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现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作品集《刘震云文集》（四卷）、《塔铺》、《一地鸡毛》、《官场》、《官人》等，并四百多万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农民日报》文化部主任。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部：《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一去一来，延宕百年。故事看似简单，但回味悠长。书中的人物绝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

       刘震云除了在北京写作，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是他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等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时他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他们村叫"老庄村"，如果非有一个界，而且作者自愿加入，属"老庄界"。刘震云观察世界的角度和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在老家形成的，这个"罗盘"至今还在起作用。他在外面迷失方向的时候，自然想到用老庄村的"罗盘"来纠正，觉得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他的书有一半是以河南、延津为背景的。《一句顶一万句》是提到故乡最多的一本，不仅有故乡的方法论还有大量的河南地名。

       刘震云表示，由于所处环境、地位和各自利益的不同，由于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大多数人反倒是生活在孤独中。他过去的作品，总觉得是自己有话要说，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书中杀猪的老裴、剃头的老曾，还有杨百顺，他们的话都比我说得好，说得有智慧、有深度。"《一句顶一万句》值得肯定之处，正是对于若干人物形象成功的点染与塑造。对于小说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杨百顺和牛爱国，我们在之前的分析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有所涉及。作家对他们两位的塑造自然是成功的，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主要人物之外，对于出现在自己笔端的若干次要人物，刘震云以不多的笔墨稍作点染，就能够使人物顿时活灵活现起来，留给读者的印象同样是难以磨灭的。比如章楚红，作家虽然用的笔墨很少，出现在他笔下的无非是她与牛爱国之间的相爱，以及通过他人之口转述的她跟丈夫李昆之间毅然决然的果断分手过程，但一个热情似火、敢爱敢恨、处事干脆利落的青年女性形象却已经跃然纸上了。再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已经登场了的那位卖豆腐的老杨，虽然很早就退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但刘震云却通过他与几个儿子之间关系的描写，他与所谓的"老朋友"老马之间关系的描写，寥寥数笔，就把一个遇事总是优柔寡断、缺少主见而又患得患失、目光短浅的农民形象鲜明生动地塑造成功了。小说中其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比如老詹、吴香香、老高、庞丽娜、曹青娥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些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所充体现出的，一方面是刘震云对于乡村中复杂微妙人性世界的精到把握，另一方面则是作家一种深厚的艺术功力的具备。《一句顶一万句》中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他们是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他们内心有自己的梦想。吴摩西有的时候会想起罗长礼，那是他的梦。阿弗里德·马歇尔对追求讲了一句非常平淡无奇的话：“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对于社会整体来说，由于阶层、等级、地位、资源、权势等占有的多样性，形成了追求的多样性。多种社会追求之间以及它们与能进行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形式上、本质上的巨大差异，就形成一个个阶层内部空间极大、花样极多的整体追求结构。当下有很多类似的迷茫的人，他们也不停地寻找自己的梦想，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找不到出路，这其实是寻找自我的某个阶段或寻找未得的表现。老汪不停地走路，他做了很多的努力，追寻梦想，然而未能逃避命运!多少人，特别是草根阶层，竭尽全力想要成为与众不同的人，为了自由而艰难地寻找自己，为了突破重重的心灵壁垒找到一个心灵契合能交心的倾谈对象，在复杂冗长、缠绕纠结的生活道路上苦苦挣扎。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作者取的副标题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从深层含义考察，可以认为上半部分"出延津记"不仅指离开这片土地，也指去往更遥远的神的国度。作者把杨百顺所有可以从尘世生活寻找知音的路都切断了，就是为了使他走向一条皈依神、把自己交给神的路途，离开延津就是离开尘世，去往天国寻找知音，和神做知音。而老汪女儿灯盏的死和杨百顺继女巧玲的走失可以说都是必然的，作者刻意削弱了在血缘和人生际遇里寻求知音的可能性，而把希望投诸遥远的天国。下半部分"回延津记"中，巧玲的儿子又回到延津，祖先走过的路不经意被后代踏上，谁都逃不脱命运的驱使和轮回的力量。对应上半部分"出延津记"，下半部分"回延津记"绝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不光是象征人生的轮回，更象征着由天国到尘世的回归。作者最后还是把寻找到生命里"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个人的希望留给了人世。

        "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表面上看主要是在讲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个人的历史，但只要对之细细咀嚼与回味，便会明白实际上是在讲"孤独"的历史。 "孤独"世代相传，祖辈的故事在后辈的身上重演，祖辈的"孤独"也在后辈身上的延续。

       《一句话顶一万句》采用拟话本的叙事方式，从一条线索捋出另一条线索，每条线索都给你一一道来。比如，小说一开篇先讲杨百顺的爹与赶大车的老马之间的关系，扯出了镇上铁匠老李的故事，而这衍生出的故事里，又扯出老李与母亲之间的纠葛，那么长的篇幅，只是为了说清一句话--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不过心"，或者说，"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一直这样缠绕下去，就会迎头撞上宿命。《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宿命的，它的叙事也遵循着"因果循环"之说，凡事皆有其固，每个人物都有其来龙去脉。这是典型的中国世情小说的叙事模式。世间之事，"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

       整部长篇一分为二，出走和回归，既是小说的结构也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而小说的内容也是围绕这一结构行走，话多和话少，有话和没话，虚虚实实。剃头的老裴在要杀娘哥的路上救了杨百顺，而杨百顺在杀赶车老马的路上则又救了来喜，杀人和拯救就这么走到一起来了。还有那具有颇多争议的"一句话"和"一万句话"更是作为彼此对立的东西遭遇了，它们相互揣度，彼此纠缠不休、摩擦不断，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可是"世界性的邂逅"。事物总是以一种悖逆的方式与我们谋面。坚持一方面又要依附另一方面，离开就意味着回归，记忆是为了忘却，只有相互折磨才能使我们想起我们所生活的一切。

       《一句顶一万句》表现手法很独特，按照白烨所称的"言语流"小说来定义，刘震云用"喷空"的方式写作，这类似四川的摆龙门阵，像河流一样流到哪算哪。这又被李敬泽誉为"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国风'"辊辑讹。应该说刘震云的这两种表达方式，其实都是找朋友必备的方式，一个是找话，一个是找人。说些闲言碎语可能会引发共鸣，结识一批、再结识一批或许可以觅到投缘之人。这样表达不仅有效地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而且紧扣中心，表达了在跨越了现实和历史，消融了城乡和地域之后，在这样一种局促的、混乱的流走交往之中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上难以言表的寂寞。这是一种在工于心计的社交安排之下，看似重视亲情、友情乃至族群之情的文化下潜伏的却是心灵的寂寞，以及为解脱寂寞而进行的小心翼翼的知己找寻。

       小说在叙述语言上也在挑战着叙事的极限。小说的叙述语言也在不断地重复，最具重复意义的语言叙述模式是之所以出现这个人物（事件）不是因为单独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背后还有更多的牵扯，这样层层牵连……可以说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就是不断地在这种延宕的能指循环中向前延展，从而将人物沟通的困难和复杂用语言形式上的不断重复表征出来。人物的内心就像是毛细血管一样细密，像中枢神经一样敏感，从一句繁衍成一万句，而即便是一万句也无法能够达到沟通，吊诡地是反而离沟通越来越远。人们不能够为沟通找到一句话，却可以为不沟通找到一万句话。与小说叙说语言不断地重复相应，小说的叙事逻辑也在不断地重复。这个不断重复的叙事逻辑就是，要不断地在内心中为自己的各种行为寻找开脱之词。这可以说是鲁迅笔下阿 Q 精神胜利法的一种异形。在不是这个人物（事件） 而是其它的原因甚至原因背后的牵引中无限循环的语言滑动中，其滑动的逻辑是一致的，自己永远都是掌握了真理的人，而且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逻辑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尽管有时候这种逻辑显得滑稽。当一种滑稽逻辑以真理的"假面"出现的时候，就将孤独的内面彰显出来，自己用一种滑稽逻辑树立起一个孤独的四面屏，将外界拦截在了外面，最后探出头来的竟是自己的"假面"，用这具假面来面对自己和人，和物，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但自己带着假面却不自知。

       这篇小说的人物数量有多么庞大，人物关系有多么驳杂，故事情节有多么热闹，人物在时光的洪流面前就有多么渺小，人物命运底色里的灰暗就有多么浓重，人物内心就有多么荒凉。庞大的人物数量集结成的不是温暖而是寂寞，因为庞大这个形容词只限于观者的视角，真正生活着的人是个体，他们因为无法打开彼此的心门或者因为缺少某种同一信仰而分外孤独，无法结成整体。无论是最后坐上火车去远方的杨百顺、牛爱国，还是一直留在原地安于天命的老杨、老鲁、老曾，他们都被命运驱使着，一辈子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

       小说运用了类似于《水浒传》的传统叙事结构和本色的叙述语言，从市井细民到地方官员，将各色人等的人生轮流叙说、娓娓道来，对浮生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塑造了一组令人唏嘘不已的孤独者群像。 尤其是上部"出延津记"，在主人公杨百顺的经历之外，大量笔墨用于书写各类次要人物的庸常人生。这些人物有的是颇具身份的父母官和东家，但更多的是出身卑微、从事着低等行当的草民，如卖醋的、卖豆腐的、打更的、打铁的、剃头的、教书的、杀猪的、染布的、算命的、喊丧的、劈竹的、弹棉花的、赶大车的、打银器的、烧锅炉的等等。 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命名也颇具匠心，只有主人公和少数人物是既有名又有姓的，其余人物都是在姓氏前加以"老"字予以称呼，而且姓氏几乎不重复，如此一来，"孤独"的普遍存在性便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作品以洗练的语句、简洁的情节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需求：他们处在一个众声喧哗、极少有个人空间的社会中，把众人的接受、社会的要求当做自己的行为标准，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可；他们对孤独的逃避和排遣方法是寻找另一个人说出那"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这是他们所有人一直纠缠着的心灵问题；但在他们对梦想的寻找中，可以窥见他们也有各种的生命追求和对灵魂自由的价值渴望，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社会底层生活中极浅的一丝色彩而已。对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精神状态的主潮流我们要予以关注。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有一个贯穿全篇的语言特色，这个特色用他小说中提出的概念“绕”来概括庶几近之。全书开篇交代了主人公杨百顺他爹老杨的职业与交友情况，交代完他的好朋友是老马后，开始了第一次的“绕”：

       两人（老杨、老马——引者注）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看不起老杨。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但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

       这个曲折的表意过程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仅仅是小说开头的一时兴起，这样的语体特征贯穿全篇。引文中的“并不是……或……而是……”句法在小说中历历可见，甚至有人称小说为“不是……而是……”的造句练习。讲述一件事时强调不是什么而是什么，不仅有从各种可能性中加以筛选之意，大量的使用也会让文章显得十分饶舌，或用刘震云小说中自己的用词——绕。关于“绕”，小说情节中是这么提起的：当剃头匠老裴被妻子那擅长“说理”的娘家哥把一件事绕成另一件事，说得他反而理亏后气得要杀人——

       老裴也是一时怒从心起，从床上爬起来，拿起砍刀就要杀人；但不是杀老蔡，而是要到镇上杀她娘家哥。也不是要杀他这个人，是要杀他讲的这些理；也不是要杀这些理，是要杀他的绕；绕来绕去，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

       后来老裴路遇无家可归的杨百顺，知道了杨百顺的不幸，放弃了杀人之念，他无奈地想：一个13岁的孩子，打着摆子，为看一个人，为丢一只羊，也绕了几道弯，最后被逼得无家可归；自己都30多的人了，能因为几张饼，真去杀人吗？杀人之后，家里还有仨孩子呢。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绕”不仅是小说的语言特点，也是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处境。或者说，小说选择“绕”的句法，正是为了贴合于小说想要传达的人生境遇。小说中杨百顺不断学手艺、不断漂泊改名的过程是绕，牛爱国不断奔波于谋生和家庭危机、情感遭际的经历是绕，他们坎坷烦琐的经历不能用一两句话概括，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互相勾连，变成了一个个中国人的生命经历，于是有了感叹：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而其实在有的处境或叙述中，生活是不绕的。比如革命者、被编织进宏大叙事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先验的目的，一生除了向着这个目的前行之外并没有太多枝节，所以他们的生命史并不绕。

       但是《一句顶一万句》里没有一句宏大叙事，每个人的生命都要以世俗的、日常的小事为驱动，他们是没有大方向的人，像杨百顺的行动目的是为了看罗长礼喊丧，是为了找羊，是为了谋生，是为了离开家庭，他的生活目标如此琐碎，每一段经历都有一个具体原因，合起来却缺失一个大的因由。所以他是个飘萍般的流浪者，他的生活是“绕”，一句两句解释不清。

       不仅仅小说人物的人生经历是“绕”，这个小说的叙事方式本身也就是“绕”，通过“绕”来延宕意义的抵达。这一点在小说下部最后牛爱国的寻求之旅中体现得最明显。牛爱国开始是老婆和人私奔了，大家要求他出门寻找，他只好出门想要混一些日子交差，后来他因为遇到延津人而想起了母亲曹青娥，想要寻找母亲临终要知道的那一句话，于是去延津、去咸阳，又在这一过程中被规劝过日子是过将来，不是过过去，于是想起了情人章楚红要说又没说的一句话，于是又踏上了找寻章楚红的路途。这个过程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就像卡夫卡的叙事中“城堡”的进入许可被一再推迟，小说变成了永远追寻、永远不得的现代寓言，牛爱国要找的那可以顶一万句的“一句”也被延宕而至于终篇无解，追寻者永远“在路上”。小说绕来绕去，说了一万句，却缺席了那最重要的一句。

       由此，“绕”不仅是小说的文体，也是其叙事特色和意义生成方式。正因为五花八门的“绕”归根结底是意义贫血的，所以在这一万句虚无之后才凸显了那“一句”的珍贵，小说最后让人唏嘘的也就是这“一句”，是这拆除了宏大叙事的世俗人间的最后意义所在。这个意义不是来自宗教、革命理想，而是一个人能给另一个人的一句话，是人际间最深的好意凝成的，可是小说绕到最后，却故意让它是一个缺席状态，或许永远找不到、永远在寻找才是作者理解的人生吧。这本书主要的孤独是“说得着”和“说不着”，说得着就是两口子要睡觉了，一个人说“咱再说点别的”，另一个说“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说不着也是不没话说，是一肚子话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说得着和说不着是动态的，下面就从孤独的不同角度来说说几种孤独。

       第一种是两口子之间的孤独，如吴摩西和吴香香，牛爱国和庞丽娜，曹青娥和老牛，天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两个人彼此间的共同话题就是些琐碎小事，不说也罢；又因为婚姻全不由着自己做主彼此不了解；也因着一个人总顺着别人的心思来，自己心里就有些别扭，人和人一旦有了隔阂，对方便没了做得对的地方，同样是做一件事，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还因为两口子在一起待久了，事情缠着事情，话缠着话，街上的事一件是一件，家里的事一件事扯着八件事，是掰扯不清楚的，掰扯了对方也就掰扯了自己，绕着绕着，就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弯弯绕着越来越不清楚，索性就越来越没话说。

       第二种是两代人之间的孤独，吴青娥一辈子的话没跟四个孩子说，跟老牛也说不着，不是因为心疼孩子不想让孩子操心，是因为对孩子失望和无奈，孩子们自己生活尚且自顾不暇，又如何顾得上老母亲。吴摩西和曹青娥这两个70年前说上话的人，一肚子的话只能对一个不能码放事情的孩子来说，为的不是个说得着，也只是把话找个地方藏起来。

       第三种是朋友之间的孤独。原来说得着的朋友，因为渐行渐远的生活轨迹，时间久了也就说不着了，不是因为生活的艰辛和心里的空虚让华不知从何说起了，是因为人和人不是以前一起说话的环境，也不全是因为环境变了，也是因为人变了。原来俩朋友在一起是因为生活有交集，有事情可以互相码放清楚，彼此给彼此找个伴儿，分开了各有各的孤独，话找话，孤独找孤独，也就说不着了。

       第四种是恋人之间的孤独。书中主要的爱情发生在婚姻外，吴青娥的初恋原来说得着，但赌了一口气，一句话没说着一拍两散；牛爱国和章楚红彼此放下防备把掏心窝子话说了；牛爱香和宋解放结婚前说得着，一把年纪结婚就为个说得着，可结了婚，因为宋解放儿女的事儿俩人起了隔阂，也变得说不着了。在结婚前俩人往往都是“相看两不厌”的状态，因为彼此的习惯爱好家庭环境还没给对方造成影响，在一起就图个说得着。结婚了，你的成了我的，我的成了你的，孤独和孤独彼此挤压，一方占了上风，另一方就要憋着，久而久之无法排解，隔阂就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