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是我很关注的美女作家，我过去曾读过她的大量作品。2014年春节期间我又精读了她荣获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精美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久久放不下，心里有话要说，现写出以下读后感，就教与迟子建并读者诸君。

       中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是迟子建的出生之地，这里每年多半的时间白雪飘飘，漫长的冬季让人们只能蜗居在家，大人们伴随着炉火给孩子们讲述的也就是这片灵性土地上滋长的神话与传说。正是接受了这样的影响，迟子建小说中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往往带有神话的色彩。而且，在迟子建看来，“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一书中，众多的人物也正是这样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

       迟子建童年生活的山镇靠近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异族的风情对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给她的印象是：“他们游荡在山林中，就像一股活水，总是让人感受到那股蓬勃的生命激情。”在之前的写作中，迟子建也不止一次地写到了鄂伦春人的形象。例如长篇小说《树下》中“骑小白马的鄂伦春小伙子”，短篇小说《微风入林》中的猎人孟和哲、《伪满洲国》中的鄂伦春族群。在迟子建的文章中，他们是忠实勇敢的民族，知恩图报、热情豪爽，笃信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作为一位坚持以“轻灵的笔调”来化解生活中的“痛楚”和“伤痕”的作家，迟子建信奉“芳草——美好的品行不在都市里，不在物欲横行的世界里，不在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中，而在那自然的沼泽中，浩渺的江湖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小说中的鄂伦春人，不仅仅是作为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的形象出现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超越了民族的身份，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象征。与被泛滥的物欲和现代工业文明异化的都市人相比，作为“自然之子”的鄂伦春人是富有个性的生命，周身散发着神性光辉，代表着一种纯朴自然的完美人格。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这个鄂伦春人部落千百年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却也被无情卷入外界时代的变迁之中，最终由于现代文明的侵袭而结束了山林生活。整个故事由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妇人在一天的时间里，分为“清晨”、“正午”、“黄昏”以及尾声“半个月亮”四个部分进行讲述，可悲的是聆听者只有雨、火、族人搬迁时遗留下来的小物件、鹿皮口袋里值得回忆的小东西们。故事的开头是一个老妇人的自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在一篇访谈中，迟子建曾经用“悲凉”二字来形容她目睹了最后的鄂伦春人生存现状时的心情，一支苍凉的长歌有了这样一个低沉的开始，那股悲凉之气也被带入“我”的叙述之中，直至月亮升起。曾有论者对迟子建作为汉族人是否能够写成功一个鄂伦春族老妇人表示质疑，其实关键不是叙述内容是否严格符合史实，而是叙述者是否能够把握被拥夹在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冲突之间的鄂伦春人的内心的失落与挣扎。迟子建选择以女性作为叙述主体，通过女性细腻的感受，在当下和过去的时空中转换，展现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变迁，更有着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已逝美好的呼唤。

       在现代文学作品的描绘中，东北这块黑土地给读者的印象是一块苦寒之地，自然气候的恶劣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挣扎，其中的“悲情”几乎完全遮盖了“温情”的一面。作为一名对生活常怀敬畏和感恩之心的作家，迟子建的大量小说都是以东北的黑土地为背景进行的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更是将笔触伸到了生活在森林之中的鄂伦春人，同时，她把对于世俗生活、庸常人生的一贯热爱带入其中，进行的仍旧是富有诗意的写作。

       读迟子建的小说，会自然地发现：“迟子建又是细腻温暖的。她几乎不写闲愁闺怨，更别提风骚艳情，她的笔下，都是平常日子里的酸甜苦辣：吃饭、穿衣、写作、旅行。迟子建用丰沛的情感和朴素的思想拥抱生活，甚至用它们来包裹冰冷的死亡。”鄂伦春人居无定所地游荡在森林之中，远离文明社会，按照平常人的想象，他们应该是过得艰苦而又可怜，但是通过《额尔古纳河右岸》，人们发现了一个充满诗意的鄂伦春人的生活世界。为了方便游猎，鄂伦春人搭建轻便“希楞柱”来居住，顶尖处会留出排烟的通道，在晚上就仿佛是把明亮的星星当作了油灯擎在了上面。用桦树皮不仅可以做各种轻巧的容器，还可以做成船月夜出去打猎。男人会为心爱的女人磨制鹿骨项链，缝缀羽毛裙子。对于鄂伦春人热爱的驯鹿，迟子建有着更为诗意的描写：“我们的驯鹿，它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着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迟子建描写的只是鄂伦春人的日常生活，那种诗意荡漾的温情并非刻意拾取，因为在她看来：“……多样性的日常生活，当然会散发着人性中柔软、可人的气息。……那种温情的东西就会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探出头来。这种温情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稀释外部环境的荒蛮和残酷。”

       “月亮”作为富有诗意的意象反复出现在小说文本之中，与“月亮”有关的夜晚被常常谈及。月夜的出猎，在安静的湖泊上，望着天上、水里的两轮明净的月亮，“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死的随缘。当一头机灵的堪达罕在“我”面前死亡，尸体漂浮在湖水之上时，水中的月亮被搅碎成金色的残片，在“我”眼中天上的月亮也因这生命的逝去而变成了“黑月亮”。在半轮残缺但又明净的月亮下面，妮浩为偷驯鹿的少年做了法事，却丢失了自己未出世的孩子。“靠老宝”在“我”的心中就是一轮方形的月亮，照亮并温暖了“我”当时那颗灰暗而冷寂的心。小说的最后，升起的也是这样的半轮“莹白如玉”的月亮，月亮下是通往山外的道路，忧伤的“我”在月光中迎来了头鹿木库莲的回归。可以说由“月亮”营造出的不仅仅是一种忧伤凝静的氛围，更有着隐喻的象征意味，“月亮”的阴晴圆缺折射了“我”和“我”的部落中人的生活，暗含了生死的无常变化。叙述者以“半轮月亮”为尾声作为整个故事的结尾，在驯鹿回归之时分不清白色驯鹿和半轮月亮的区别，也是在“月亮”这一意象上寄予了对部落回归的期待。

       死亡是迟子建小说中频繁触及到的话题，在经过生活的巨大变故之后，她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始，对于死亡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也写到了大量人物的死亡，并且站在鄂伦春人的立场上对于死亡进行了更为体切的解读。在一篇访谈之中，迟子建谈到鄂伦春人对于死亡的认识：“他们把身体看作是神灵的一部分或者是自然的一部分。神灵随时都可以把他们的生命取走，无论是在痛苦或者快乐的时候，生命都可戛然而止。也就是说它们的死亡不仅是奇异的，而且还很即兴的。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也正是基于这样超脱、自然的生死观，迟子建在处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述的这个鄂伦春部落历经的每次死亡时，往往给予诗意的表述。受冻而死的“我”的姐姐列娜和“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都在梦中走的安详从容；老达西虽然死的惨烈，却也有着复仇者成功的豪迈；耶尔尼斯涅追随畸形的鹿仔跳入金色的河水之中，他死去的时刻正有一棵黑桦树保住了他母亲的性命。在死亡的时刻又往往意味着新生，妮浩萨满经历四次失去孩子的苦痛，最终在祈雨成功之后倒地身亡，但她的每一个孩子的失去，都换回了别人的新的生命。因此，就曾有论者将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的死亡定义为“充满活力的死亡”。死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之中，迟子建关于死亡的富有诗意的描写，为充满伤痛的死亡注入了新的含义，使其不再仅仅停留在悲伤的层面，而有了“向死而生”的韧性体察。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伦春人众多的神灵及通神的两位萨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火中的神神圣不可侮辱，山上的神主宰万物，驯鹿也有着自己的保护神——阿隆神，打猎回来需要祭祀玛鲁神。鄂伦春人相信万物有灵，因此在依靠山林、驯鹿生活的同时，他们也保持着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同样让他们敬畏的还有部落中的萨满，萨满是神的化身，通过萨满的辛苦做法，人们才可以向神灵祈求健康幸福。《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前两部分涉及关于鄂伦春人的众多古老风俗，以及其中隐含的艰难选择，后两部分侧重现代文明对于古老文明的碰撞与挤压。两位萨满——尼都、妮浩以及故事的叙述者“我”、“我”的孙子安草儿、外孙女依莲娜，可谓这部小说中最具代表的“逆行精灵”。这些“逆行精灵”的歌舞，与外来入侵者的丑陋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正是整部小说所蕴含在冲突中回望家园的深意。

       在关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访谈中迟子建谈道：“萨满就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化身，这也契合我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写那两个萨满的时候，能够把自己融进去。萨满通过歌舞和灵魂沟通，那种喜悦和悲苦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我所能够体会到的……”萨满的每次做法都是在与神灵进行灵魂的沟通，也是一场歌舞的表演，迟子建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萨满跳神的详细过程，以及他们所穿着的独特服装、所使用的法器……妮浩萨满的每一次的拯救都是以失去自己的孩子为代价，但是她仍旧坚持作为萨满的职责，直到最后为了拯救山林倒下。如果说萨满是作为鄂伦春人的代表，包含了迟子建对于充满活力生命的敬畏和向往，那么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我”和孙子安草儿是部落普通人中最初和最后的守望者，寄寓了迟子建对于家园不变的眷恋。“我”的无条件留下，安草儿与驯鹿的天然亲近，他们代表了最后的坚守。“我”的外孙女依莲娜则是部落离开家园后未来隐患的化身，依莲娜是最早进城的部落中的后代，但是作为画家的她在城市和故乡之间穿梭，内心充满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和痛苦，最终选择回到家园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逆行精灵”的歌舞成为令人伤怀的最后狂欢，迟子建书写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伤痛，还有着对于自然古老文明迅速消亡的焦虑思考。

       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了几次关于“入侵者”的描绘，作为对比，更能体现作者对于天然的美好人性的颂扬。无论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狡猾的商人，还是因偷盗驯鹿的汉族人，过量砍伐森林的外来者，和敬畏自然、爱惜自然、真诚坦荡、不斤斤计较的鄂伦春人相比，前者缺乏自然健康的人性。而更令人赞叹的是即使受到了侵害，鄂伦春人仍旧能够保持淳朴厚道的天性。即使知道如果要拯救吞食了过量鹿肉的偷驯鹿少年，必然要以失去自己的一个孩子为代价，妮浩萨满仍旧坚持做了法事。安道尔虽然智力愚钝，并因此受到瓦霞的欺骗，还是选择面对自己的不幸，承担起人生的责任。即使是因为爱而不得所以在仇恨中度过一生的依芙琳，也用自己最后的生命换回了一个孩子的健康。在迟子建笔下，鄂伦春人本来生活的符合自由天性，坦坦荡荡，在自然中汲取生命所需养分，却因为定居而被迫放弃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是古老文明的悲哀，而非现代文明的胜利。

当迟子建在上世纪80年代刚刚走上文坛的时候，她“很快就被20世纪80年代中叶汹涌的先锋文学浪潮淹没了”，之后的种种流派、思潮也都跟她没有关系，作为一位有自己的思想的作家，迟子建像她所热爱的大兴安岭一样安静。同时，也正是因为对这片广袤土地及自然的热爱，才使得她对鄂伦春人的经历有着深切的体察和痛惜的批判。但是迟子建从来都不是一个情感激烈的作家，《额尔古纳河右岸》正是通过充满温情和眷恋的表达，对家园完成了一次诗意的回望。

       迟子建出生于1964年，80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以《北极村童话》等为文坛瞩目，算算当时也只二十岁左右。迟子建不但成名早，而且极其稳定地保持着较高创作水平，诚如苏童所说：“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透亮的文字品格。”迟子建各体文学皆擅，在这二十多年的创作中，她为读者奉献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随笔，并以此营造了一个既具个性特征而又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笔触显示出了超出同龄人以及她的生活阅历的边界，从日常生活到想象天地，从现实当下到历史深处，从朴素乡村到繁华都市，从内地生活到北国少数民族的边地风情，她本身就几乎是一个文学童话。所有这些与一个人的文学天分有关，更与她的好学与勤奋有关。现在，所谓“深入生活”已不为创作者所信奉与恪守，但是，迟子建艺术世界的一砖一瓦都来自于她对生活的亲历与知识的吸纳，她曾在一次笔会上对笔者说过，为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她长期在鄂伦春人生活聚居区考察，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民俗、地方志资料，写下的创作笔记是作品文字量的两、三倍。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通过“我”这样一位年近九十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妻子，讲述了一个丛林弱小民族百年的生活史。我以为小说的意义首先是人类学的，是一个纸上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鄂温克族以放养驯鹿为主要生活方式，他们长年流转，逐水草而居，在长期的与特定自然地理的交互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一个过度依赖自然节候的世界，这是一个泛神的世界，是一个到处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生死轮回、周而复始的世界，是一个朴素、简单、美丽而忧伤的世界。这样的生活当然远离了外部世界强悍而迅捷的文明进程，所以，当后者以不可阻挡的力量破坏了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领地时，动摇的不仅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与精神世界。作品真实地写出了两代人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取舍，老一辈人始终不习惯走出森林的定居生活，森林、溪流、驯鹿与星空是他们灵魂得以安息的地方，而年轻一代则越来越认同外面的世界，现代的生活方式、文明、教育以及眼花缭乱的商品都使他们心驰神往。这种情形不仅存在于鄂温克族，而是被无数史实证明的人类文明史的进程，这一进程曾经在现代化的阐释框架下被冠以进步的标签。只有到当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的意义才被人们意识到，从基因到生活方式，再到精神价值，不同民族的独特性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逐渐被阐发并进而在实践上予以倡导，但为时已晚。当人们惊呼生物物种迅速消亡时，人类本身的种群也在迅速衰减。正如保护生物多样的最佳方式是使其回到它们原初的生态一样，人类前文明种群的延续如果使其脱离原有的生活领域与生活方式，即使在人口与福利政策上给予再多的优惠也于事无补。迟子建对此的思考已非一日，已经有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只是一直未找到一个叙述的支点，用她的话说，当她知道鄂温克结束迁徙开始定居却遭遇尴尬时，她才得到了“种子”，并长成了这部长篇。
  如果仅从这样的层面去想象《额尔古纳河右岸》会以为它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必定有编年式的铜浇铁铸的叙事骨架，有案有稽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议论风生的哲理思考，其实不然。迟子建对历史的书写采用的是另一种路径，是一种日常叙事方式，一种轻逸灵动的风格。这可能与她的历史观有关，“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按人类学家的说法，迟子建走的是“小传统”的路子。她从鄂温克人生活的细部入手，从部落的普通人入手，深入到他们日常生命活动的肌理中，以部落和个体的命运作为叙事动力，从而将这个民族生存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胞都摄入笔下，日常起居，生老病死，从生活资料的获取到风俗的禁忌，使民族的整体存在如一个鲜活的有机体一样呈现出来。所以，虽然迟子建在作品中给出了这个民族百年历史中的许多人类史的重大事件，如异族入侵，如文化大革命，但是并不是叙述的重点，更不能认为这些事件对日常生活有本质性的影响，这使得作品在总体上保持了一种叙述的稳定性，这样的焦距让读者将眼光停留在鲜活而丰沛的细节上，从而在感性层面获得对这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身临其境的体认。
  也正因为如此，原本可以厚重的作品被迟子建演绎成了“一支苍凉的长歌”，成了一首抒情诗。一如迟子建的其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充盈着诗意之美。这种美首先来自于作家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依恋之情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虽然不乏理性，但抑制不住的忧伤使得作品通篇被一种感伤的气氛所笼罩，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其次，这种美来自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对鄂温克人性格之美的挖掘，小说中林克、达玛拉、达西、拉吉达、瓦加罗、哈谢、妮浩等人物身上无不体现了朴素、耿直、智慧、善良与温情，正是这些人性之光使得作品通体透亮，而通过萨满宗教生活的描写则时时让人如临澄明之境，沐浴天国的神光。再次是作品的叙事方式与如诗如画的语言，小说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老了。”这是小说的开头，也是小说的调子，如同应和着自然与神灵的古歌。作品分为四个部分，《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正像作家本人所追求的，它们构成了交响乐的四个乐章，或单纯清新、悠扬浪漫，或沉静舒缓、端庄雄浑，或如急风暴雨、斑驳杂响，或和谐安恬，充满悠远的憧憬、缅怀与慰藉，更不用说那些如鲜花般遍布全篇的意象与隐喻，如额尔古纳河水一样清冽的语言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份备忘，是一种沉思，是深情的回望与凭吊，也是迟子建的又一次唯美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