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7年初，山西省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复刊。刊物不再沿用原先大有影响的《火花》刊名，而改叫《汾水》。其时，我被借调到这个刊物来做编辑。到1978年6月，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我从此成为省作协的一名在册干部，当时的具体职业是小说编辑。那时，几位老作家，成就巨大，名声显赫，况且从年龄资历上讲与青年作家至少已经隔了一代，对年轻人决不心存嫉妒，而是真诚喜欢大家进步，衷心希望晚生后辈能够取得更大成就。

　　“文革”前在山西文坛有“文联五战友西李马胡孙”的口碑流传。这五位前辈作家，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以及孙谦，新中国成立前都是晋绥边区的文化干部。其中，以李束为最为年长，一直是马烽他们的直接领导。新时期以来，李束为暂时不曾调回文联工作，南华门巷子里却依然有“文坛五老”的说法。

　　南华门巷子里年龄最长的老前辈，诗人冈夫，取代了李束为空缺出来的位置。

　　冈夫，本名王玉堂。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投身文学，发表诗作。由于思想进步、鼓吹革命，于抗战爆发前夕被北京执政府当局逮捕，关押在著名的草岚子监狱。狱中入党，介绍人是薄一波。日寇占领东北之后，对我华北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大举侵略中国。为了保护干部、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组织决定我被捕同志一律填写所谓“自首书”，以便出狱投身抗战。这本来是一种机智权变，后来“文革”中竟然被说成是集体叛变。

　　据说，“文革”初起，造反派搞打砸抢，王老曾经拿出宪法与打家劫舍的暴徒理论，人们当笑话来说，足见其天真诗人气质。

　　我们进入南华门，王老年届七旬，已经退休。老人家渐渐成了巷子里年龄最大、最和善的老人。但王老记忆力相当好，每有集会之类，往往要提前做诗一首；诗是现代诗，长短句，几十句诗歌，王老能够当场依靠默记背诵出来。

　　对于机关工作，仅就我的记忆，王老至少立下两大功劳。

　　一件，是帮助解决年轻人的调资问题。我们调入机关之后，迎来了一次全国性的调资。但调资面儿只有40％。即便马烽带头，老作家们都表态不要这一级工资，年轻人们普遍调资依然困难。领导上便推举王老出面，上省里去争取指标。当时，王谦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见了王老，好生客气。听说作协名额不够，需要多少呢？王老说，“也就差那么五七六个的。”王谦大大给面子，痛快答应道，“给你十个！”

　　再一件，更了不得。作协现在有文学院，专业作家编制十来个；凡专业作家，享受全额工资、定期体检等等优厚待遇。这个几乎是“世袭”一般的名额编制，也是王老争取来的。据称，是王老到北京找到薄一波老领导特批下来的。

　　全国第四届作代会，王老作为特邀代表参会。会上，他曾经专程去拜访过薄一波。回到宾馆后，李国涛老师问：王老，薄老给你说了点什么呢？

　　王老笑呵呵地回答：呵呵，是说了点子什么来！

　　李国涛回过脸，对我们讲：王老呀，已经有些糊涂了呀！

　　当时，我在想：王老哪里糊涂！他的记忆力惊人，他的眼神是那样清澈睿智。他只不过是不便说，或者不宜说罢了。此刻，恐怕糊涂的不是王老，而是包括你李国涛在内的年轻人呢！

　　王老九十华诞，上级部门为老人家过寿。老人家不太乐意，他伸出一根手指，道：这个时候再过吧！

　　王老的目标是起码活到一百岁。我们也期望、都相信，王老能够活到百岁。他是我们南华门的人瑞啊！

　　王老却突然辞世了。听家人说，老人家笑呵呵的，坐在沙发上，突然不再言语。那真正是无疾而终。

　　王老对我的创作也很关注。曾经和我当面讲过两次，说我的《血泪草台班》写得精彩，完全可以拍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视连续剧。

　　王老故去后，他的孩子还给过我一件王老的手迹。王老在一张便条上书写下了关于《血泪草台班》的评价，他认为：这部作品，即便列入中国极富传统的“说部”文学中，毫不逊色。

　　这样的评价，对我而言，无疑是够高的了；而评价的准确、到位，包括使用“说部”一词，显示了王老深厚的学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