你厮跟上”，“又被老子推搡着，挤出了人群。”“酸汤面叶儿”、“油清(音qing)住了”、“人不亲行(念hang)亲”、“小母鸡也想学打鸣儿，‘咯儿咯儿——呃！”这样的语言纯粹是我们家乡豫西农民的语言，我们读着它，既形象、生活，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又亲切、实在、自然，乡音绕耳，乡情难忘啊！
他还注意引用当地流行的民歌、谚语，如“桃花开，杏花败，李子骨朵跟上来……”“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桃三杏四李五年，枣树栽上就赚钱！”这些语言，琅琅上口，清新生动，用以表达人物的思想、情趣和见识，刻划人物的性格，常有触手成春之妙，而且也使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语言犹如散文诗，优美、抒情，诗意浓郁，余味无穷。如：“春妞儿却抱着一棵小桃树，浑身瘫软地滑溜着，歪坐在湿漉漉的草上上。……桃花瓣儿落在她的脸上，好像在提醒她，你这是咋啦？她矫饰地捡起了那片花瓣儿，在舌尖上湿了湿，沾在嘴唇上，好像她歪坐下来就是为了这片鲜嫩的花瓣儿。……”结尾有这样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在柿树后边的山洼里，春风从桃园掠过，摇落了满树桃花，搅乱了一个古老山洼里的粉红色的梦境，而在夏季的枝头将会结满肥硕的果实。”在作家笔下，那“呼啸而来的山风”、“棉絮般的不住翻腾的云缕”、“伏牛山的群峰如同从云海里伸出头来的牛群”，那闪动着粼粼波光的小溪流、粉红的云霞、明丽的阳光、那小桥、那流水、那飞鸟、那森林、那深谷……作家正是大胆地、集中地采用了电影化的语汇和句法，使全篇跌宕回旋，错落有致，形成了一种五彩缤纷、摇曳多姿的语言的形式美。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还特意找来了叶文玲在临汝采访女司机后写的《湍溪夜话》，细细读后，感到两部作品，各有千秋，尽管叶文玲的作品语言很美，但直接引用“采访”来的素材很少，她偏重于对往事的回忆，显得分量不够；文彩有余，力度不足。而张一弓的“春妞儿”却占用了大量“采访”来的细节，写得更直观，有厚度，有深度，思想性强。这很可能是张一弓采访的时间长、深入，女司机动了真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而叶文玲到场时，可能是出于“同性相排斥”的缘故，女司机们反而“闭口不谈”了，使她没有挖出“更深层次”的“第一手资料”，再加上第二天临汝县委又派来了专车和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小分队，前呼后拥，他们也失去了“自由”，“春妞儿”们也只好在众人面前说几句客套话，打几句“官腔”了事。我认为，《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是张一弓写得最成功最富于创新的一部作品，“春妞儿”是一个当代女性强者的全新的艺术形象，这是张一弓文学生涯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作品到此为止达到了新的高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包括《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发表和获奖前后，他又写的《死恋》、《都市里的野美人》、《死吻》、《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都市里的牧羊人》、《挂匾》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都没有达到“春妞儿”的艺术和思想高度，反而还有些退步了。《死恋》、《都市里的野美人》强调了作品的可读性，忽略了作品的思想性。
虽然张一弓的作品有“大江东去”的豪放气势，《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我认为作家写得还有点急躁，发酵、沉淀不够，仍是一个“急就章”，写得还太粗，对人物内心深处的东西挖掘得还不够，对“春妞儿”的痛苦、命运、婚恋似应再添一些笔墨，否则，看着不过瘾、不解渴，也可以考虑再写个续篇。如果他当时能亲自和“春妞儿”出趟长途，感受一下路途中的风霜雨雪，也许能写得更好些。
为什么张一弓近几年没有写出超越“春妞儿”的作品呢？我分析可能是他名气越来越大，官职越来越高，出国的机会多了，开会的时间长了，应酬的时间多了，反而深入生活的机会少了，琢磨艺术的时间少了。创作上也没有以前那么用功了、吃苦了、拚命了。就是深入生活，也没有像前几年那样一头扎到最基层，打入“采访对象”内部，插入“采访对象”心脏。因为他现在是名人，是官，每到一地，你拉我请，前呼后拥，老百姓也不敢跟他讲“真心话”了，就连我这个小人物也8年没有见到他了，8年了，别提他了！看来当官是不利于创作的。尤其是他最近又担任了《热风》主编，上级不给一个编制，不拨一分钱的经费，组稿、编稿、审稿、发行，忙得不亦乐乎，还要为作协筹集活动经费，更没时间搞创作了。他的电脑打字机也只有等有朝一日，再敲打纯文学的优美音符和旋律了。
他的“春妞儿”为什么能够成功呢？主要是他一下乡就主张不惊动县、乡领导，不坐小车骑自行车，不吃酒席而吃自己排队从大食堂买来的家常饭，没有名人架子，住一天8角人民币的便宜房子换来的。
提起我与高山老师的友情，我曾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2009年11月7日，我到汝州市地方税务局小屯税务所采访。席间谈到了当年支持我写作的老领导——临汝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山先生，在座的史义春、尚自昌两位乡友不无惋惜地说：“好人不常在啊！高山已经走了！”
“什么？高山老师不在了？”我悲伤！我惊骇！我控诉死神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草菅人命，它是否酒喝多了，醉眼朦胧地大笔一挥，就在生死薄上抹去了高山先生这个大好人的名字了？
于是，我决定中止下午已约好了到一个大型企业采访的计划，要随自昌先生到我的恩师、恩人家里去看看……
我与高山老师相识相知于1976年。那时，他作为临汝县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带领屈江北等老师到我们大队驻队蹲点，他们才真正是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次回城开会，总是走了18里山路，再到临汝镇坐公共汽车；每次回村，再从临汝镇下公共汽车后走18里山路回到村里。他们担水抗旱，下地锄地，上山割草，与老百姓结下了深情厚谊。我们每次见到他们总是像见了亲人一样问声：“回来了？”他们也笑答：“回来了！”
高部长还带着一批大学生到我们大队实习，业余时间还指导我写作。我写的剧本《半边天》经他多次修改，演遍了临汝城乡，还应邀到洛阳地去汇报演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我含泪忍悲连明彻夜赶写出了近千行的长诗《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高部长一字一句认真修改，临回城时说：“你再给我抄一份，我回去让县广播站配乐播出！”当时我们大队没通有线广播，播出时我没听到。后来听屈江北老师说，播出时播音员在广播里哭，听众在广播喇叭下哭，场面极其感人。这也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我正在地里干活，大队的高音喇叭突然喊道：“五队的郭进拴听到广播后，速到县委一所报到开会！”原来是县委召开农村文化工作座谈会，高部长点名让我去参加。 那是我终生第一次离开小山沟，到临汝县城去开会。我与临汝镇公社的文教助理刘天根老师同住一室，当时可真有点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上城的感觉。会议期间，高部长亲自带领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到我住室看望我，并介绍说：“我在关庙大队驻队交了一大一小两栓两个好朋友，大栓是张同栓，小栓是郭进拴。这小栓能写，能吃苦很嘞！”高部长洋溢着一片真情的话语，顿时感动得我这个山里娃热泪盈眶。
会后，高部长把我留下，参加了临汝县临时文艺创作组，我写了一个叫《赶会》的剧本，高部长坐阵前后研讨、修改了20多次，临汝县曲剧团、曲艺队和不少业余剧团都排演了这个戏，可惜我改完剧本后又回队务农，连一场也没看到。当时的临汝县委书记在高部长陪同下看了这个戏，指名道姓让我再修改，并代表临汝县参加洛阳地区戏剧汇演。
回到农村后，我非常想念高部长，就想带点土特产品进城看看恩人。于是，我来到了北山林场见了郭法东场长。我说：“我明天准备进城看看高部长！”郭法东场长说：“好啊！把咱这苹果、大枣给高部长带点，让领导品尝品尝！”他领着我，哪棵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个大就亲自摘哪棵树上的果子，摘了满满一大提包。
第二天，我们县委见了高部长，他极其热情地留我吃饭、住宿，还给我登有赵树理上党梆子剧本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看。临走时他让我把水果带到文化馆，让曲艺队的演员们吃。那些俊男靓女们品尝着我带给高部长的苹果、红枣，一个个眉飞眼笑，对我也极其热情。一个过去见了我总是说：“你又来了！”的演员也笑着说：“回来了！”我听后感到很温暖、很亲切。
后来，高部长调到尚庄公社任党委书记，我还和屈江北老师专门去看他。他骑着自行车刚下乡回来，老远看到我就下了车子，还让我到他办公室，让座倒茶，问寒问暖，鼓励我多写作品。
我很幸运。高部长于1980年8月任临汝县文化局局长。他上任的第三天早上，到文化馆吃饭。张久益馆长向他汇报说：“高局长！临汝镇文化站的指标洛阳地区已经批下来了，馆里意见是郭进拴去干，你看行不行？”
高局长说：“行！这孩我了解，我在他们村住过2年队，他勤奋得很嘞！别人要考试，他可以免试，你可代表我给临汝镇公社的范振斌书记打电话，就说文化局已决定让郭进拴去文化站。”
这天上午，我见了张久益老馆长。他说：“你的事今天早上我和高局长汇报过了，他同意让你去。刚才我又给你们公社的范振斌书记打了电话，他说今天要开党委会通过一下，你回公社见见范书记！”
我回到临汝镇公社后，听到办公室的同志喊范振斌书记接电话，只听范书记说：“我们公社党委开会研究也是让郭进拴来干！”
范振斌书记出门时看到了我，说“小伙子！你的事党委刚才研究过了，你找宣传委员高彦同志报到上班吧！可要好好干啊！”
我于1980年9月到临汝镇文化站工作，因办《乡音》报出了名，1985年由临时工转为国家干部。洛阳地委创办《豫西报》时把我借调去编了几个月《伏牛》文艺副刊。后根据我的表现，要正式下调令时，有关领导不放，我又回到临汝。一次在街头见了时任临汝县教育局局长的高山老师，我向他汇报了《豫西报》调动之事，他说：“这是好事嘛！为什么不放呢？”我想：如果他当时还是文化局局长，直接管我，有可能我就调到《豫西报》社了。
1986年12月，组织上调我到临汝县文联编《风穴文艺》，我和高山老师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写了很多研究汝州市地域文化的文章，我先后在《风穴文艺》和《沧桑》上编发了他写的《汝州庆阳古城》、《汝州东汉高密侯邓禹墓》、《宋魏王赵廷美墓》、《完颜墓考辩》、《明兵部左侍郎滕昭墓》、《郭御史墓》等多篇好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1994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高山老师几次向我祝贺，一次还当着我的面说：“你终于成了真正的作家啊！”
自从我于2000年4月调到平顶山市文联后，虽也回去看过几次恩师，但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与恩师彻夜长谈。但心里总是记者恩师对我的好处。如果没有恩师的栽培，没有恩师在我人生的紧要关头拉我一把，也许我真的成了深山沟里的“神经蛋”、“疯子”，也许我真的经不起人生的疾风骤雨，在无情的讽刺、挖苦、嘲笑声中，跳下悬崖，粉身碎骨，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笑谈的孤魂冤鬼。是我的恩师——高山挽救了我，成全了我！对恩师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都不会忘记，也不敢忘记！
听说我的恩师死得极惨，他是在家属走亲戚时一个人悄悄离去的。当亲人回来时叫门没人应，千呼没有声，打开门一看，他已浑身冰凉，尸体变硬，早早离开了人间……
我的恩师，我的待我恩重如山的老领导、老前辈啊！您别走！我看到了，您的亲人、朋友和无数的读者都是这样在心里呼唤着！悲声难挽流云住，哭声相随野鹤飞。您知道吗？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在筹备您的三周年追思会，不管相识不相识，熟悉还是陌生，人们的哀思和悼念如潮水般不可阻挡。一封封唁电唁函，一条条挽嶂挽联，一篇篇祭诗祭文，如哀婉而忧郁的诗篇，升腾着追念您的情感。当我写着这篇短文的时候，我的视线一次又一次模糊了。您的音容笑貌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学富雕龙文修天下，才雄走马星勋人间。三十年教诲，三十载深交，遂为九泉之客，哀哉！悲哉！恸哉！
哭你，我的恩人、恩师，我的挚友——高山先生!
我还写过一篇悼念韩作荣老师的文章：
2013年11月12日下午，我从中国作家网惊悉：著名诗人、《人民文学》杂志原主编、我的恩师于今晨因心肌梗塞驾鹤西去，享年66岁。顿时，如五雷轰顶，我放声恸哭，彻夜难眠.....
我悲伤，我惊骇，我恸哭，我控诉死神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草菅人命，它是否酒喝多了，看到“韩作荣”三个字，就醉眼朦胧地大笔一挥，在生死簿上抹去了作荣老师的名字？
又一位令人敬重的当代杰出诗人，一位真正懂诗歌的人，一位人格魅力超群的人，一个伟大的编辑家，走了。天堂，又多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记得我与作荣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1992年9月的上海，那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班的开学典礼上，我有幸经《人民文学》编辑部推荐，成了这一届作家班的学员。韩老师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作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开学典礼结束后，我又到韩老师下榻的宾馆进行了求教。我送上了我出版的几本小册子，韩老师说：“好！我带回去看看！”这年10月，《人民文学》又在上海举办了文学笔会，我们这一届作家班的学员集体参加了这次规格很高的笔会。笔会期间，我在上海外滩，有幸与韩作荣、程树臻老师合影留念。1994年12月27日，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我光荣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韩作荣老师第一个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1997年7月，我们汝州市作家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韩作荣老师代表《人民文学》杂志社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在大会上宣读后，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1998年5月，时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的韩作荣老师指定商震老师作了我与冯卿娃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磊裕烽火》的责任编辑，在号称国刊的《人民文学》杂志隆重推出了专刊，韩作荣老师在《编者的话》中称这部作品“通篇文字铿锵，激情四溢”。在一次与韩作荣老师夫妇、王清风老师夫妇、商震、陆健等老师的聚会上，韩老师说：“用一本刊物的篇幅，发你一篇报告文学，这在我们《人民文学》五十年的办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你郭进拴在《人民文学》破了个记录！来，端起这杯酒，我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祝贺你！”这一期《人民文学》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文学报》等多家媒体给予了宣传报道，称“作家敢于秉笔直书，针砭时弊，提出了一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呼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和职工们的心声，鞭辟入里地剖析了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一些阻碍国有企业前进步伐的丑恶现象，多处催人泪下”。这一期《人民文学》后来被平顶山市委书记和市长看到了，破例把我从汝州市文联调到了平顶山市文联。2000年12月，我们平顶山市作家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我打电话邀请韩作荣老师前来莅临指导，韩老师因公务繁忙，就让《人民文学》杂志社发来了一封催人奋进的贺信。
2002年夏天，我创作的报告文学《鹰击长空》被评为《人民文学》二等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时，韩作荣老师亲自给我颁发了大红的获奖证书，在京丰宾馆的交谈中，韩老师鼓励我多出精品，在宴会上还为我敬酒祝贺，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2010年5月21日至5月26日，“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著名作家诗人采风创作活动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举行。鲁迅文学院前常务副院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雷抒雁和《人民文学》前主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韩作荣带领中国作协会员、《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夏申江，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武警》杂志主编王久辛，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熊东遨，中国作协会员、《长江文艺》主编、社长刘益善，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杨克，中国作协会员、时代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洪波，中国作协会员、《诗刊》编审周所同，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出版社前编审傅天琳，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文化部副主任王妍丁，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靳欣，中国作协会员、新耳文学工作室总策划陆浦东，中国作协会员徐红，中国作协会员、《诗刊》编辑彭敏，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邵丽，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诗歌学会会长马新朝，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单占生，河南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陈麦启，河南省诗歌学会执行会长、《党的生活》主编高金光等21人参加了这次采风创作活动。
5月22日上午在平安大厦会议中心举行了著名作家诗人“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座谈交流，韩作荣老师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夹克衫，很随意，却也不失庄重。他坐在主席台的中间，讲话时提到两点，一是特别提醒诗人要深入生活表现生活，二是希望诗人要创作人们读得懂的作品。他的第二点明显是在批评诗歌界盛行的追逐古怪、先锋、朦胧的自我标榜的诗风。他说平顶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赛组委会邀请我们来采风创作，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置身这片热土，用诗歌来表现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事情。座谈会后，我们在走廊迎面相遇，我一句“韩老师！”没落底，他就高喊：“你是郭进拴！！”我们紧紧拥抱，谈了很久很久。
5月的鹰城，山水秀丽，近悦远来。“三苏杯”全国著名作家诗人采风团走进平顶山，在平顶山市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诗歌风。
此次采风活动是“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的一项重要活动。由鲁迅文学院前常务副院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雷抒雁，《人民文学》前主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韩作荣率团，21位我国著名作家、诗人组成了采风团。
5月21日至25日，采风团一行走县区、进企业、看景观，聚焦鹰城发展，感受厚重文化，触摸城市脉搏，激发创作灵感。采风活动向著名作家、诗人展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平顶山、文化深厚的平顶山、正在崛起的平顶山。
“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作为平顶山市举办的一项国家级文化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河南省委宣传部和平顶山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目的是传承诗歌精神、弘扬三苏文化、提升鹰城软实力和影响力。
正如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夏申江所说，平顶山市举办“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非常有意义，中国作协和地方联合举办全国性诗歌大赛这是第一次。
5月21日，采风团一行抵平当晚，市委、市政府在平安大厦举行了欢迎宴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飞作了市情介绍，热情邀请各位作家诗人多走走多看看，为平顶山留下更多的诗歌精品。
5月22日上午，采风团一行与我市部分作家、诗人座谈交流。听说雷抒雁、韩作荣和中国作协会员、《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等著名作家诗人来到平顶山，我市不少诗歌爱好者慕名到平安大厦会议中心三楼会议室旁听。座谈会上，韩作荣老师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认为平顶山的三苏文化得天独厚，在我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座谈会结束后，我市诗歌爱好者纷纷围住诗人虚心求教，合影留念。
5月25日晚，在采风活动结束时，市委领导专程赶到鲁山县下汤镇皇姑浴温泉大酒店会见并宴请采风团一行，与作家诗人们就平顶山与诗歌话题亲切交谈。
采风团对我市举办“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说，举办“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体现了平顶山市委、市政府重视文化发展的真知灼见和长远眼光。
在采风过程中，作家、诗人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想不到”——想不到平顶山的文化这么厚重，想不到平顶山的经济这么发达，想不到平顶山的风光这么秀美，想不到平顶山的人民这么好客。
采风团一行在我市先后参观游览了香山寺、新城区、三苏园、汝州市汝瓷博物馆和汝瓷有限公司、中平能化集团一矿和帘子布厂、平高集团、尧山等地，我市厚重的历史文化、美丽的风景名胜给作家、诗人们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他们对我市国有大型企业的现代化水平和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
采风团一行每到一处，都兴致勃勃地仔细听、认真看，时而为眼前的美景所陶醉，时而为意想不到的发现而高兴，时而沉浸在与古圣先贤交流对话的思绪里。
5月23日上午，在郏县拜谒三苏园时，作家、诗人们神情肃穆，仪态庄重。韩作荣说：“而更多的人到这里拜谒，是因为苏轼的缘故。这里，也是诗与精神的繁殖之处。”
诗歌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诗歌的灵魂。
几天的采风活动，让采风团一行切实感受到了平顶山文化的魅力和实力，感受到了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加快文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参观游览的文化景观、城市亮点，不时让作家、诗人们涌出创作的冲动和灵感。韩作荣老师激情满怀地写了《苏轼布衣像》、《金蛙道》，被收入《平顶山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著名作家诗人作品集》。他写道：“真的，至今我不知你官居几品，可你的千古名篇，诵读之时，却常常加速了我的心跳！”韩老师还为该书写了《因为苏轼的缘故》的《引言》，并出任新诗歌评审组负责人，为这次大赛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2013年这个秋天的早晨，这位优秀的诗人、长者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离开了他热爱的诗歌，他热爱的人民……
韩作荣老师的逝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这些天不断看到全国各地诗友的悼念文字，深感悲痛！……
此刻，写下这段文字就当是记忆，就当是悼念！韩老师走了，走得从容，走得平静，走得让人难以接受。一个朝气蓬勃、有说有笑的韩老师怎么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了呢？
韩老师的去世，无疑是文坛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应有的重要地位。
韩老师为人处世很阳光，他热爱生活、怜悯百姓、眷恋家乡。20多年来，我们情深义长，万万没有想到，过早地失去了这样一位好老师、好朋友！你说，我如何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目睹老师的作品，历历在目，音容宛在，不胜嘘唏。
韩作荣老师著述丰厚，诗歌作品和诗论具有深远影响。30余万字的长篇传记文学《李白传》，作荣老师才刚刚完成手写稿。当代杰出诗人和作家韩作荣，1947年出生，笔名何安，黑龙江海伦人。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黑龙江农业机械化学校。1968年参加工作，历任工人、解放军工程兵战士、排长、师政治部干事，转业后任《诗刊》编辑，《人民文学》编辑、副主任、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第六、七、八届全委会委员。2012月4月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2013年6月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韩作荣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万山军号鸣》、《六角的雪花》、《北方抒情诗》、《静静的白桦林》、《爱的花环》、《少女和紫丁香》、《裸体》、《玻璃花瓶》、《瞬间的野菊》、《韩作荣自选诗》、《纸上的风景》，诗论集《感觉·智慧与诗》、《诗的魅惑》，随笔集《圆的诱惑》《另一种散文》，报告文学集《隐秘与灾变》、《城市与人》等。《隧道口，飞进一只蜜蜂》、《l黎明，我下班了》获1984年北京文学奖，《凝视》获1993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韩作荣自选诗》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另获首届艾青诗歌奖、光明日报诗歌征文奖等奖项多种。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意大利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介绍到国外。
韩老师的去世，让我感到颇为意外、痛惜和哀伤。又一位受诗歌界由衷敬重、留下诸多撼人心魄的作品，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离去了，那高大的身躯再也不能立起，浑厚且真诚的话语再也不能倾吐，一颗饱经沧桑的赤子之心不再跳动。诗星陨落，后辈同哀，此时，我只能将一切事情放下，于伤感中写这悼念韩老师的文字。
20多年来，韩老师对我的教诲与叮嘱，对中国诗歌的关心、对诗歌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令我感慨。我刚刚把我新出版的《人间真情》一书给韩老师寄出，还写信准备去看他老人家，可他竟然驾鹤西去了，没能见到最后一面，让我深为愧悔。韩作荣老师去世后，与他共事多年的《诗刊》副主编、著名诗人商震一直在家帮忙料理后事。商震老师说：“韩老师为人心胸开阔，既有包容性又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性，他一生最痛恨虚伪的人。最厌恶的也是那种假大空、伪抒情的作品。”
据商震老师回忆，有一次主管领导要求韩作荣发一篇稿子，但是韩作荣觉得稿子没有真情实感就没发，“我们这些小编辑是不敢这样的，名气很大的诗人的作品他同样也会毙稿。他原来说过，我们发表的是作品，不是这些诗人原有的名气。相反，他对于一些稚嫩的年轻诗人却特别宽容，更愿意发表这些真情实感的作品。”
在网上，也有不少诗人和朋友得知韩作荣去世的消息后表达了哀悼，诗人、作家伊沙说：“突然！难过！恩情难忘，一路走好！”中国诗歌网主编周占林说：“六十多岁，正是一个诗人创作的黄金年龄，愿韩老一路走好。”诗人叶匡政惋惜地说：“韩作荣先生是一个好诗人，更是一个好编辑。虽未有过私下交流，但编诗选常会编入我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那本《60年诗歌精选》。”据悉，韩作荣先生的遗体告别会，于11月14日上午10点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由于他的人品与诗品，韩老师在诗歌界广受爱戴和敬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一天之内我便看到全国各地诗人的诸多悼念文章和短信，亦有带着哽咽的声音谈及这位令人十分敬重的诗人，相约一起去八宝山为老师送行。他是多么渴望活得完美，没有悲痛，没有灾难，自由而幸福啊！
韩老师是著名的编辑家。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品，都出自韩老师之手。他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应当说，作为编辑家的韩老师，以其卓越的识见、文学的敏感，推出了诸多的名家名作和文学新人，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前辈。
可他就这样离去了！
能诗能酒能文章仙岛遽邀名士去，亦和亦介亦豪爽清风时怅故人遥。作荣老师啊，你知道吗?你的亲人、朋友正在四处奔走，力争尽快尽早尽好地出版您的长篇巨著《李白传》，可你走得太突然，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韩老师啊，韩老师！你别走!我看到了，您的亲人、朋友和无数的读者都是这样在心里呼唤着。悲声难挽流云住，哭音相随野鹤飞。你知道吗?在八宝山殡仪馆里，大家为你设立了灵堂。当日北京天气寒冷，但并未阻住亲朋送别您的脚步。只见悼念您的花圈密密麻麻，摆满了告别厅外道路的两侧。大厅外高悬的横幅写着“作荣千古”，两侧挽联颇为生动，分别是“新路锐志惜字似金谦谦儒风真诗人”和“古道热肠嫉恶如仇铮铮铁骨好兄弟”。
距仪式开始还有15分钟，已有近百人聚集在告别厅外等候。据人民文学杂志社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等中国作协领导亦于此前到场。10点整，人群手持鲜花开始步入告别厅，送您最后一程。整个仪式持续了半小时左右结束。那数不清的花圈和挽幛，一直排列到告别厅外近百米的地方。不管相识不相识，熟悉还是陌生，人们的哀思和悼念如潮水般不可阻挡。一封封唁电唁函，一条条挽幛挽联，如哀惋而忧郁的诗篇，升腾着追念您的情感。当拥挤的人流开始在哀乐声中缓缓地向你辞别的时候，我的视线又一次模糊了……学富雕龙文修天下，才雄走马星殒人间。20年教诲，20载深交，遂为九泉之客，哀哉!悲哉!恸哉!
哭你，我的恩师——韩作荣！
到了2015年4月25日，我的老领导、恩师张久益老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16个年头了！16年来，我对恩师的思念之情从来没有停息片刻。
记得那是1999年4月29日的下午，我刚从平顶山市湛河治理工地采访归来，立足未稳，就听到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我忙接过同事递过来的话筒，只听张进增老师问道：“张馆长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我愣了愣，急问：“张馆长怎么了?”
电话那头答：“张馆长已经走四天了，我们正在布置灵堂，明天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你快过来为老馆长编副挽联……”
犹如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我怀疑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听错了，是啊！像老馆长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死呢？
当我匆匆赶到老馆长生前奔走呼号亲手创建的全国第一家汝瓷博物馆时，看到的是数不清的花圈、挽幛、挽联和白花，博物馆大院里一片孝白，人们的哀思和悼念如潮水般不可阻挡。于是，我含着热泪为老馆长撰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噩耗惊传汝水呜咽万民同悲哭张公，
文物功勋书坛宿将启迪后人受久益。
张进增老师极认真地把这副挽联用巨笔书写了悬挂在灵堂两边。我又为老馆长敬献了一条挽幛，特意请张进增老师写了“音容常在”四个大字，以寄托我的哀思。
这时，我问老馆长的小女儿秀香：“我前些时从平顶山回来还从电视上看到老馆长坐在政协会议的主席台上，后来在街上见了，我还问他身体咋样？他说身体很好。他怎么走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秀香哭着说：“他没病没疾，是遇车祸身亡的……”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知道老馆长是由保姆用新买的三轮车带着去汝州火车站看车次，准备外出旅游，途中横祸从天而降，保姆被迎面急驶而来的大卡车轧得脑浆四溢，当场死亡。张久益老馆长被碾得头破血流，全身多处受重伤，经抢救无效，于1999年4月26日下午6时34分在汝州市骨科医院猝然离世……
我悲伤，我惊骇，我恨那辆罪恶的卡车，我控诉死神草菅人命……听着这使别人也使自己震惊不已的消息，望着水晶棺中那面目全非，青一块，紫一块的张馆长的遗容，我的情感强烈地抗拒着眼前的事实……我凝望着老馆长的遗容，顿感眼前模糊，我想看，又不想看，因为呀，心里边疼痛！此刻，我抬头望山，山俯首；低头看河，河流泪。啊！张公，故乡的山也在为你寄哀思，故乡的水也在为你唱悲歌！
张公，你别走！
张公，你别走啊！
……
这是梦的追寻，这是心的呼喊！张公，你是一个那么重情重义的人，你一定能听到这泣血的声音！
公元1999年4月30日早晨，人们迈着沉重的步履，怀着各自不同又相同的心情汇集到汝瓷博物馆。从市里的领导到平民百姓，从张久益先生熟识的亲朋好友到他从未见过面的一群中小学生，人们都早早来到这里，准备着与张公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我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不停地捶胸、顿足、摇头；我看到几个年轻的姑娘、小伙在不住地 擦眼泪 ……
时任汝州市文化局局长勾建勇含泪介绍了张久益老馆长的生平事迹，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张久益老馆长的儿子张跃进也泣不成声地代表亲友致词：“感谢文化局领导给我父亲举行这么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并对他的一生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家父遇车祸突然离世，而我和我爱人却因事在外地，只有小妹秀香一人在家。临终没有和老父说上一句话。我抱愧终生啊，呜呜呜……。“
说到这里，全场一片哭声，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又一次涌了出来。张公啊!您走得这么匆忙，走得这样悲凉！连您的亲人也没顾上看最后一眼，甚至连最后一句话也没留下……
说到愧，我也愧对张公啊！因为我多年来一直计划着为张公写篇文章，几次欲动笔，都因这样那样的事儿，而拖了下来，使老馆长没有在生前看到我写他的文章，留下了我今生今世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张公，你死得冤，死得屈，死得惨啊！您不该走得这样早，这样突然啊！
这是一个无法形容的时刻。当潮水般的人流开始在哀乐声中缓慢地向老馆长辞别的时候，我的视线模糊了……人们啊！请慢些走，再慢些走，让这个时刻再多停留一会……
我随着人流，护送着老馆长的遗体，来到了风穴山下的火化厂，我要为张公多送上一程，以弥补我没写出那篇文章的愧疚之情。
突然，一个披麻戴孝的女子堵在了火化车间的门口，扑在了张公的遗体上大声呼唤：
“爸呀！你再看我一眼吧！你回来吧！妈妈才刚走几个月，你怎能扔下我们不管呢?爸呀！我出差为您买的新衣服您还没有试穿呢，您怎么就这样走了！不嘛！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看他，他是我爸爸呀！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要烧他，不要烧他呀！他是睡着了，他 一会儿还会活过来的……”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被这撕心裂肺的呼唤所震撼。她是老馆长的大女儿张规划，春节前才刚刚办完母亲的丧事，还没有完全从悲痛中走出来。她的丈夫因出车祸在郑州住院，她是在为丈夫求医的途中又突然听到父亲出车祸的噩耗的，等她匆匆赶回，父亲已离开人间三天了。可她却执拗地认为，父亲还没有走，他还是好好的，和儿子、女儿和我们大家在一起。
是的，张公，你没有死！像你这样的好人是不会死的！你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而你的精神、你的品德、你的思想却光灿灿地永留人间！张公啊张公！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再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的分离……
据《汝州市志》第780页记载：
张久益，1920年出生，杨楼乡小程庄人。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解放前在杨楼小学任教师，1948年参加革命，先后任二、三区和城关区文教助理、文化馆长、汝瓷博物馆馆长等职。系临汝县政协一、二届常委，三、四、五届及汝州市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
张久益对全市文物考古工作有卓越的贡献。40年来，他不辞辛苦，对全市文化遗址进行了普查、挖掘，在中山寨、煤山、汝窑等遗址中挖掘出几百件比较珍贵的文物。其中阎村遗址出土的“鹳鱼石斧陶缸”成为罕见的国宝。经他报上级批准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县级保护单位37处并建立了文物档案。他收集珍贵文物2000余件，其中有古代汝瓷200余件，并多次举办展览，普及了文物知识，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第一家汝瓷博物馆。由于他的努力，县图书馆、风穴寺、大成殿、图书馆楼等建筑也因他的奔走呼吁，才得到了上级的拨款修缮或兴建。汝窑遗址、煤山遗址、汝州学宫也是由于他的坚持斗争才得以保存。以上这些贡献，使他成为汝州文物工作史上名符其实的奠基人。
说张久益老馆长是汝州文物史上的奠基人，一点也不过分，说张久益先生是汝州的文物功臣，丝毫也不夸张；他还是一方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浑厚肃穆、力透纸背。“文革”中，他把200多件他从民间一件件收集起来的传世汝瓷装了满满三大缸，埋在地下，任造反派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他也宁死不说出埋的地方在哪里，才终于使这批国宝留传了下来。解放初期，堪称“宋石鸿宝”的汝帖散失民间，老馆长足迹踏遍汝州城乡进行收集整理。“文革”中，为了使这些珍宝免遭毁坏，老馆长冒着生命危险把它砌在墙内，外用水泥护封，还在地下挖坑深埋，终于保住了这些珍贵文物。他离休后，仍四处奔走，八方呼号，终于感动了上帝苍天，市政府拨出专款，在汝瓷博物馆开设了专门陈列室，展出了经他收集整理完好如初的《汝帖》。尤其是他在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并挖掘出土的“鹳鱼石斧陶缸”，上面的彩绘图案是历史上发现的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彩画，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广泛关注，填补了我国文物考古发现的一项空白。新华社曾向全世界发了专电，一下子轰动了海内外，极大地提高了汝州的知名度。
然而，有人试图自己永垂不朽，贪天之功，窃为己有，用政府拨的恢复汝帖的专款，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高大的石碑上，至今那石碑还躺在博物馆的大院里。我觉得：那石碑虽然刻得十分漂亮，他的名字虽也刻得十分醒目，但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岁月变迁，终久要烂。而张久益老馆长却把自己的名字雕刻在了90万汝州父老的心坎上，这座丰碑永世不朽，他的名字亦将万古流芳，永载史册！
就连我这个放羊娃出身的作家的成长道路，也倾注了老馆长辛勤栽培的心血和汗水！没有张馆长，也就没有我郭进拴的今天！1976年，我还是个回乡不久的青年农民，张久益馆长多次把我抽到文化馆搞创作，对我进行脱产培训。1980年，老馆长又力排众议，免试把我选拔到临汝镇文化站工作。我由于迷上了文学创作，多次不请假私自到郑州、洛阳、临汝县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送稿、改稿，公社领导有事找不到我，曾几次研究要开除我这个“不务正业”的“自由主义分子”。关键时刻，又是张馆长替我说了公道话：“就是他能写，才让他干文化站的，写作也是正业。如果不会写，没专长，我们还不要唻！”这才保住了我这个临时工的泥饭碗。
1984年底，国家给临汝县14个乡镇文化站分了7个转干指标，个别对我有成见的人把我的业务考核分数打成了全县正数第14名、倒数第一名，这样一来，我的文化考试成绩再好，也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这时候，又是张久益老馆长和孙福庆老师主持正义，挺身而出，把我的业务考核分打成了正数第1名，这才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从此由一名山村放羊娃而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张久益老馆长对我的恩情，我到死也忘不了啊……
1984年春至1985年初，我亲自参与了张馆长领导的文物普查和文物普查成果展览工作。那是1984年的夏季，我在临汝镇北乡的盆窑村发现了一尊清代留下来的比真人还要高的观音菩萨青石雕像，当时全国各地一群又一群的文物贩子争着出高价要买走这尊菩萨像。当我向张馆长汇报后，当时已64岁高龄的老馆长二话没说，冒着炎热，亲自赶到现场宣讲文物政策，然后又和文化局、公安局联系，经多方说服教育，终于把这尊雕刻精工、栩栩如生的观音菩萨像收归到了县博物馆，后又转送到了风穴寺的观音阁珍藏，每年都吸引着数十万人次前往观瞻。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恩师也。二十多年来，每当我工作有了成绩时，张公就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一旦发现我的缺点，他就严厉批评。1994年底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他亲自登门祝贺；他读了我写的《我的作家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令我终生难忘。
张馆长心胸开朗，不计个人恩怨得失，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一生为国家建了那么多的文化设施，盖了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可自己却一贫如洗，临终仍住在博物馆那露风露雨的旧瓦房里，每逢下雨，外边大下，里边小下，外边不下，里边扑嗒，他一生酷爱菊花，更爱菊花那“傲骨我终持，不与时仰俯”的品性。他每年都要种菊、养菊，举办菊花展览。每年的金秋时节，汝瓷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甬道上，长廊边，都布满了五光十色的菊花。尤其是老馆长亲自培育的“悬崖菊”，更是飞瀑流泉，花色鲜艳，花朵硕大，喷芳吐香，而他自己不也正像“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的菊花一样，把傲霜斗寒的铮铮骨气给了人间吗？
一曲衷肠凄风悲，满腔血泪寒天哀。张公去了，却为我留下了做人、为文的楷模。我一定不辜负张公20多年来对我的精心培养和谆谆教诲，要努力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以告慰张公的在天之灵。
此时此刻，就在我即将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窗外却下起了雨，那哗哗啦啦的春雨，声声不断，这也是春天对张公的歌颂，对张公的怀念，也是张公那悲壮的灵魂感化了苍天，老天不愿放您走啊！春雷、闪电、暴雨，汝河里水更急、浪更大、洪流滚滚，向东、向东，这是故乡父老的眼泪，对于您这位汝州大地的儿子，对于您这位文物功勋、书坛泰斗，是多么可怜的安慰啊！不！敬爱的张公！我们的每一颗心，都是您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敬爱的张公，二十年教诲，二十年深交，遂为九泉之客，哀哉！悲哉！痛哉！
窗外的雨声更大了，更猛了，更急了，我们共同为您哭泣！
张公！我为您哭泣！
哭您！我的恩师恩人张久益老先生！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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