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娃

西蒙娜·薇依

苏珊·桑塔格

安·兰德

汉娜·阿伦特

    中国一位写作流行哲学文字的作家曾经俏皮地说，女人搞哲学既是对哲学的伤害，也是对女人的伤害。该文人用一种不无矫情的口吻说他这样说其实是出于一种怜香惜玉的心理。但使得历史上的女性哲学家甚至连凤毛麟角都谈不上的原因当然不是怜香惜玉，而是制度性的歧视。还好，过去的一个世纪情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一些女性在思想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事纯粹理性思辨不是男人的专利。这些洗刷了历史偏见的女性包括：汉娜?阿伦特、西蒙娜?德?波伏娃、西蒙娜·薇依、苏珊·桑塔格、安·兰德。

安·兰德

（１９０５－１９８２）

    安·兰德生于１９０５年，１９８２年去世。她比我们上面说到的几位哲学家都要年长，但她被介绍到中国，则是近几年的事情，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几本书《致新知识分子》、《理性的声音》、《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这才使我们知道这个女性哲学家的存在。安?兰德其实是俄罗斯人。１９２１年１６岁时考入列宁格勒大学。１９２４年在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剧本写作。１９２６年，她妈妈给她买了一张去美国的头等舱，她抵达美国，这成为一生的转折点。在美国，她先是到好莱坞去写剧本。１９２９年结婚之后，兰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１９５０年，兰德认识了一个大学生，四年后，她宣布跟这个叫布兰登的年轻人相爱了，而兰德的丈夫奥康纳则成为布兰登的妻子芭芭拉的情人，兰德据此写了一本书《阿特拉斯耸耸肩》，小说于１９５７年正式出版。１９６１年，兰德出版了《致新知识分子》。

    兰德首先是一位畅销小说作家。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曾经被评为“继《圣经》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她的另外几本小说《源泉》、《颂歌》和《生而为人》也被评选为２０世纪１００部英文最佳小说的前十名，而她的《自私的美德》一书则被评为２０世纪１００部英文非虚构作品的榜首。有评论说，２０世纪没有一个思想家和作家对大众的影响超得过安·兰德。

兰德曾经这样介绍她创立的“客观主义”哲学：“一位图书销售人员问我能不能单腿站立就把我的哲学本质讲清楚。我做到了，是这样说的：一、形而上学：客观现实；二、认识论：理性；三、伦理学：私利；四、政治：资本主义。”兰德认为，客观现实是绝对的本质和根源，认识它，只有依靠理性；人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己的头脑，人本身是目的，因此人生而具有追求幸福――私利的权利，理性的自私是一种美德；要实现这种美德。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就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资本主义。你不难发现兰德的哲学当中，有一股浓郁的美国气息。

汉娜·阿伦特

（１９０６－１９７５）

    汉娜·阿伦特无疑是２０世纪最具有原创力的女性思想家。但一般中国人如果了解她，或许主要是因为她年轻时曾经是海德格尔的情人。有一本小说《马丁与汉娜》刻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正是由于失恋的痛苦，使阿伦特彻底投身到学问当中。后来，阿伦特在新大陆的名气远远超过了海德格尔，是她把海德格尔推荐给美国人的。

    １９０６年，阿伦特出生在德国下萨克森州林登市（今汉诺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柏林度过成长时期。她在马堡大学求学时师从海德格尔，并从此与海德格尔发展出亦师生亦情人、时断时续的长期关系。在与海德格尔分手后，阿伦特迁移到海德堡，在那里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的指导写作博士论文。１９２９年阿伦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１９３３年，阿伦特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并在那里与沃尔特?本雅明结识并成为好友。随着二战爆发，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阿伦特再次流亡，离开法国。１９４０年，阿伦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赫结婚。１９４１年，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前往美国。二战结束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了联系，并在德国的一次去纳粹化听证会上为其作证。１９５０年，阿伦特成为美国公民，１９５９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阿伦特于１９７５年逝世，享年６９岁。

    要用三言两语来说清楚阿伦特的思想，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１９５１年出版）探讨了为什么会出现纳粹的种族灭绝。政治不再仅仅针对政敌，而要针对“顺民”――仅仅因为他们不从属于一个“伟大的”意识形态和“伟大的”终极目标。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她像马克思一样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不过她称之为“行动”，人只有在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使人获得意义。“行动”是在公共领域中展开的，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意味着：排除了任何仅仅是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不再受到肉体性生命过程那种封闭性的束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言谈”，在言谈中人们敞开他自己，阐释和展现自己。言谈本身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不是想要直接动用暴力，那么，言谈所具有的措辞和劝说便是政治方式本身。总之，在一个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勇于发言、挑战和接招，一个人表达了她的尊严。１９６３年出版《论革命》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阿伦特从分析了“革命”所包含的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志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１９６８年阿伦特出版了《黑暗时代的人们》。她写了从莱辛到同时代人中的多位诗人、作家、哲学家。当时代将人们卷入屠杀、混乱、饥饿，不义与绝望之中时，然而有极少数人作为“时代的代表”不受它的控制和影响。阿伦特于是说：“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西蒙娜·德·波伏娃

（１９０８－１９８６）

    萨特大概是在当代中国产生过最广泛影响的哲学家，尤其是上个世纪的８０年代，萨特几乎就是存在主义的代名词。西蒙娜?德·波伏娃早期的知名度多半来自于她是萨特的终身伴侣。直到她的《第二性》被介绍，她才取得了独立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

    １９０８年，波伏娃出生在巴黎。１９２９年，在法国的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萨特哲学会考第一名，波伏娃获第二名。１９３１年，西蒙娜到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哈佛尔任教。这期间，一个名叫奥尔嘉的女子走进了他们俩的生活。这个三角关系虽然在二人的爱情旅途中占了很短暂的时间，但却留给西蒙娜足够的题材来完成她的处女作《不速之客》。１９４５年，萨特与波伏娃及几个朋友共同创办“存在主义”哲学的《新时代》月刊。１９４９年，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的“圣经”的《第二性》出版。１９５４年，以《达官贵人》获龚古尔奖。５０年代访问中国。此行的结果是《长征》的问世。波伏娃晚年将萨特给她的情书刊行于世。书名《致河狸的书信》。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４日，西蒙娜?德?波伏娃于巴黎去世。享年７８岁。

    波伏娃最重要的著作《第二性》出版以来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它被称之为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甚至是“女性的《圣经》”。１９４９年５月，波伏娃写的关于女性的论文――《事实与神话》即将在《现代》杂志上开始分期刊载。这篇论文主要讲述神话中的女性地位。波伏娃和朋友们聚在一起，都为如何给这篇东西取个名字感到头痛。波伏娃起初想叫《另一类》或者《第二类》，但是当时有不少人取类似的题目，波伏娃不想拾人牙慧。于是她又想了一个名字“另一性”。这时博斯特说：“叫‘第二性’怎么样？”大家都说妙极，简直无懈可击。于是《事实与神话》作为《第二性》的首卷刊载了。在这部书里，波伏娃把女性受到的压抑比作“半个人类的奴隶制度”。女人的发展前景一直受到男权的压制，只有让女人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女性才能得到解放。“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开始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名言。这本书的出版是轰动性的，书中谈到流产、女性性欲、妓女、同性恋、情妇等一些敏感的问题。梵蒂冈教廷把它列为禁书，甚至波伏娃的朋友、１９５２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也看不惯，他给波伏娃主持的《现代》杂志社写信说：“你们杂志负责人的阴道对我来说不是秘密了。”这一切终究无法阻止这本书的广泛传播。第一卷《第二性》出版上市一周内就卖出２２０００册，许多人们想看看，这本被痛骂的书究竟写了什么。不久，第二卷也出版了。不久，英译本也传到了美国，这本书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保守估计，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第二性》出版了法文版约１００万册，其他语种版本约２００万册。

西蒙娜·薇依

（１９０９－１９４３）

    西蒙娜·薇依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在中国的情形是这样：除非你同时也是一个写小说的或者搞文学的，否则的话，一般不大可能被广泛了解。薇依于１９０９年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早在她读中学时，她就显示了哲学天才。她的老师哲学家阿兰说在她身上有一种“罕见的精神力量”。薇依１７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４年，她先后到外省的中学任教，教中学生们学习哲学。为了对世上的苦难有切实的体验，１９３５年她到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体力劳动，她和工人、贫苦人一起劳动，革命，把每月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穷人，自己的吃穿住用连生存都难以为继的最低标准。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３年是薇依著述最多也是最重要的几年，１９４３年她因饥饿、重病死于伦敦郊区的修道院，终年３４岁。

一般认为，对于西蒙娜·薇依更准确地定义是神学家。她跟上帝的相遇是不是出于教条和理念，而是出于切身的生命体验。她的思想是围绕着基督教展开的。她说，“当基督突然降临我身时，无论是感官还是想像都不曾有任何参与；我仅仅在苦痛中感到某种爱的降临，这种爱就像在一位亲切的人脸上所看到的微笑。”她强调不幸的绝对性，不幸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正是在不幸当中，才能感受上帝的爱。她指出基督精神与基督宗教不是一回事，唯基督论与泛基督论的可以结合，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可以合一。她并不把基督封闭在教会之内，她说：“有这样多的事情是在教会之外，使我所爱和不愿意放弃的，这些事情一定是天主所爱的，否则它们不会存在。……这一切常被教会贬低，其实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西蒙娜·薇依的命运有点像画家凡?高，活着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知道，身后的声名蒸蒸日上。她留下的大量的笔记和手稿，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等等。她的重要著作都是在她死后出版的，其中有《在期待之中》（１９５０）、《重负与神恩》（１９５２）、《哲学讲稿》（１９５９）、《西蒙娜·薇依读本》（１９７７）等。一些人把她的《重负与神恩》跟帕斯卡的《思想录》相比，称她为“当代的帕斯卡”。

苏珊·桑塔格

（１９３３－２００４）

    苏珊·桑塔格大概是在中国最知名的女性哲学家和思想家。坎普一度成为流行词。即使未必读她的书，但拥有她的书、把她的名字挂在嘴边，乃是一种时髦。２００４年她去世时，很多人都写过文章介绍、怀念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她的才华的光芒眩晕了头。

    苏珊·桑塔格１９３３年出生于美国的曼哈顿。由于她的父母在中国北方做皮货生意，她就一直由祖父母抚养。５岁那年，父亲在中国患肺结核逝世。１５岁考上柏克莱加州大学。１７岁时遇到了２８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１０天后，两人闪电结婚。两年后，她随丈夫移居波士顿，诞下儿子戴维，同时考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英语及哲学双硕士学位。１９５７年，她拿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但四个月后转赴巴黎大学，深受到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熏陶。２６岁，她回国，与丈夫离婚。离婚后，她携带了“７０美元、两只皮箱、７岁儿子”来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在《党派评论》那类文化杂志上发表作品。１９６４年，《党派评论》用２０页篇幅刊载了《坎普札记》，令３１岁的她引起纽约文化界的瞩目，同时写成的《反对阐释》成为美国１９６０年代的示范文本。１９７６年，患病成为桑塔格的思想的一个转折点。治疗的经历和思想让她写成了《疾病的隐喻》一书。１９８９年，她根据艾滋病的盛行，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事件爆发，桑塔格写下了《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桑塔格认为最大的危险是抛弃理性的行为占了上风，人不再自己思考事物的真相，而盲目的接纳隐喻所产生的狂热情绪。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７日桑塔格逝世。

    在《坎普札记》一书中，桑塔格强调了艺术的趣味，而赋予艺术品以意义，则是一件无趣的事情，而且，它遮蔽了作品的多样性，甚至蒙蔽了作品的原样。在《反对阐释》一书中，桑塔格提出让真相显露，反对对艺术和生活进行简单化和冷漠的处理。艺术不可以翻译或破译。观赏艺术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出“真正的意义”，作品的价值肯定存在于别处，但恰好不在意义当中。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感觉去发挥作用，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去感觉，至于意义就搁置起来吧。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桑塔格再次开始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她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的角度去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身体的病”为何会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会转换成一种社会压迫和歧视。比如，生病的人在健康人的社会处于尴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对疾病的幻觉中和他人的歧视中。桑塔格认为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