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其父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曾出任过小学校长等多种职务，是呼兰教育界的重要人物。其母姜玉兰1918年病故，其父续弦梁亚兰，对于萧红兄妹三人感情冷淡。萧红于是寄养在祖父张维祯家中。但是，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萧红对于传统家庭充满了排斥。由于不满父亲包办婚姻，迫使她嫁给呼兰县驻军邦统之子王恩甲，决定离家出走到北京求学，但受制于经济原因，不得不与家庭妥协，又被王恩甲胁迫，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不归路。其所撰写的《生死场》，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揄扬，并为其亲自作序，胡风为其撰写后记，并高度评价了她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在感情纠葛期间，萧红写就了《呼兰河传》、《纪念鲁迅先生》等多篇佳作。1942年，萧红病逝于香港，年仅三十一岁。

      萧红的两篇重要的代表作《生死场》与《呼兰河传》，从文风上看，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对于农民愚昧的生活描写，可以看出她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呼兰河传》中，也能看出受到鲁迅《朝花夕拾》等一系列回忆文章的描写。当然，我们不能说萧红就是女版的鲁迅，而是应该从萧红的视角中，看待整个东北的乡村生活。

      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对于乡村中妇女生活的描写，让人怵目惊心。

      金枝和男人接触过三次：第一次还是在两个月以前，可是那时母亲什么也不知道，直到昨天筐子落到打柴人手里，母亲算是渺渺茫茫的猜度着一些。

      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的地方更明显。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栗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王婆用麦草揩着她的身子，最后用一块湿布为她擦着。

      五姑姑在背后把她抱起来，当擦臀部下时，王婆觉得有小小白色的东西落到手上，会蠕行似地，，借着火盆边的火光去细看，知道那是一些小蛆虫，她知道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虫在那里活跃。月英的身体将变成小虫们的洞穴！

      在萧红笔下，女性的爱欲伴随着苦痛，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萧红不幸的婚姻与命运。也许，只有在萧红的笔下，才能透彻出妇女因为爱欲而感受到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苦痛。而造成他们苦痛的人，恰恰就是身边的世界。

      除了对于女性生死爱欲的描写外，我们也应该了解，这部小说对于日本侵略的揭露。生活在东北的人民，不仅要受到地主阶级的压迫，而且还要忍受来自于侵略者残酷的抢劫与强奸。这对于日本与伪满洲所宣扬的“王道乐土”，无疑是无情的鞭挞。

      村中添设出异样的风光，日本旗子，日本兵。人们开始讲究这一些：“王道”啦！日“满”亲善啦！快有“真龙天子”啦！

      在“王道”之下，村中的废田多起来，人们在广场上忧郁着徘徊。

      在日本的侵略下，原本已经饱受欺凌的金枝，被迫离开故乡到城市乞讨为生。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一元钱被迫出卖肉体，从身心上受到了双重的侮辱。周大娘也一定知道金枝赚到钱了，因为每个新来的第一次“赚钱”都是过分的羞恨。羞恨摧毁她，忽然患着传染病一般。尽管如此，金枝还是冒着风险，将这一元钱带回家。在路上，萧红借助金枝之口，表达了对于旧社会与日本侵略者的忿恨：“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在萧红四海漂泊阶段，她接连收到祖父和鲁迅先生的死讯，这让她痛不欲生。也许只有在与祖父和鲁迅生活时，萧红才感受到短暂的温暖和幸福。而这幸福和温暖实在是太短暂了，祖父和鲁迅的逝世，让萧红写下了《祖父死了的时候》和《纪念鲁迅先生》。

      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躺在那里。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可是怎样看呢！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胡子、眼睛和嘴，都不会动了，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手也没有感觉了。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

      对于祖父逝世，这种略带冷静的描写，让人感觉到一种无言的悲痛，一种强忍的悲痛，一种难言的悲痛。怀着这种悲痛，萧红写下了《呼兰河传》，来纪念与祖父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不过，在那部回忆体小说中，萧红依然对于家乡愚昧生活的刻画。相比而言，对于鲁迅的纪念，却充满了亮色。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儿个吗？”

      这种亮色背后，却依然是压抑着的悲痛。在写给萧军的信中，萧红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鲁迅逝世的悲痛之情。“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在萧红短暂的一生中，创作出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名篇，这固然深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是我个人感觉到萧红小说中特有的意象。在《生死场》之前，她就撰写过《王阿嫂的死》，在其中就充满了爱欲与生死的描述，特别是王阿嫂因难产死在自家床上，鲜血与尸体形成触目的意象。这个意象，在《生死场》中也反复以各种形式出现。这既代表了女性被男权欺压，又同样受到来自于地主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压迫。爱欲本身就是一种致死的压迫，萧红笔下的妇女，往往身处病榻之上，鲜血和疾病塑造出另外一个中国形象。

      当然，必须说萧红的小说，既包含了五四反传统的写作风格，又充满了独特的女性视角，如果仅仅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固然能够得出一些判断。但是，我想萧红是否将自身的经历，通过小说进行了无声的控诉——在被王恩甲囚禁在旅社期间，她既要受到蹂躏，又要面对老板的催逼。在香港期间，萧红辗转在医院病榻上，是否也暗示了小说与现实的联系呢？最令我折服的，非萧红直面岁月荒凉的勇气莫属。面对血淋林的人生，她不是鲁迅笔下真的猛士，反而只是一名冷眼旁观者，但她并非麻木不仁，而是因为她对他们的苦无能为力。所以她只能用她那看似冷漠的笔，写出女性最大的悲悯——她同情所有受苦的人，于是她把他们的血和泪，都化成了一滴滴墨水，变成一个个文字，让这些苦难在时光的纸上获得了永恒。

      说实话，即便已经看完《萧红全集》，我仍然觉得我还没有读懂萧红，总觉得她是那么的亲近，但又非常的遥远。就像那晴朗天空下的远山，看着很近，却没那么轻易抵达。因此在看她的作品的时候，也是感觉看的越多，不懂的也就越多。她就像那《琵琶行》中的琵琶女，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每当试图去理解她的时候，她却悄悄离得越来越远……或许，她需要的并不是身后有千千万万的追随者，她只要一个可以手挽手一起闭目听风声的人。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她终其一生都没有遇到，着实令人叹惋哀惜。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即便因为患疾孤独卧床，她依旧没有停笔，而是写下了望穿秋水亦望不到尽头的《呼兰河传》。在那本书中，她写出了那么多的生活辛酸，但她仍旧想和呼兰河城的人们一样，在这个早已干燥且处处萎败的世界，用自己细弱的瘦肩担当时光的重负。因此即便是临终之时，已经被切开喉管口不能言的她还在疾呼：……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然后岁月终究无情，就是这样心有不甘又才华横溢的萧红，31岁就离尘世而去。但她留下的那些质朴得感动无数人的文字，却真实还原了她的生活和灵魂。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喜欢上萧红的作品的原因，因为她的这些用心灵和生命写就的作品，已经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让我仿佛看见她就站着我面前，与我诉说她见到的那些世事。就像某人（忘了是谁）说的那样：如果你想永远年轻，那就去写一部伟大的作品吧！她的《生死场》，对中国底层卑微生命的无限悲悯、，以及对屈辱女性命运的感同身受，使我们惊叹于她这样一个柔弱女子的坚忍。她的临终绝笔《呼兰河传》，更是她的一曲生命的挽歌，那些对故乡的深情回忆文字，如梦一般美丽，却又如现实一般残酷，令人绝望和悲哀，而她的《回忆鲁迅先生》则是所有写鲁迅的文字中最好的，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普通人间情感，温柔可亲的不一样的鲁迅。这样一个充满灵性的女子，却只活了三十一岁，而且是一个人孤独的死在异乡冰冷的医院里。她在临终时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这话，令人听之落泪。她作品中的那些女子的命运，还有她自己短暂的一生，都无不证实了她最后这句绝望悲苦的话 她曾被鲁迅赞为“当今中国很有前途的女作家”，被柳亚子誉为有“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但在生命的黄金时代却悄然凋零，为后人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以及未完成的《马伯乐》等近百万用血书写的灼热文字。

      1935年11月5日，萧红和萧军收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封短笺，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做客。

      刘 兄

      悄吟太太：

      我想在礼拜三（十一月六日）下午五点钟，在书店等候，您们俩先去逛公园之后，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里吃夜饭。

      专此，即祝

      俪祉。

      豫上

      十一月四日

      收到这封信，两萧的心情自然是激动的。1935年11月6日，他们如约赴了鲁迅先生的家宴。这是他们第一次到鲁迅先生家做客。当时鲁迅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一栋二楼一底（共计三层）上海一般性的弄堂房子。第一层是客厅、饭厅兼厨房；第二层是鲁迅先生的工作室兼卧室，三层为藏书室。

      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吃得很多，和鲁迅、许广平先生也聊得很晚。他们谈了很多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9点钟、10点钟而后到11点钟。他们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早点休息，但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他们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会，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只上楼去了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过了11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玻璃窗上。萧红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下着雨，他们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走，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一再说再坐一下：“12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12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边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送到铁门外不可。一直送到弄堂口，指点着弄堂门口边，镶在电灯外面，写在一片毛玻璃上的一个大“茶”字说：“记住这个‘茶’字，下次来就不会找错门了。”这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吃茶店。上海的弄堂房子建造得几乎一模一样，如果忘记了门牌号数，是容易走错的。所以鲁迅先生将自己寓所的特征指点着告诉他们，从此，他们进入了鲁迅最信任的朋友圈子。

      认识鲁迅的家以后，萧军和萧红就经常到鲁迅先生家去玩。有时胡风也去了，鲁迅先生就留他们一起在家里吃饭。有一次，大家聊得高兴，出来时夜已深了。他们虽然坐上了电车，但半路车就不走了。他们三个穷作家，坐不起黄包车，就沿着爱多亚路一直走去。萧红虽是女性，身体很病弱，但也不肯示弱，非要和胡风赛跑。他们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奔跑说笑，直到法租界才分手。事后，萧红把这件事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立即给胡风写了一封信，劝告他们以后不要在马路上奔跑，以免引起巡捕的注意，惹出麻烦。

      11月14日，鲁迅先生看完了《生死场》的校样，把它交给胡风。晚上为《生死场》写了序文，于次日寄给萧军。鲁迅用红笔，恭楷逐字逐句地改正了《生死场》校样上的错字，又改动了一点格式。这种认真的精神使萧红很感动，立即写信向鲁迅先生诉说了自己的感受。11月16日，鲁迅先生回信说：“校出了几个错字，为什么这么吃惊？我曾经做过杂志的校对，经验也比较的多，能校是自然的，但因为看得太快，也许还有错字。”鲁迅先生对于青年作者也不是一味地袒护，真诚的批评也是一种爱护。在这封信里，他写道：“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作序文是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得弯曲一点。”萧红对自己的作品并不十分自信，便在信中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问老王婆是否写得太鬼气。鲁迅在回信中说：“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鬼气。”鲁迅为《生死场》作的序言，大概是许广平先生代为抄写的，所以上面没有鲁迅先生的亲笔签名。萧红见萧军和叶紫都有，便也向鲁迅先生要签名。鲁迅写了寄给她，并在信中说：“我不大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小说采取了萧红早期惯用的“第三人称零度聚焦”视角，共17章，描叙了在日寇的侵略蹂躏下东北农村百姓生不如死、如牲畜般无意义地循环往复的生活，他们“像牛马一样，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20世纪30年代似乎已经被忘却的历史惰性被重提。该作品在前部分的叙事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叙事形态既不是那种先后有序、首尾相接的故事情节似的，也不是散乱无序、错综复杂的立体结构式的，而是一个以季节为叙事时间单元、基本按时序变化排列组合的场景。这种以季节为叙事单元的结构，把乡土社会生活内容的单调性、生活节奏的缓慢性，以及农民在自然面前的被动性都有力地突显出来。以季节为时间单位，正是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的特点。在那里精神生活是极为匾乏的，只有变动着的季节规约和支配着人们的种种习惯性行为，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冬天，女人们像松树子那样容易结聚”。潜隐于这些情景背后的，则是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滞重性与不变性。循环历史观是传统的，亦象征了追求永恒与理性的男权。在这个愚昧的村庄里，女人不仅要受国难的苦，还难逃男性的压迫。在文中集中体现在第六节《刑罚的日子》，除了直接描写以外，还大量通过男人对怀孕女人的炎凉态度衬托女性分娩的痛苦与无奈，他们对女人拳脚相加，怒斥女人由于身孕怠慢了家务，甚至在女人临产前还强暴了女人。

      小说对于人们盲目繁衍进行了嘲讽，如开头先铺叙春天万物复苏，“叶子上树”，“花也上树了”，“小狗生出来”，在尚为含蓄的比兴后是“全村忙着生产”，接着写母猪的多产，然后接转至五姑姑的姐姐的生产，可见在这里，女人的生产是多么无知愚昧，正如书中提到“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结尾处又提到了猪，在一场惊险而平庸的接生过后，“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猪在文中是一个独特的意象，作者大胆而创新地用其类比女人，猪必要而不重要，既是必不可少的牲畜，却也是最肮脏最低贱的牲畜，不比狗可以看家，马可以行路，牛可以犁地，它不具备农业生产功能，纯粹是“消费型所有物”，它存在唯一的价值便是被吃掉（消费），正如女人在传统社会里没有任何生产性、创造性功用一样，“主内”的家庭价值为社会所忽视，毕竟仅供给一个家庭内部消费，谈何认可与尊重。女人的生命是如此卑微，却要以脆弱的身躯承担生育这样繁重而平庸的任务，一次次地经历刑罚，这样的苦难暗无天日，萧红抓住了女人最共通的悲剧。作为亲身体验过生育痛苦的女人，萧红成功地将“作者经验”转化为“经验作者”，在文中以冷峻的第三人称视角炽热地喊出女性的冤屈。正如戴锦华与孟悦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指出：女性的经验成为萧红洞视乡土生活和乡土历史本质的起点，也构成了她想像的方式，当萧红把女性生育视为一场无谓的苦难时，她已经在运用一种同女性经验密切相关的想像——象喻、隐喻及明喻。

      语言上，散文化叙事风格已初见端倪，全文罕见成语或是诗词歌赋的引用，几乎没有长句，即便是如此沉痛的题材亦使用了较童稚化的语言，提到女人时多使用“着”字，如“金枝被男人朦胧着了”。这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并非是由于萧红对于典雅成熟的文风力有未逮，而是她有意为之。自古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的主导，语言的规则也是按照男性范式设定的。萧红反其道而行之，作为被边缘化的女性，她要使用边缘化的语言来进行女性抒写。

      ……

      《生死场》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跃成为著名的左翼抗日作家。鲁迅在序言中，给予她的创作以很高的评价：“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与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鲁迅先生的评价，无疑道出了《生死场》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同时，也说出了自己阅读的感受，“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地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部分萧红的作品，包括《生死场》、《呼兰河传》和她的选集。

      一部诗意的散文化小说, 儿童视角与第三人称零度聚焦视角混合使用（前者为明用，后者暗用，穿插其中），看似云淡风轻地为愚昧而苦难的呼兰河人唱了一阕挽歌。作为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抒发了对家乡既怀念又厌嫌的矛盾情感，她憎恶家乡封建礼教的愚昧与荼毒，向往自由与科学，但是这种庸俗甚至恶俗亦能给人以安全感，解放了独立思考的压力，隐含现代人对于“祛魅前的世界”的留恋。作为最受压迫的女性，加之自幼便存在的各类道德行为的规训，呼兰河的女人们当然不知自由平等为何物，鬼神是她们的精神寄托，是她们渴望自我实现的缩影。她们是麻木的，可恨亦可怜。集中体现女性主义思想的莫非第五章关于小团圆媳妇的故事，这个大方的“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只十二岁的少女因不服婆婆管教竟被老胡一家人折磨致死，除了骂打抽烫的各式虐待之外，害死她的还有各种各样荒谬的治病方法，她的悲剧是必然的，除了父权的压迫外还有迷信的危害。对小团圆媳妇痛下毒手的是她的婆婆，明明都是女人，婆婆却要欺压媳妇，将自己当年做媳妇时受的气发泄出来，如此循环往复，弱者非但不抱团取暖反而互相残杀，善良大方遭到扼杀，逼得女人只能回归家庭，这既是男权主导社会对于女性压迫的结果，也有女性自身的视野局限，萧红在书中提出了妇女的问题，不同于20年代的丁玲、庐隐等人对于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学生的灵魂拷问，萧红将自己的目光对准了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也践行了她“将自己看作大众里的一员”的文学创作观。

      198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波萧红热。1981年，黑龙江省举办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活动，大学也开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当时给萧红贴上了“左翼作家”的标签。

      1980年代对萧红的研究，主要是搞些纪念活动，研究成果并不高，主要集中于萧红的生平研究，尤其是萧红的情史受到了广泛关注，当时出版了大批萧红的传记。1949年后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萧红传记是肖凤的《萧红传》，后来丁言昭又出了好几个版本的萧红新传。其中葛浩文的《萧红传》是最受关注的，它的学术性非常强，这本书写于1974年，那时大陆还无人研究萧红。肖凤和丁言昭的传记中，对萧红文学作品的评析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她的生平，而葛浩文的《萧红传》则更多集中在评析萧红的文学成就。台湾的作家谢霜天出版了以萧红为主角的长篇小说《梦回呼兰河》。香港当时也有两个版本的萧红传记出版。

      大陆不断召开关于萧红的国际研讨会，在呼兰成立了“呼兰河萧红研究会”，萧红故居纪念馆开馆，哈尔滨出版社推出了两个版本的《萧红全集》，黑龙江电视台拍摄了《萧红》的5集电视连续剧，电台还制作了广播剧《萧红》，连环画《生死场》、《呼兰河传》获得了全国连环画的银奖、金奖。可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期间，整个大陆、香港、台湾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萧红热。萧红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她和萧军都还不是作家，两人都没有生存能力，他们不是一般的“贫困”，而是整日流浪，连食粥都无可能，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生存的人，如何去照顾孩子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孩子就算留在身边，也可能因为没钱喂养导致孩子夭折。在章海宁看来，当时将第一个孩子送走，为他找一户好人家，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在第一个孩子生下不久，萧红写作了一篇自传性作品《弃儿》，在这篇文章中，她描写了她在医院的矛盾、痛苦、悔恨、不舍和无奈。从种种细节推断，萧红舍弃第一个孩子，确为当时迫不得已。

      萧红临死前，她曾对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说，让他们从香港回去后，找到第一个孩子。弥留之际，她说“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而作家舒群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有次萧红站在儿童服装店前停了好一会儿，走开之后对舒群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在，现在也有这么高了，边说边和舒群比划高度。

      第二个孩子的死，也是萧红研究中的一个谜，孩子怎么死的，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这是个男婴，又白又胖，但是生下来三天，孩子就死了。医院没有医疗档案可查，据说萧红本人对这个孩子的死的反应很冷淡，并且阻止白朗去找大夫理论。还有一种说法是，孩子死的前一天，萧红以牙痛为由，向白朗要过一种德国产的强力止痛片“加当片”，认为孩子是被她亲手毒死的。

      萧红生产是在重庆白沙镇，虽然该地有很多文化人，但卫生条件很差。章海宁说，由于条件太差，当时晚上很少有第二个产妇在那，有没有值班医生也不得而知。萧红分娩时自己本身在发烧，孩子是否受到了感染，是否夜里发烧，有没有医生抢救，都不知道。很有可能这个孩子就是病死的。

      季红真则说，这个孩子的生死其实是不明的。“所谓死，是萧红告知白朗的，当时只有白朗在她身边。但是，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显示死婴，连医生都没有看见，萧红是怎么处理这个死婴的？她的身体一向虚弱，产后第三天更是疲弱不堪，为了避免产后感染，她还在输消炎的药物，她哪有力气处理孩子呢？”因此，季红真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也被送人了。“一个男孩儿是很容易被送出去的，而且萧红一开始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和萧军情变之后，她不愿意为萧军留下孩子，成为萧军来纠缠的借口。”首先要强调的是谈论萧红是否被低估，并不是要将作家们在文学史上排座次。文学史有两种，一是专家书写的文学史，是受到作者种种主观因素制约的。另一种是读者书写的文学史，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心灵流淌的艺术精神。目前网上关于萧红的信息有几十万条，全部有褒无贬，这是一个没有恶评的作家，但是，目前没有一部正史列出专章来论述萧红。而我所努力做的工作，是把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家来研究，探讨她如何被历史所塑造，又如何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也就是她的心灵与历史互动的奥秘。这也是我着手研究萧红，写《萧红传》的原因。

      而林贤治的看法则是，即便是最极端的猜测，认为就是萧红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一个简直失去了生存权利的人。“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竟然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让你这样的女人流泪，是所有男人的罪过。”

      这是萧军在第一次见到萧红时说的话，只这一句，就让萧红以内心最真挚的爱恋追随了他一辈子，即使是后来离开而选择了端木蕻良。在萧红人生里最灰暗的时刻，萧军像是一位从天而降的神般拯救了她。少年的时候看《仙履奇缘》，紫霞仙子在将死的时候说：有一天，我的意中人会驾着七彩祥云来娶我。我想，那时的萧军在萧红的眼里必定是那个驾着七彩祥云的天神般的人物，他拯救她于水火之中，这种拯救不只是救了她的命，更是救了她无处安放的爱。她从小就缺乏爱，母亲的早逝，与父亲的矛盾，让她始终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温情，直到后来祖父的离世，她似乎是完全的挣脱了家庭，从形体到内心。人们都以为缺爱的人，在以后的人生中会不断的找寻爱，而实际上恰恰相反，一个缺爱的人往往是不遗余力的将他的爱给予她爱的人，只是奉献，不求回报。萧红即是如此。在她与萧军生活的六年里，她有无数个离开他的理由，他的暴虐、他的滥情、他的冲动、他们的生活的极度的动荡与贫困……从一开始就在折磨她孱弱的身体和千疮百孔的心，这样的生活换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承受，但是她承受了六年，因为她爱他，无论她因为那爱有多么痛苦，她都愿意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爱，并默默的咽下那“爱的苦杯”。假若未曾真正的爱过一个人，谁能理解这样的承重的爱情。

      与端木蕻良的相遇，似乎又是一个被拯救的过程。端木带她离开了萧军，并给了她妻子的名分，那时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就像当初她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随了萧军一样，总是在她身上笼罩着母性的光辉时，那些男人就开始义无反顾的爱她。端木觉得她过去的不幸全都是因为她跟过的那些男人都没有给过她正式的婚礼与名分，他要让她从此摆脱那些不幸，于是给了她隆重的婚礼。端木一直被后人诟病后来在香港对萧红的不负责任，但是仅仅是那场顶住众多压力的婚礼，就让我觉得端木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即使是忽略掉战乱纷争的社会环境，他也依然算得上是一个勇于为自己的爱人承担责任的人。在战火四起的年代，跟着端木依然一次爱的漫长的征程……

      人的一生总会遇见一些改变自己的人，有的人会拯救你于水火之中，有的人会毁掉你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善意与信任，但是很多事情要越过岁月的山长水远去看，才会看清其实谁也没救你、谁也没毁你，救你的毁你的，都只是自己的内心对于爱的过度的阐释。她太渴望来自于他人的爱，所以总是在别人爱她时，就毫不犹豫的将自己的爱提前的过分透支出去，企图换回同等的或者仅仅是多一点点的爱，但是这爱太承重了，压坏了她自己。

      爱的缺憾和恨的不能，大约是萧红的人生悲情的缘起。她无法彻底的得到她想要的爱，却又无力或者不愿去恨那些她爱的人，于是只有在爱不能和恨不能中煎熬自己。民国四大才女中，张爱玲的成长经历和萧红最像，但张爱玲或许活得洒脱得多。她用冷漠做了一张坚硬的壳，用毒辣的笔舌作为武器对这个世界报以一次又一次的冷嘲热讽，对于爱或者被爱，她已然放弃了追寻。而萧红她总是孜孜不倦的追求着爱，被爱或给予爱，于她都是人生的紧要的意义。必然的，她或许要比张爱玲痛苦得多，我只能说“或许”，因为有的人不轻易将自己的伤口展示给人看，这些人悄悄的咽下生命的苦，然后高傲的以凛然之姿活在世上，萧红无法做到，她无法用彻底的冷漠对抗这个她还想要索取温情的世界，所以在她的文字中，在那些平静的叙述里，总能读出一些人世的暖。相比起张爱玲的坚硬，萧红更像一个平凡的中国女人，只是她终究是不平凡的，如她自己所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只是因为她是个女人。所以她必将承受那些因为是女人而带来的痛和苦，并用那些痛和苦来成就自己。

      曾经看过一本书的评论——《这本书告诉我们中国的文艺女青年为什么得不到幸福》，评论者在最后说：但是文艺女青年都需要这样一场爱情，来满足我们内心对戏剧性的强烈渴望。像来自不同天空中两颗最明亮的星星，互相碰撞了，擦出了最耀眼的火光，然后陨灭，坠落于不同的角落。萧红的一生验证了文艺女青年对于戏剧性的渴望，于是她的一生都是在这种宿命般的戏剧性爱情里颠沛流离，却始终无法圆满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