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了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分别是：《人世间》（梁晓声）、《牵风记》（徐怀中）、《北上》（徐则臣）、《主角》（陈彦）和《应物兄》（李洱）。

       《牵风记》讲述的是，1947年6月，我野战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作为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序幕，鲁西南战役打响了。

       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汪可逾，路经“夜老虎团”驻地，因一曲古琴《高山流水》，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团长齐竞相识，成为这位年轻指挥员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汪可逾聪明灵动、冰清玉洁，是美的化身，小说因她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团长齐竞文武双全,儒雅健谈，踌躇满志，前程无限。在浪漫激越的战地恋歌即将奏响之际，却发生了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让二人走向凄苦与悲怆。 

       骑兵通信员曹水儿高大威猛、勇敢果决，为齐竞所看重，也颇受女性青睐。在漫天烽火中他却时常自我失控，终于酿成了悲剧。

       在出生入死的战火中，汪可逾、齐竞、曹水儿等人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演变？那匹灵性神奇、善解人意的老军马又该如何功德圆满，死而无憾？徐怀中先生说：“我写的是一部具有严肃宏大叙事背景的 ‘国风’式的战地浪漫故事。”确实，此前从未看到有人以如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描写战争，以这样的胆略探寻战火中的爱恋与人性。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过去，只看到其豪迈的一面，通过《牵风记》，我们看到了为此而付出的惨烈代价。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切入这场战役，让我们了解到那些牺牲者的人品格局是怎样的平凡和伟大，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普通和丰富。

       徐怀中先生是挺近大别山行动的参与者，小说中每个人、每个故事特别是细节，都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从小说中可以读到关于战争史、战略战术、兵法兵器等方面的知识，体会到作者丰厚的军事学养。当然，引起人们阅读愉悦的不仅是《牵风记》的内容，还有其优美、鲜活、诗一般的语言。这部小说的问世，必将对今后军旅文学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徐怀中先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战士，是挺近大别山的亲历者。20世纪60年代，他曾以此为题材创作出《牵风记》的雏形，将近20万字，后来却由于种种不测，小说手稿被销毁。这次创作起笔于四年前，经过不断的修改与润色，五十余年后，小说终于与读者见面。

       戎马生涯，笔耕不辍。《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在《牵风记》中，徐怀中先生以对文学创作终身不竭的激情和追求，实现了他矢志不渝的写作追求：“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

【关于《牵风记》作者】

       徐怀中，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从文工团员到将军部长，亦文亦武，一生跌宕起伏。

       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徐怀中小说选》、《徐怀中代表作》，长篇纪实文学《底色》，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等。《西线轶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底色》获鲁迅文学奖。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小说《牵风记》正是以此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却19岁命陨的壮烈故事。但这又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悲剧，血色硝烟中氤氲着唯美奇幻色彩，闪耀着人性的高华，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交织。清新如朝露的文化教员汪可逾，她的空灵清逸，她对美与自由的向往，在《牵风记》芳华绽放。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于是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

       《牵风记》“牵”什么风？它在徐怀中的军旅文学创作脉络中有何新意味？文汇报记者独家专访徐怀中，不服老的他话语中透着铿锵：我期待《牵风记》不是“收官之作”。小说《牵风记》13万字，陆陆续续写了四年，我年老多病，写作习惯也不好，总要在脑海里把准备写的情节清楚过一遍，才能落笔，再继续写后面的文字，其间不断修改，近乎爬行状态，写得很慢。我没有多少时间，本来这一题材能写出更多的字数，但我恐怕来不及，所以希望这个文本很精粹，聚焦三个人一匹马，也就够了。我对写作的追求，是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牵风记》书名很典雅，遗憾的是我不了解是什么意思。翻开书看了序言“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使我联想到西洋歌剧的序曲。既然是“序曲”，为什么是演奏终了的“序曲”？“序曲”演奏出一群老革命同志们年年必有的“叙旧畅谈”聚会。一个突出的“乐调”是在每次聚会时，大家必看“一张摄于1947年6月30日强渡黄河前夕”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中，小说的“序曲”介绍了1948年初春在大别山牺牲的年仅19岁的女孩子——小说中的英雌（heroine）汪可逾。在照片里，来自北平“颇为洋气的”汪可逾抱着一个木质琴盒，盒内的乐器是中国古琴。

奇怪的是所有人看这张具有长年历史的照片时，最先瞩目的总是汪可逾。惟一恰当的解释是汪可逾的笑容，“正如含藏于心底的一汪清泉，永不干枯”。《牵风记》的序写得很单纯，只是“序”出了小说的时代，一个主角人物，她爱笑，笑声清脆跟她怀抱中的古琴声一样。读者们无缘看到那张历史性的照片，只好想象汪可逾的微笑，想象汪可逾弹奏古琴的乐声节奏。

       “演奏终了的序曲”给读者带来一幅充满欢笑的画面。但是当我看完了小说，再次翻看“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的确是我在看完这部小说之后才能更深入地体会其中的含义与启示。

       除了“序曲”，《牵风记》主体共有28章，外加5页类似音乐的小调（minor key）与序曲同步之尾声结束。

第一章“隆隆炮声中传来一曲《高山流水》”。开始于1942年，年仅13岁的小女孩汪可逾，带着她的古琴出现在“野政文工团”一个小分队为前线部队独立第九团演出的场合。汪可逾不是演员，只是凑巧（或是幸运）地来到场地。为了维持演出场地的纪律，独立第九团的团长齐竞（小说第二个主要角色）出场。

       《牵风记》情节的发展围绕着三个主要角色，齐竞、汪可逾、曹水儿。此外，还应该加入齐竞的坐骑——一匹名叫滩枣的战马。齐竞从小说开始时的八路军团长，跃升为国共战争时解放军独立第九旅旅长与军分区司令员。曹水儿是跟随齐竞，并为其信任的警卫战士。汪可逾不拿枪，只拿着她那件无价之宝古琴跟随着军队，在军队中做参谋。小说的主体情节始于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将近17岁的汪可逾在太行中学念完书，回到齐竞领导的队伍独立第九旅，结束于1949年初汪可逾受伤病死于大别山内一个大山洞里，及曹水儿被枪毙。战马滩枣的死也加重了《牵风记》的悲剧氛围与读者的惋惜之情。

       虽然《牵风记》有很多篇幅叙述战斗的场面，包括不是直接描绘战斗的“战争时期”情景，但是我以为小说情节的主题不是战争。战争是《牵风记》小说人物生存的现实环境。齐竞、汪可逾、曹水儿和齐竞的战马滩枣生活与生存都受着战争现实的影响支配，他们必须在这种特殊条件中作出选择，或作为军人，在严格的纪律要求下难得有选择的可能。简单来说，《牵风记》三个主要人物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人物，是战争决定并影响了他们对生活以及生存的适应与选择。但是人都在可能的、有限的条件下作选择，包括违背自我意愿的选择，或是在无可选择的环境条件下仅求生命延续的斗争。这首先是齐竞与汪可逾的悲剧境遇。曹水儿的悲剧有不同等的意义。“人格化”了的战马滩枣的死同样具有悲剧的震撼力。

       在《牵风记》里，汪可逾及她的古琴具有深一层意义。汪可逾仅仅十二三岁，已经精于演奏古琴。齐竞一眼认出“这不是张宋代的古琴么？”这显示齐竞是一个极有文化艺术修养的人。敏感的读者大致可以预料到，在环境与条件许可下这个八路军军官与这个尚未成年的古琴演奏家未来的可能性。果然，4年后汪可逾在太行第二中学毕业回到齐竞任参谋长的独立第九旅。见面时“齐竞抢前一步，从汪可逾肩上取下古琴”。至此，我认为作者实际上已经把传自宋代的这一张古琴预示为小说《牵风记》的首要主题。随后证明，古琴在小说中再出现传递了小说的情节意义与人物间的关系，特别是紧密联系了汪可逾与齐竞的恋情。连战马滩枣也“欣赏”这古琴的乐声，听懂了古来流传的战地乐曲《关山月》。

       曹水儿的出现，几乎近于所谓的“闹剧”。傻气、糊涂、天真，都不足以形容这个形象。新婚之夜他不知道怎么履行他作为丈夫的义务，第二天他就跟随在“欢送新兵”的行列中离家上路。入伍后受了骑兵训练，而且样样精通，当了一名骑兵通信员。第一次出任务，傻头傻脑却被团长看中，收下他担任警卫任务。多年后家乡谣传，曹水儿在大别山作战光荣牺牲了。后来又“风闻”他因为“奸污妇女，被五花大绑执行枪决了”，他始终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

       《牵风记》不是战争小说，却是以1946到1949年的国共战争为时代背景，衬托出齐竞、汪可逾、曹水儿，以及滩枣的彼此关系与他们生存、矛盾、向往的生命意义。内中有甚多的篇幅生动地描述国共双方部队的对阵厮杀。第20章有非常细致生动地、电影式地叙述曹水儿如何干掉对方4名训练有素的巡逻士兵，保护了身受重伤的汪可逾。但这些描写不是为了展示战争的胜负，而是出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

       正如朱向前  西 元在》弥漫生命气象的大别山主峰——关于徐怀中长篇小说《牵风记》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 

       朱向前：徐主任（徐怀中一九八四年出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首任文学系主任，我们首届学生便称先生为主任至今）今年整整九十岁，以如此高龄写出如此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奇迹。数月前当他将《牵风记》未定稿寄过来让我提建议时，我十分感动——感动于他对文学创作终生不竭的激情和追求以及对我这个老学生的信任。但是，当我把小说一口气读过之后，“感动”二字就远远不能表达我的心情了。我意识到，这是一部在当代军旅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作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感受：“惊喜超过期待，收获大于困惑，魅惑大于收获。”《牵风记》的启示性和创新性，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沉思，但它又确实将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引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我认为，《牵风记》不仅大幅度刷新了主任自己的创作高度，而且也震动了我们有关当代军旅文学的传统思维定式，拓展了整个当代军旅文学的格局，在多维度上，堪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平等对话。

       西 元：我是一个晚上把《牵风记》看完的，与您有强烈同感！徐先生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旷世画家，一点一点把胸中巨大的蓝图画给我们看。当我们认为他画的就是眼前这些风景时，他又猛地画出另外一些，于是整个小说的境界为之一变。可以说，《牵风记》的阅读过程就是一再被老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所折服的过程。

       朱向前：这一次，老爷子彻底放飞了自我，写得无牵无挂，大有天马行空的气势。依我看，《牵风记》的突破之处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创造出了几个当代军旅文学的新人；二是凸显了美对战争的超越；三是突入了战争与爱的纵深；四是实现了当代军旅文学的美学突围。

一

       朱向前：在切入主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作品的名字。《牵风记》牵的是什么“风”？是《诗经》中《国风》里情牵一线、男欢女爱的“关雎”之风，又是二十世纪中叶——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一举牵动了历史风向，开始了东风压倒西风。所以，《牵风记》之风，既有情爱风头，又有历史风潮，含蓄而大气。

       西 元：其中的人物命运既与大风为伴，又飞舞在历史的高空之上。这个风既是实的，有历史所指，又是虚的，有艺术概括，神来之笔，颇有几分庄子的味道。

       朱向前：确是如此。而且我还要交代一点小说的创作背景。主任一九四五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也就是说，他是千里挺进大别山行动的亲身参与者。一九六二年，他曾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完成过一稿，名字就叫《牵风记》。后来由于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受到批判，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文学系主任，随后又升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成为军队文坛一时风头无两的历史弄潮儿，《牵风记》也就一再搁浅，一放就是六十年。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他经历了人世沧桑，洞察了人性隧道，也经历了艺术觉醒，并下决心与过去的创作窠臼彻底告别，将已完成的十几万字全部推倒，另起炉灶，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槃。

       西 元：据我了解，徐先生有两段战争经历，一段是早年千里挺进大别山，另一段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率中国记者作家代表团从柬埔寨进入越南南方，在地道中、密林里、美国B52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艰巨的采访任务，遂有二〇一二年的非虚构作品《底色》，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记得您还为此书作跋《遥远而深邃的“底色”》。但第一次战争经历却至今方才成书。

       朱向前：这个等待是历史的代价，但也获得了历史的回报。我认为《牵风记》有突破性贡献，首先一条，我概括为“三个半人物和一匹马”。

       第一个人物首推汪可逾。老爷子算是把这个年轻女子写到了极致，空灵、唯美、单纯、率性，浑身带着一缕仙气儿。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牵风记》的开头，我认为这个开头堪称伟大：野政文工团到一线作战部队慰问演出，可战士们对没有“坤角儿”不买账，以至起哄要“罢看”，一号首长出面都弹压不住，当此之际，怀抱古琴的汪可逾宛若仙子从天而降，来救场了。首先是因千年宋琴引发了“一号”首长和汪可逾的知音之论和唐诗（白居易咏琴诗）接龙，然后汪可逾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一曲《高山流水》震慑全场，在夜幕深处沉沉炮声的反衬下，更显得万籁俱寂。正当人们沉浸于琴声之中宠辱皆忘之际，指挥部AAAA加急电报快马送到，任何过程省略，一号首长直接命令部队：“全体起立！出发！”留下空空如也的舞台上和惨白汽灯下的汪可逾，童话般的意境戛然而止，战斗又开始了！这里的转换何等迅疾，心理的反差何等巨大！

       再比如小说后半部，汪可逾与曹水儿藏身红军洞，汪可逾牺牲后，肉身不腐，保持前进姿态站立于一棵银杏树洞，这都超出常人想象了。可以说，汪可逾这样的人物堪称新人。我们以往的军旅文学作品都过于写实了，缺少一点灵气，缺少一点想象力，缺少一点超拔之美。

       第二个人物是曹水儿。他开始是连长的通讯员，后被齐竞看中并用一把勃朗宁M1906换过来给自己当警卫员。曹水儿形象俊朗，机灵、勇敢，不怕死，能打仗，是齐竞引以为傲的一张王牌；曹水儿人见人爱也特别为一些青年女性所青睐，久而久之，他几乎成了一个传说中的采花大盗。最后，曹水儿因与地主的女儿发生关系，又反被敌人利用诬告为强奸，为了严明军纪，“一号”首长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判处曹水儿死刑，执行枪决。临死前，曹水儿敢做敢当，不让捆绑，更不求饶，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死，显示了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英雄气，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与惋惜。这样的人物很真实，个性很鲜活，在过去战争年代里也不鲜见。但是，此类人物，在过去的战争文学中基本阙如。

       第三个人物是齐竞。他早先是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学习导演和摄影艺术，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一仗一仗打出了自己作为军事主官的地位。他既是艺术家，又是一员虎将，这其间的跨度非常巨大，也很耐人琢磨。过去战争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军事指挥员多以大老粗形象出现，但在真实的历史中，我军中、高级指挥员有许多能文能武的儒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和内心世界较少得到深刻的挖掘与呈现，齐竞这一人物的出现多少有了一些弥补。他那一场激情四射、文采斐然的形势报告就非常激动人心，既俘获了汪可逾的芳心，也征服了我们这些读者，脑海里总浮现出一批儒将的形象，无意之间大大强化了我军将领的文化塑造。

       半个人物是刘春壶，就是外号叫“小尿壶”的孩子。他的出身是“地主崽子”，但他未成年，而且很有演出天分，常是哇地一哭，就能把导演和演员感动得泪流满面。可随大军过了黄河后在大别山区被团练武装俘虏，生生给活埋了。刘春壶与我们过去常见的“红小鬼”形象大不相同，作品重点不是表现他的苦大仇深，而更多地表现了他作为孩子的一面，比如爱尿床等，特别是他超常的戏剧表演天赋，令人为之扼腕。

       一匹马就是叫“滩枣”的军马。主任把它也写神了，简直就是马中赤兔！它不仅长相俊美，奔跑神速，因之成为齐竞的坐骑，而且通人性，懂人话，尤其听得懂汪可逾的琴声，循着琴声就能找到她。小说结尾，这匹马在茫茫大山中也不迷路，找到了死后的汪可逾，并驮着遗体走了很远。写得最让人惊心的是杀军马那一节。几百匹军马集中在填下涸的堰塞湖等待被机枪扫射，唯有“滩枣”听懂了曹水儿的哨音，成功逃了出来。这样有灵性甚至是神性的战马，在以往的军旅文学作品中也是个案。

       你想想看，一部作品能贡献出一个新的人物典型就已经了不起了，而这里是三个半人一匹马，对中国当代战争文学而言可谓功莫大焉!

二

       西 元：我觉得，徐先生能够写出这么多鲜活的人物，与他是历史的亲历者分不开。比如，小说中提到当时的军事指挥员有“四大件”，曹水儿打人字形的三副绑腿，不是亲身经历谁又会知道？再比如，徐先生如数家珍地介绍只有高级军事指挥员才有勃朗宁M1906，说它是“对面笑”，这种叫法怕是那些闭门造车的作家想破了脑袋也编不出来的吧。比如说千里挺进大别山这一壮举，在过去，我们只看到其豪迈的一面，而没看到其中付出的惨烈代价。队伍进入大别山之后，除保留几支主力外，其余部队必须拆成小股变成工作队进驻到村子里。敌情严峻，小股部队从不敢在同一个地方住两夜。徐先生当时已由宣传队员转为区武工队长，带领一支小分队打游击。作品中写到的那支工作队进驻村里的第一晚就被地方团练武装围攻，七名女同志被俘、其余全部牺牲的那场战斗就是他自己的经历。

       朱向前：《牵风记》厉害就厉害在它是主任亲身经历，其中每个人、每个故事特別是细节，都隐约有当年的影子，这些东西经过半个多世纪而不能忘怀。《牵风记》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妻子于增湘”，我们就禁不住会联想，汪可逾这个人物有多少是比照着主任的妻子来写的呢？还有曹水儿、齐竞这些人，又是杂取哪些原型呢？《牵风记》有很多地方写得很出跳，也很玄，但之所以立得住，原因就在于它是亲身经历过的，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现在的战争小说绝大部分来源于采访、史料，再加上一些战争电影、电视的参考，作家基本上是靠想象来写，细节的扎实和《牵风记》真没法比。

       西 元：我写过一系列战争小说，也曾写过专门的文章来谈精神、想象、情感对于战争小说的重要性。比如，《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没有战争经历，他们的战争小说却流芳百世。但是，《牵风记》给了我极大的触动，这里面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是真家伙，就好比曹雪芹写《红楼梦》，连一个药方、一个器具都是真的。所以说，“真”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薄薄的一本《牵风记》沉甸甸的，分量就在一个“真”字。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但今后得通过各种办法、各种渠道尽可能地逼近一个“真”字。

       朱向前：接下来，我想谈谈《牵风记》所表现的美对战争的超越。在主任笔下，汪可逾和宋琴就是美的化身，前者冰清玉洁，不容亵渎；后者历史久远，脆若琴弦，既是具体的又是形而上的。主任在二者身上都倾注了极大的情感和心血。精雕细琢地创制，小心翼翼地呵护，虽然她们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但她们高洁华贵的形象却超越战火，深深地烙进了我们的脑海。主任仿佛有一个强烈的意图，就是把美灌溉到充满血色的战争历史里，在残酷、血腥、惨烈的战争现实中，顽强而且不失张扬地晕染着一道一道美丽的景色。他带着一丝温暖、一丝呵护、一丝沉情凝视那段巨大的历史，并且把其中的情意化作美传达出来，我觉得，这就是《牵风记》的过人之处！

       西 元：《牵风记》有着非常强烈的哲思意味。但徐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自己的一套艺术化的哲思语言，不去直接谈哲学、谈思想，而是把哲思融入到具象当中去。

       朱向前：《牵风记》不算是悲剧性战争小说，但主任却把其中的人与事写得血色而又唯美，并且让美的形象与力量超越战争。汪可逾的小名叫“纸团儿”，并确定是汪可逾的父亲所写“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会逐渐逐渐平展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纸。人，一生一世的全过程，亦应作如是观”。毁灭就是把一团纸揉皱了，又让它回复为一张纸吗？对于哲思的理解实在是因人而异的事情，一千个人读《红楼梦》就可能有一千个解释。同时，对于《牵风记》的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读到它，会有更多的理解出现。但无论如何，我相信《牵风记》都是在战争与美这个主题下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让后人给出答案。

三

       朱向前：雷达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写过一篇《徐怀中风格论》，认为人性、情感、革命人道主义激情一直以来是徐怀中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今天我们看《牵风记》，仍然感觉到主任的这种坚持，而且是始终不渝的坚持。他不是把人性作为一种政治批判的手段来有选择地使用，而是认为它本来就扎根于人的内心，是属于文学艺术本质范畴的东西。

       接下来，我就想谈谈《牵风记》里的战争与爱情。孟子云，食色性也。战争环境中就更凸显了军人与异性之爱的矛盾，一方面是严厉的军纪，一方面是压抑的欲望，这一对矛盾自然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场。应该说这也是个禁区，过去少有人涉足，即便涉足也是躲躲闪闪，瞻前顾后。其实，战争年代的军队里大多是没结过婚的年轻后生，连女人都没碰过。更何况大仗恶仗一个接着一个，今日生明日死，许多小伙子直到牺牲都还是处子。因此，异性之爱往往就成为一个年轻战士的生前夙愿。曹水儿这类人物，军中不乏其人，即便分析传闻中的心理层面，也是真实鲜活地呈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对此，主任处理得也很有分寸。

       西 元：同时，徐先生又能把爱情写得自然而唯美。这个特点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当中自有其脉络，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在《牵风记》中当数汪可逾。她既是革命者，又一直保持着一派天真懵懂的气质。比如，当她听到“七八个洞的没马骑，一个洞的有马骑”这句话时，没有感到受了侮辱，而是想了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哈哈大笑着走掉了。再比如，当汪可逾行军过后累到了极点，裸体睡在门板上后，早起的旅参谋长齐竞鬼使神差地给她拍了照片。她醒来发现之后也没觉得难堪或发怒，而是和齐竞讨论起了摄影问题，还向他索要照片，想保留下来。

       朱向前：齐竞与汪可逾的爱情在《牵风记》中占有重要的戏份。齐竞不同于其他军事干部，他能打仗又有文化，作起报告洋洋洒洒，很有感召力。比如这一段：“同志哥！你把耳朵贴着大地仔细去听，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千里跃进的脚步，已经听到了天下此兴彼落的历史足音！我们每一个指战员，包括我在内，都要凭心问一问自己，釜底抽薪，你怕不怕烫手？你怕不怕在一千度两千度的白热化斗争中，来考验自己来锻造自己？”听一听，多么具有鼓动性！汪可逾也自然很仰慕这位文武全才。她不仅能把齐竞的演讲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还用自己“笔劲洞达美而韵，书贵瘦硬方通神”的书法把其中几段写在了墙上，使得宣传标语成了书法展览。齐竞“逐一观赏了三面灰墙，实际是他出的底稿，由汪可逾抄录上去，两人通力合作，成就了这样一次盛举，颇有些莲开并蒂双骏并行的意思，他内心甚感满足”。你看，两人没有一句表白，却用书法暗通款曲，老爷子写得多妙！

       但两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也直接导致他们后来分道扬镳。汪可逾被当地团练武装俘虏，被解救后齐竞去看望她，最关心的竟然是她有没有被污辱，还是不是处女。中国传统的男人中心论暴露无遗，留学过日本也无济于事，一个初夜权就把他打倒了。而汪可逾却因此被激怒，对齐竞说：“我从内心看不起你！”但汪可逾也因此遭受了生理与精神的双重重创，久病成疾，直至在红军洞中去世。老爷子似乎有意要把汪可逾写成仙女一般的人物，容不得半点玷污。

       从当时的汪可逾和后来的齐竞的内心来看，这已经超越了性，是精感与精神层面的更高追索。

       西 元：在有些地方，《牵风记》甚至采取非常夸张的手法。比如野战军为了迷惑国民党的军事决策，佯装北渡黄河的那一节。当时，黄河上风高浪急，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在轰炸，渡江船只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汪可逾带着一百多名妇女坐第一只船过河，为了让大家在落水以后有更多生还机会，她命令船上所有的人脱掉衣服，赤裸着过河。这条载着一百多名裸女的船在黄河上劈波斩浪，形成了一道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风景。我想，但凡看过《牵风记》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画面，它也必将长久地留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引起人们无限遐想。

四

       朱向前：在当代军旅文学中，主任是为数不多几个能把战争小说写出美感，并且形成了自己标志性风格的作家。我们大致可以把他过去的总体创作风格概括为深情隽永。但《牵风记》发生了重大突破，更有重量、更有力度、更加凝炼，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空灵雄奇。

       《牵风记》的语言空灵而老到，这是主任一贯的风格。你看这一段：

       几乎就是在临街的院门口，我们九旅天字第一号首长明火执杖地捧起女文化教员小汪的脸儿，打劫去了一个炽热的吻。

       汪可逾缓缓睁开了双眼，一副再也无法忍耐的样子：“每一次都需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吗？”

       这里，老爷子用“打劫”这个词，一下子就把齐竞出人意料的大胆出其不意写出来了。而汪可逾的一句“每一次都需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吗”，则把她的天真懵懂幽默地表露无遗。应该说，主任的语言不是为空灵而空灵，并不追求把每句话都写到极致。但他会选择恰当的时机，或者在看似不经意的一瞬间，用上一个词，留下一句话，一下子把你带入新的境界。这才是空灵与老到的精髓。

       我记得他曾多次说过，每次开始创作之前，都要先读一读孙犁的作品，在其文字和味道中熏一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主任的创作可以从孙犁、汪曾祺上溯到沈从文。但他的人生经历更丰富，从文工团员到将军部长，亦文亦武，跌宕起伏，这也是别人所不能比拟的。所以主任和他们完全冲淡平和的风格又不尽相同，他有多次出生入死的战场人生积淀为支撑，使得《牵风记》一举从冲淡平和的传统一脉中突围出来，有了新的气象。

       西 元：我觉得这种美学上的突围不仅仅与徐先生的人生经历有关，也是战争小说内在的必然逻辑决定的。鲜血、爆炸、死亡、呐喊那些很惨烈的东西真的能写成一种淡吗？比如，那个小春壶被活埋的场景，该怎样写得淡呢？如果不能，战争小说势必要突破这个淡的美学传统，进而寻求另外一些新的美学来表达。因此，《牵风记》的美学突破是一种必然。

       朱向前：从总体风格走向上看，《牵风记》的前半部与后半部有个巨大的升华过程。具体讲，前半部写得比较实，而后半部写得比较玄；前半部倾向于远淡，后半部倾向于奇峻；前半部重于形而下，而后半部突出形而上。这个转变过程给人的反差非常强烈，很有点从平原登上泰山顶峰的感觉。

       西 元：我觉得徐先生很会造境，境界出来了，美感也就出来了。而且他所造的大多是奇境，超出一般人想象，所以我们看到的也大都是奇美。这在《牵风记》的后半部体现得淋漓尽致。莽莽群山中的红军洞就是神来之笔，它神秘、宏大，又气象万千，一下子就把超拔奇峻的氛围营造出来了。看似在写环境，实则是造意境，意在言外，举重若轻。

       还比如，汪可逾牺牲后，其遗体留在红军洞中，栩栩如生呈现出类似高僧大德坐化后的样子。更不可思议的是，“滩枣”还背着遗体走出红军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奄奄一息的老军马驮着遗体行走在茫茫大山之中的景象，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一具栩栩如生的遗体立在银杏树洞的样子，真是既空灵又肃穆。

       朱向前：说到这儿，我们大致把《牵风记》方方面面的特点捋了一遍。这是它给我们的收获。但另一方面，我还有点困惑。一个出自曹水儿与汪可逾在群山中寻找藏身之地那一节。曹水儿对汪可逾简直可以说是奉若神明，没有半点轻浮举动。可依据这个人物的性格，又似乎有点不合逻辑。传闻中对性事那么渴望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唯独对汪可逾没有非分之想呢？你可以说，曹水儿这么做是出于对齐竞的忠诚，但这种说法也不能完全说服人，我觉得这中间至少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让我来写，我就要把这个转变交代得合情合理，而且要出戏。第二个困惑在于汪可逾肉身不腐那一节。这个过程或许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可以做到，但实在过于奇巧。汪可逾似乎有意在这么做，临死前不吃不喝，把自己的身体排干净。可是她这么做又为了什么呢？她会想到自己死后，遗体被老马带走并且站在大银杏树洞吗？第三个困惑是对后半部的整体感受。就是说，从前半部到后半部这个转变过程太剧烈，仿佛刚才还在平原上，几个箭步就上了泰山顶。从实到玄的过程有点太快，有些玄之又玄的感觉。

       西 元：我觉得您的三个困惑其实是一个困惑。《牵风记》确是有一个从楷书到草书的转变过程。就像一幅书法，开始时还注意交代形迹，等渐入佳境之后，便从写形转入写意。《牵风记》后半部基本上就是在写意，在全力实现美学上的突围。这个时候，必然会牺牲许多故事细节的交代。我觉得，写形与写意很难两全，在此不必过于追究。

       朱向前：主任一直是个探索雄心不老的人。新世纪初年，他在《人民文学》相继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或许你见过日出》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让人们吃惊不小，我曾说，如果蒙上作者的名字，你就是猜上一百个名字，也猜不到徐怀中头上。《牵风记》也是如此，这部作品写得雄奇，写得大胆，写得出其不意，给了我们无尽启示。那些不完全、不尽情之处，倒也给我们留下了浓浓的余味，留下了深深的魅惑，留下了无尽的思索。或许，这正是老爷子所追求的效果，换个角度看，这也才是一部杰出作品所应有的特质。老爷子跟我说过：这一部作品中，我把这一生对人生、对战争的很多思考都融进去了，但我也不点破，让读者自己去看，你看出三分就三分，你看出五分就五分……这又何尝不是老爷子的一种高度自信？其实，作品的后半部分，曹水儿和汪可逾在大别山的腹地——或曰主峰——智躲山火、勇歼强敌，直至在大溶洞中辗转腾挪，甚至包括“滩枣”的神龙见首不见尾，都氤氲着一层奇幻的色彩，在战火硝烟中闪耀着人性的纯洁与高华，展示出生命的柔软与坚韧，满纸弥散着朝露般清新的生命气象。这是作品精心营造的一座精神主峰，又何尝不是当代战争文学的一座高峰？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牵风记》的问世将当代军旅文学的某些向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必将对今后的军旅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 元：能够在《牵风记》发表之前就读到它，并且与您进行这次很有启发性的对话，我很荣幸。我觉得，我不仅是读了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也是在审视和理解一位九十岁高龄老人深邃而辽阔的内心世界。我受到了震撼，也领悟了许多东西，对我个人今后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让我向徐怀中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