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风景》1974年开始写作，1978年写罢成稿，2012年重读并校订，2015年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对于自己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这部作品，王蒙先生是这样评价的：“《这边风景》记录了我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就像一条鱼的中段，那个时候的我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诚，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去边疆去偏远的地方，到劳动人民中去，到水深火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劳动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虽然今天看来是一部"过时的作品"，但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风貌，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

       王蒙回忆，当年自己在在新疆的时候，和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的农民完全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我可以讲得很好，我自认为比真正的维吾尔人讲得还好。”

       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他天天背诵、天天读维吾尔语。以至于有一天房东过来敲窗户，问你有收音机吗？收音机里念得可真好。王蒙说，那不是收音机，那是我念的。

       胡平在分享会上表示，《这边风景》参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前很多评委没有读过这部作品，但是到了评奖的最后阶段，大家都达到了相当的共识。

       胡平说，《这边风景》整个作品里面充满性格冲突，而这个性格冲突是一百年、一千年文学、小说的重镇，这一点让人非常佩服。同时，小说里有大量的维吾尔民族日常生活的描写。“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写政治斗争，写生产斗争当然也有，生产斗争也是抓革命促生产下的生产场面。但是《这边风景》写的大量的、细腻的日常生活，就像王蒙老师刚才说的，他把维吾尔族的生活细部刻画了一遍，而且经得起考验。所以这个作品最后征服了大多数评委，获奖了。”

       胡平特别指出，不仅在文学方面，王蒙先生本身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牢不可破的纽带。他回忆起亲眼目睹的一个场景。“ 有一对维吾尔族年轻人结婚，王蒙老师去参加婚礼。他们的婚礼不光在家里办，不光在院子里办，还在街上走。街上全是人，王老师就在队伍当中，穿着维吾尔族的服装，一边走一边跳，整个队伍都是一边走一边跳。当时看到那个场景，有想流泪的感觉。”

       王蒙先生的创作贯穿了整个新中国70年。自1953年开始创作《青春万岁》至今，王蒙先生的文学生涯已经跨越了70个春秋。1979年，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力主出版《青春万岁》，这部佳作终于重新面市。2014年，45卷本的《王蒙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70多年来，王蒙先生紧贴时代脉搏、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创作的文学作品已超过1800万字，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也表达了他80多年人生历程的深刻思考。现在，八十五岁的王蒙先生仍然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品问世。

       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主题内涵，实际上是强调着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性。

       对于《这边风景》中关于主要人物学习政治文件的描写，一方面承认王蒙的相关描写保留了当年的生活真实，另一方面却也得明确意识到，从艺术性角度来衡量，这种描写不仅毫无诗意而且还有大煞风景之嫌。从根本上说，这样的一种政治化描写也只能让王蒙失分而不是得分。好在以上这些读来让人备感枯燥乏味的政治化描写，仅仅是《这边风景》中的一部分内容。假若充斥于全篇的都是这些政治化描写，那么，这部曾经不知所踪很多年的小说手稿当然就没有什么重新出版的价值。《这边风景》之所以仍然具有很高的出版价值，之所以在时隔多年之后读来依然能够让读者心潮澎湃，从根本上说，端赖于作家对于超越于现实政治之外的新疆伊犁边地生活进行了堪称入木三分的细腻描写表现。唯其如此，王蒙才会在"后记"中发出如斯浩叹："虽然有过了时的标签，过了时的说法，过了时的文件，过了时的呐喊，过了时的紧张风险"，但当代作家评论是，至今读来，却仍然让自己心生感动："许多许多都改变了，生活仍然依旧，青春依然依旧，生命的躁动与夸张、伤感和眷恋依旧，人性依旧，爱依旧，火焰仍然温热，日子仍然鲜明，拉面条与奶茶仍然甘美，亭亭玉立的后人仍然亭亭玉立，苦恋的情歌仍然酸苦，大地、伊犁、雪山与大河仍然伟岸而又多情。"实际的情形也的确如此，现在看起来，在有效剥离了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存在的时代政治印痕之后，《这边风景》最根本的思想艺术价值，就是以一种深厚的写实功力相当真实地记录表现了一九六○年代前半期新疆边地那个多民族聚居区域的总体生活样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王蒙所具体描写展示着的那个时代，乃是共和国的一个集体化农业时代。尽管说社会政治早已从实践到理念都已经否定了那个时代，但这却并不就意味着不可以用文学的形式去充分表现那个时代。

       《这边风景》是一部采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完成的长篇小说，按照叙事学的原理，在一部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作品中，无论如何都不允许作家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进行插入式叙事。这样一种意外的插入，将会在总体上影响小说的叙事格局。但真的可能是因为雪林姑丽留给作家的印象过于深刻美好了，所以，王蒙才情不自禁地跃身而出，以"我"的面目出场，大发感慨议论。某种意义上，这一章文字甚至可以被看作是穿插于长篇小说中的一篇带有强烈抒情意味的散文短章。"问君何事到人间，繁花寻觅是春天。雪林姑丽应难忘，丁香满天香连天。哦，亲爱的雪林姑丽！我的如雪的白丁香与如玉的紫丁香还有波斯的草丁香啊！"这样一种富有诗情的优美文字，不是散文又是什么呢？然而，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而言，尽管王蒙的这一章文字有明显的叙事越界嫌疑，但读来不仅未见突兀，反倒使得作品本身显得更加摇曳多姿，别具风采。接下来，则是王蒙关于新疆边地多民族聚居区域民俗风情的渲染与展示。其实，系列小说《在伊犁》的一大根本特色，就表现在对于民情风俗的关注与展示上。到了这部长达七十万言的小说中，这一方面的描写性文字，就的确可谓比比皆是了。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小说殊为别致的开头方式上。尽管主人公伊力哈穆在第一章就已经出场，但小说的开头却是一个多少带有一点话痨意味的米吉提采购员对于伊犁滔滔不绝的赞美式介绍。具体来说，米吉提采购员主要是通过与其他一些地区，比如上海、广州等地的对比而凸显出了伊犁独有的风情地貌。一部旨在描写表现伊犁多民族聚居区域总体社会生活风貌的长篇小说，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头，所体现出的，自然是王蒙的艺术智慧。开头部分之外，其他渲染表现民俗风情的文字也处处可见。

       《这边风景》的情节结构可以被切割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一章，集中展示描写一九六二年伊犁边民被境外势力裹挟外逃事件发生之后的状况。小说主人公，那位刚刚从乌鲁木齐的工厂重新回到故乡伊犁农村劳动的优秀共产党员伊力哈穆（伊力哈穆所遭逢的如此一种人生变故，在共和国历史上同样有据可查。一九六二年，不知是否因为城市生活过于吃紧的缘故，一批产业工人离开了工厂，回到了农村。历史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六二压"），一回到跃进公社爱国大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平息这一事件造成的严重影响。第二部分是从第二十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三十八章，这个部分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开始处写县委书记赛里木到爱国大队下乡蹲点了解情况，首次提及即将大规模展开的"四清运动"。结束处，则是爱国大队的社员们满腔热情地准备迎接"四清"工作队的到来。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被王蒙营造得虎虎有生气。第三部分是从第三十九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第五十七章，所集中展示表现的，是爱国大队尤其是伊力哈穆重新担任队长之后的七队"四清运动"的开展状况。到了这个部分，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就进入了高潮阶段，此前铺叙的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烈起来。

       《这边风景》的特点不仅在于对集体化时代持有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作家关于那个时代边地农村生活的艺术描写，很显然建立在曾经身为生产大队副大队长的王蒙自己一种坚实的生活经验之上。

       小说开头，王蒙奠定了伊力哈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的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党的优秀基层干部的性格基调。从后面故事情节充分展开之后的相关描写，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得出，伊力哈穆的的确确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且总是替别人着想的农村干部。无论是第一部分刚刚返回爱国大队，面对着小麦盗窃案所造成的人心惶惶局面，伊力哈穆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谈心，最终稳定了躁动不安的民心，还是第三部分在"四清运动"中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之后，伊力哈穆不消极、不气馁、不退缩，坚持领导完成七队的农业生产任务，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证明着这一点。除了在发现了库尔班的不幸遭际之后夜闯乌尔汗家的不冷静行为之外，你几乎找不出一点伊力哈穆的人性缺憾来。就此而言，伊力哈穆的近乎"完美无缺"，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联想到"文革"中英雄人物的"高大全"来。王蒙对这一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当然难言成功。而从小说主题的设定这一角度来看，却又可以发现伊力哈穆这一人物的存在自有其另外一种特别的意义。非常明显，尽管作家在小说中遵循当时的所谓阶级斗争逻辑设计了诸如玛丽汗与依不拉欣这样一类地主形象，但只要细读文本，你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小说最根本的矛盾冲突，却并没有发生在这些地主与伊力哈穆这样思想先进的农民之间。与其说残余的阶级敌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冲突，反倒不如说是伊力哈穆、里希提、赛里木等一批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基层干部与库图库扎尔、章洋、穆萨等一批总是满足于浮夸虚假工作作风的具有极左倾向的干部的矛盾冲突。在第三章后面的"小说人语"中，王蒙写过这样一段话："这是文革后期的作品，并无大智大勇大出息的小说人，在拼命靠拢文革思维以求政治正确的同时，怨怼的锋芒仍然指向极左，其用心亦良苦矣。"在第三十一章后面的"小说人语"中，则是"难得小说人在那个年代找到了一个抓手，他可以以批评形左实右的经验为旗来批左。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主题内涵，实际上是强调着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性。尽管伊力哈穆这一人物形象不无"高大全"艺术思维的嫌疑，但对于小说实际的潜在主题表达而言，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主人公伊力哈穆这一形象存在着过于理想化的"高大全"艺术缺陷，所以，严格说起来，王蒙《这边风景》人物塑造上更具人性深度和美学价值的，反倒是像库图库扎尔、章洋、穆萨这样一些思想"落后"的人物形象。

       关于新疆边地多民族聚居区域民俗风情的渲染与展示，表现在对于民情风俗的关注与展示上。首先表现在小说殊为别致的开头方式上。尽管主人公伊力哈穆在第一章就已经出场，但小说的开头却是一个多少带有一点话痨意味的米吉提采购员对于伊犁滔滔不绝的赞美式介绍。具体来说，米吉提采购员主要是通过与其他一些地区，比如上海、广州等地的对比而凸显出了伊犁独有的风情地貌。一部旨在描写表现伊犁多民族聚居区域总体社会生活风貌的长篇小说，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头，所体现出的，自然是王蒙的艺术智慧。开头部分之外，其他渲染表现民俗风情的文字也处处可见。比如第二章一开头，王蒙写道，一见到从乌鲁木齐远道归来的伊力哈穆，他的外婆巧帕汗就哭了，为什么呢，"维吾尔族的风习就是这样：妇女们乃至男子们和久别的亲人相会的时候，总要尽情地痛哭一场。相逢的欢欣，别离的悲苦，对于未能在一起度过的，从此逝去了的岁月的饱含酸、甜、苦、辣各种味道的回忆与惋惜，还有对于真主的感恩---当然是真主的恩典才能使阔别的亲人能在有生之年获得重逢的好运……都表达在哭声里。"再比如第十三章中，队长穆萨派他的妻妹给伊力哈穆送来了雪白的羊油，王蒙写道："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然而确实是一件难办的事，乡间是经常互相帮助、互通有无的。伊斯兰教更提倡施舍与赠送。然而，赠送的情况和性质各有不同。农民们大多数也比较注重情面，哪怕是打出一炉普普通通的馕，他们也愿意分一些赠给自己的邻居和朋友。拒受礼物，这就够罕见的了，原物退回，这便是骇人听闻。穆萨毕竟不是四类分子，送羊油的动机又无法进行严格的检查和验证。你很难制定一个标准来判断何者为正常送礼，何者为庸俗送礼，何者为非法行贿啊！但是，制定这样一个标准困难，并不等于这样一个标准是不存在的。不，它是存在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把尺。"一方面，是关于民情风俗的介绍描写，另一方面，则是借此而凸显伊力哈穆与穆萨之间的矛盾冲突。能够把民情风俗的描写与故事情节的展开有机结合在一起，有效推进故事情节的合理铺展，自然是作家一种非同一般的出色艺术表现能力。读者会注意到在第六章后面的"小说人语"中，王蒙说："请问，谁能摧毁生活？谁能摧毁青春，谁能摧毁爱、信赖和友谊，谁能摧毁美丽的、勇敢的、热烈的中国新疆各族男男女女。"实际的情形确也如此，通过遍布小说的民情风俗描写，王蒙所突出表现的，正是一种不可摧毁的永恒的日常生活力量。

       《这边风景》长达70万言，写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新疆农村的生活，以伊犁事件背景下一桩公社粮食盗窃案作为切入点，在若即若离地破解悬念的同时，展开了远为丰富多彩的伊犁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巨大的文革前夕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色调浓郁的风俗画。有人戏称这部作品为“出土文物”，它也确实沉睡了多年，一朝见天，对于当今读者、当代文学史和王蒙本人，无疑都是重要的，但它同时提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部写于文革的作品，究竟有怎么样的思想艺术质地，应该怎样评价它的审美形态，怎样确认它的文学史站位，以及怎样把它放在当代文学史的序列和王蒙的创作序列中来看。

       王蒙其实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孩子”的。1978年，笔者作为文艺报记者访问王蒙时，他那时还未完全“平反”，就曾郑重地向我谈过他写作时间最长的这部作品。但事实是，似乎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面世。此后，新时期文学一浪高过一浪，王蒙写《蝴蝶》、《杂色》、《布礼》、《相见时难》，写《夜的眼》、《春之声》、《如歌的行板》，一会儿深切地反思，一会儿搞先锋实验，忙得不亦乐乎，而《这边风景》因为带着明显的十七年文学的胎记和文革时代的少许印痕则变得越来越不合拍了。再往后，王蒙以新启蒙的姿态审视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写出了《活动变人形》，既揭露中国文化的“吃人”，又写它的“自食”，既写撕裂，又写变形，相比之下，《这边风景》的思路就更对不上了。到了今天，思潮的转换再也不那么明显和急促，我们相对进入了一个文化大发展的兼容时期，也就有了《这边风景》的出版和问世；王蒙考虑到年代的疏隔与青年一代读者的接受障碍，在每章后面加上了新写的“小说人语”，对该章加以评点，重在不同语境下的对比与和合。这既是两个时代同一作者的自我对话，也是作者与今天读者的对话，起到缓冲一下遥远陌生感的作用，尽可能将之拉回今天的语境。

       那么，在今天看来，《这边风景》的品相怎么样？我认为它仍然拥有强烈的真实性，众多人物由于来自生活而非观念就仍有活泼的生命，它的人文内涵，尤其是伊犁少数民族人民的乐观性格与人文风貌，表现得更为丰沛。从时空上看，作品确实显得有点遥远，伊犁边民事件，四清运动，也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作品保存了大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精神生态真实，涉笔人物多达五十多个，他们的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纠结，他们情感生活的原貌，边疆地区特有的风俗都跃然纸上；当然，作品肯定离不开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术语，甚至斗争场面，但这恰恰保存了它的历史感。它的可贵还在于，既写出了那种特定的极难表现的紧张而又动荡的“人惊了”的时代情绪，又写出了那个时代斗争生活掩盖下的仍未绝迹的舒缓的盎然诗意和迷人风情，也即民族文化的阶段性的表征。对作者而言，也许并非他的预期，也许他当时就想发表，但不管怎么说，这部书因为时空的悬置而有了历史的，审美的，风俗史的价值，以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它应该加进文学史之中，但加在哪里为好呢？

       《这边风景》在审美上不属于“文革文学”——因为没有那种“三突出”的绝对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极左品性，当然也不同于文革中的“地下写作”，而是大体上延续着十七年文学的某些特征。我认为，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是有极大区别的，虽然二者有深刻的联系，比如左的思潮，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基本骨架等；但在十七年文学中，仍然有较为丰富的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人物有原型有真实血肉，即使写战争和斗争，也有一种美感——它有它自己的诗学，虽是偏斜的诗学。现在不提阶级斗争了，但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完全不曾存在过，也不意味当时的文学没有自己的诗性和美学。

       需要研究的是，是什么使王蒙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中还能以沉静之心，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王蒙并非身在世外桃源，也非不关心政治，并非没有压力和忧虑，也非可以逃离人人自危的环境，为什么他还是能保持住作品良好的人文品质？为什么在三突出作为普遍价值尺度的年代，他并没有向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的方向走去？这就不能不从作者的政治观人生观的深刻层面，作者的经历与个性，作者的偏爱，作者的创作方法，作者的审美意识诸多方面加以探讨。

  鲁迅先生说创作总根于爱，这话很适用于理解王蒙的这次写作，我甚至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原因。看得出来，王蒙非常喜爱维族，哈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的人民，他好奇，赞赏，肯定，认同之情溢于言表，在他们的幽默与他的幽默之间，好像找到了知音和同类。王蒙于1963年“自我流放”，申请从北京来到新疆，后至伊犁，借住在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的家中，与他们一起下地植种，同室而眠，朝夕相处如家人，后来，他成了生产队的副队长，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对于王蒙能学会维语或不止一种，文坛上一向视为奇迹，看来这不仅是聪明，还是喜爱。王蒙喜爱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小说中对伊犁的自然风情，物产，气候，风俗，都极为欣赏夸赞。且看写伊力哈穆归乡一节，进伊犁的过程就是赞伊犁的过程，车上人说什么阿勒泰山太冷，冬天得提着棍子，边尿边敲；吐鲁番太热，县长得泡在浴缸里办公，而伊犁，插一根电线杆子也能长出青枝绿叶，说伊犁人哪怕只剩两个馕，也要拿出一个当手鼓敲打着起舞。作品写劳动场面堪称一绝，不论舞钐镰，割苜蓿，还是拌石灰，刷墙壁；写吃食则满嘴流香，无论打馕和面，还是烤羊肉，喝啤沃，总之，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宗教生活，都写到了。事实上，最根本的还是写出了他们幽默，机智，豁达，浪漫的性格，总体上生动地表达了维吾尔人民的原生态的生存方式、思维理念、宗教文明，以及积淀在其民族性格中的精神原色。

  须知，这一切是作为一个汉族外来者的眼光写出来的，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和韵味，殊为难得。王蒙在“小说人语”中叹道，谁能不爱伊犁，谁能不爱伊犁河边的春夏秋冬，谁能不爱伊犁的鸟鸣和万种生命，谁又能干净地摆脱那斗争年代的斗争的辛苦与累累伤痕？并且说，他不得不靠近“文革”思维以求“正确”，但同时他“怨怼的锋芒仍然指向极左！”，这些话很重要，有助于理解全作。

  我认为，理想主义的内在倾向在创作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在王蒙的创作史上，革命理想居于重要位置，这部作品基本属于前期的王蒙。在审美上与《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靠近，有血缘关系上的一脉相承。王蒙22岁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其时入党已八年，他满怀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总有一种“我热爱”的激情和“我相信”的信念支撑。他的名句如：“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在他的笔下，热爱人民，热爱劳动，追求光明和幸福，讴歌生活是多么美好，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于是在文体上夹叙夹议，常常禁不住要站出来抒情。比如，小说写“我临离开新疆时，雪林姑丽夫妇为我送行，做了很多可口的饭菜……你腰上扎着一条白色挑花的围裙，头系头巾而不是花帽，你已经从阿图什人变成了伊犁人。临行前，你说了一句，如果他们用不着你，你就回来，我们这里有要你做的事情……这么多年来，你们了解我的为人，正像我了解你们。你说的这句话，你用你那天真的和温和的嗓音说的这句话，像雷霆一样在我心头响起！这真是金石之声，黄钟大吕。这是什么样的褒奖和鼓励！一点天良，拳拳此心，一腔热血又在全身奔流，此生此世，更复何求。谢谢您呀，我的妹妹，谢谢您呀，雪林姑丽……”，这样的大力抒情随处可见。

  所以，《这边风景》也可看作是一支人民的赞歌。它有较强的政治性，却有更强的人民性、理想性；后一点救了这部作品。与《青春万岁》比，虽然沉郁了许多；与《组织部来个年轻人》比，虽然少了一种自负与尖锐，少了批判麻木不仁的那种锋芒，变得小心翼翼，但“林震”还在，他的浪漫主义的革命理想遇到挫折后，理想主义未变。王蒙是主动要求到了伊犁的，此前他不愿更平安地当大学教师，也不愿蹲城市机关，而是选择走向民间，走向基层，扎根大地，不无浪漫成分。他说他是毛泽东《讲话》的认真的实践者，并非虚语，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这边风景》的产生。

  若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看，又可发现，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是它穿越时空而葆有新鲜感的一个原因。现实主义的要义是忠于生活，是追求生活的真实性与生活的深刻性。王蒙自己说他写得太老实了，是的，若与他后来的汪洋恣肆相比，与他的意识流，语言爆炸，杂语洪流相比，差异太明显，从中不难嗅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质朴气息。它的语言，具有双语特色，惟其遥远，惟其写实，充满了民间的智慧。有意思的是，当时王蒙才39岁，理应是下笔最为奔放无忌的年代。这恰好映衬出，新时期思想解放多么伟大，中老年的王蒙还能挥洒自如。然而，自由是双面的，自由固然有利于创作，但不会使用自由，又会使自由成为创作之累。戴着镣铐的跳舞，有时反倒有可能跳出“天籁激情之舞”。王蒙忠于生活，崇拜生活，热爱大地和大自然，陶醉于少数民族的风情，有作为人民之子的一面。他热衷表现生活的鲜活与灵动，当政治性与人民性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人民性。

  是的，这部作品里，“生活”才是主角，才是无所不在的主题。生活是净化剂；生活有永恒性；生活是诗意的泉源；不管多么黯然的生存，生活的内部总有强大的力量，犹如“幽暗的时光隧道中的雷鸣电闪”。正如王蒙说的，不妥的政策会扭曲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真实与热烈的生活，却完全可以消解假大空的“左”的荒唐。我们看，就在那个压抑年代，人们的口头禅是“我哪里知道”，表现出了万般的无奈与无助，确有如乌尔汗与伊木萨冬一家的大不幸，但在这里，爱情仍在燃烧，爱弥拉与泰外库的爱情美丽得让人落泪，莱希曼肖盖提的抗婚，私奔，并引出了女儿莱依拉侨民证的纠纷。这里友情依然感人，如老王与里希提之几十年交情的笃实；这里干部仍然勤勉，热心，清醒而坚定，如伊力哈穆，尹中信，赵志恒们。“即使政策是偏颇的，民生是艰难的，生活仍然是强健的、丰富多彩的”。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然而，不能不看到，这部作品里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和极左政治的某些痕迹仍是明显的，在那个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时代，作者仍未跳出那个时代的典型的创作模式。作品围绕粮食盗窃案与伊犁事件，作为大悬念，沿着破案，抓境内外的敌人，展开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线索来构思全作。所幸的是，它并没有按这模式去强化阶级斗争，相反，在这个模式中，它缓解，消弭，更多篇幅写的不是一分为二的“斗”，而是合二而一的“合”。也许开始，作者想把伊力哈穆作为反潮流的青年英雄形象来塑造，他当过工人，入党早，根红苗正，他在伊犁事件当口归乡让我们想起某种模式，但可喜的是，他归乡后并没有带头打斗，却在处处保护村民，带领村民在困难时期改变贫穷面貌，以至遭到批斗。他的农民的灵魂重新回到他的伊犁人的躯壳，他的身心又回到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