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文学也不例外。作家、作家群的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这种情形，在文学史上，常发生在政治社会变动(如政权更迭)、文学方向出现重大转折(如本世纪初的“文学革命”)的时期。4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而继续延安文学传统的作家，进入本时期文学的“中心”位置。
　　50年代作家位置的变动、转移，是左翼文学力量在4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结果。一批“40年代作家”的“边缘化”，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形，更多发生在40年代末被称为“反动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身上。沈从文受到批判，被排斥于第一次文代会之外，他任教的大学也不再聘用，后来转而从事文物研究。钱钟书本来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却也难以实现，而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注：1957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脱稿后，写七绝一首，表达虽有写作之才和兴致，却不能施展的遗憾：“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参见杨绛《将饮茶》第137-138页，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版。)。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师陀、陈梦家、吴兴华等的写作，也受到很大限制。活跃于40年代的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王辛笛等，受到有意的冷落，而促使他们“自动消失”。(注：50至7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新诗选、全面评述中国新诗发展史的论著，对这个诗派、这些诗人的创作都不曾提及。)在文学创作上受到限制的作家，进入研究机构，或担任大学教授却一般不构成问题。这表明文学写作是更主要、敏感的“意识形态”区域，也表明大学、研究机构与文学界的关系发生的变化。本世纪的前半期大学是文学创作重要构成的情况受到削弱，“学院传统”受到怀疑和限制。
　　另一种情形是，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在50年代前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存在着广泛的自我反省的行为。他们检讨过去的创作，“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写作当时(1925-1927年)的“悲观失望情绪”使作者忽略了“正面人物的典型”的存在及其必然的发展(茅盾谈《蚀》的写作)；检讨“1941年写的27首‘十四行诗’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很深，内容与形式都矫揉造作”(冯至谈他的《十四行集》)；检讨“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而冒然以所谓的“正义感”“当作自己的思想的支柱”而写出“幼稚”、“荒谬”的作品(曹禺谈他的《雷雨》等话剧)；检讨过去的创作“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以致“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注：“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的反省，可参见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文艺整风中，他们发表于《文艺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的文章，以及选收他们“旧作”的文集、选集的序或跋。)(老舍谈他的小说)……没能表现“正面典型”，未能写工农斗争生活，未能在历史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些，是被“反省”的关键问题。他们想通过学习、改造，通过熟悉“新生活”，来把握新的表现对象，掌握新的艺术方法，以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冯至、艾青、田间、臧克家、夏衍、田汉、张天翼、周立波、沙汀、艾芜、卞之琳、骆宾基等，都曾在50年代前期，或整个“十七年”间，做过许多的努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与“文艺新方向”所规定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难以融合、协调的状态。既不能继续原来的创作路线，又难以写出充分体现“新方向”的作品，从整体而言，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其艺术生命，在进入50年代之后已经结束。当然，他们作为一种文学“传统”的体现，其影响在五六十年代继续存在，并对文学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制约作用。
　　“五四”以来的作家在当代的“流失”，还有别一种的情形，即在50年代的政治、文学批判运动中受到攻击而罹难，而被拒斥于文学界之外。这些作家，主要有胡风、路翎、鲁藜、牛汉、绿原、吕荧、冯雪峰、艾青、丁玲、萧乾、萧军、吴祖光、李长之、穆旦、徐懋庸、施蛰存、傅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