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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武侠小说的独孤九剑:总诀和第一剑

作者:宋立军     来源:未知     时间:201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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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诀
1、凡论金庸武侠小说处,皆以三联版为本,兼采新修版和旧版,如三者之间有冲突,则以三联版为准。
2、金庸不断修改其作品,精神可嘉,然任何事情皆有其固有的尺度与分寸,过犹不及,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旧版虽不完善,而不失本色;三联版火候正好,可谓大成若缺;新修版刻意求全,反成蛇足,亢龙有悔矣。
3、本独孤九剑(实际为十剑)整体上呈现为三部曲格局,分为总论部、展开部和终结部。
4、各部分具体构成是:总论部三剑,即:第一剑,黄河之水天上来:新派武侠小说源流论;第二剑,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武侠总论;第三剑,小李飞刀成绝响,人见不见楚留香:古龙武侠总论。展开部六剑,即:第四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金庸武学整体观;第五剑,天下英雄谁敌手:看剑;第六剑,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大侠之所以为大侠;第七剑,说英雄,谁是英雄:绝顶高手榜;第八剑,武学无上,大爱无疆:武学的妙谛与爱的真谛;第九剑,变化无穷还变化:从系统科学看武侠小说。终结部一剑,即:第十剑,万法归一后,法法皆是真:剑道禅心诗魂。
5、各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总论部,分别就新派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和古龙武侠小说的历史渊源、发展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做出整体论述;展开部,全面而详细的论证武侠小说三大核心要素——武、侠、情各自的丰富内涵并将三者贯为一体,其中,第四、五两篇论武(前者横向论武,后者纵向论武),第六、七两篇论侠(前者论大侠,后者论至侠),第八篇论情,第九篇则引入系统科学的范畴阐释武侠小说;终结部是整个“独孤九剑”系列的最高峰,对武侠小说的实质精神内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6、本独孤九剑所提出的较为独创性的观点主要有:(1)、提出了侠客的正侠-大侠-至侠的三重境界说。此说可以破除认为金庸作品最终走向虚无主义的偏见。(2)、比较清晰的揭示出从金庸到古龙的发展逻辑,没有简单对比或列举两者的区别,而是从金庸作品发展的内在逻辑上解读古龙的意义,并详细论证了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三者的继承关系。(3)、以佛道和哲学之思想论证武学的内在精神和灵魂,重在境界,重在实质,重在人生感悟,而且将十四部作品的武学从整体上加以把握。(4)、提出了把是否破除“武学障”作为划分绝顶高手与非绝顶高手之标准的观点,尤其指出了武学障的另一种基本形态——觉远大师不修习武学因此也没有达到武学的自由王国故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破除武学障。(5)、将武侠的三大核心要素,武、侠和情的真谛贯通为一体,提出并论证了武学的至上境界就是侠客的至上境界同时也是感情的至上境界的观点。(6)、以系统科学的视角对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武侠小说做了新的阐发,这是最为独特的一剑,属于奇门武学。
7、此十剑境界最高的是第十剑,其次为第二、三、七、九剑。
8、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二、三、九、十剑,因其兼具哲理之深与诗意之美。
9、十剑虽分而为十,但本性则一以贯之,十即是一,一即是十。
第一剑、黄河之水天上来:新派武侠小说源流论
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化长河中渊源已久,《燕丹子》为其先声,自先秦至南北朝,不绝如缕,且有逐步发展壮大之势,到隋唐五代渐成流派,宋元则有专著出现,在文坛占一席之地,乃至《太平广记》专列“豪侠”一类,有明一代,更成长篇巨制,清则繁盛之至,武侠与公案合流。此乃广义武侠小说之大略。
狭义之武侠小说则从辛亥革命始而又有新旧之别。旧派武侠小说曾经异彩纷呈,盛极一时,郑证因《鹰爪王》的帮派技击、王度庐《鹤铁五部曲》的男女悲情、白羽《十二金钱镖》的社会综艺、朱贞木《七杀碑》的奇诡推理各领一时风骚,而还珠楼主更是集旧派武侠小说之大成,为旧派武侠小说的武林至尊,其作品打通儒道佛,糅合诸子百家之学,其境界之博大深邃与金庸相比亦毫不逊色,尤其扛鼎之作《蜀山剑侠传》代表了旧派武侠小说的颠峰境界,与《天龙八部》前后辉映,堪称近现代武侠小说史上的双子星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白羽和还珠楼主对于旧派武侠小说的意义正如梁羽生和金庸对于新派武侠小说的意义,因为两人在旧派武侠小说的高雅化,在旧派武侠小说整体品位的提高上具有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是实际上的旧派武侠小说灵魂的塑造者。在旧派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情节模式、人性真情等武侠小说内在、特有的要素已经具备,这些都为新派武侠小说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究其正源,则就年代言之,新派武侠小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就地域言之,源于港台;就代表作家言之,梁羽生为其开山祖师。
    梁羽生从旧体章回小说脱胎,故无论形式还是内涵犹有旧派之痕迹,然已奠定新派之基本理路,于武侠小说有开天辟地之功。
    金庸承梁羽生之势而大之、致极之,终至于博大深邃、无所不包之境界,融文学、艺术、历史、道德、宗教、哲学为一炉,新派武侠小说至此而鼎盛。化用明人茅元仪评价孙子之言:前金庸者,金庸不遗;后金庸者,不能遗金庸。为什么“凡有华人之处皆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金庸的作品犹如哲学一样包罗万象,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境界各取所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作品,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都是长篇,特别是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的篇幅都和红楼梦不相上下。墨家的积极入世、急切救世,儒家的上合天道、下和万民,道家的自然无为、与世无争,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以及兵家、法家、阴阳纵横之术都有所反映;从宋代直写到清代,时间跨度近千年;宋、元、辽、西夏、大理、俄罗斯,江南漠北中原边塞宫廷市井军阵,空间跨度极为广阔;爱情问题、友情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历史问题、人类的命运问题、大道的本性问题等等,举凡人类生存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皆有体现;既有宏观的大场景的刻画(如天龙八部少林寺大战,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与六大门派之战,神雕侠侣中襄阳大战,飞狐外传中天下掌门人大会等),也有微观的细节的细腻描写,而且宏观与微观能完美的融为一体;既有对外在自然美景的描摹,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千丝万缕而脉络分明,结构严整,境界博大,意境深远。伟大的作品都具有一种史诗的风格,这当然是由作品本身内涵的博大丰厚所决定的,如果说《水浒传》是江湖文化的史诗,《三国演义》是英雄文化的史诗,《西游记》是修行的史诗,《红楼梦》是社会和人性的史诗,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史诗。陈墨认为,金庸的小说已兼容了“四大名著的精髓,并做到了真正的融会贯通:有《三国演义》演史般真实而又深刻的背景,又有《西游记》魔幻浪漫的想象;有《水浒传》中古之侠义的遗风,又有《红楼梦》破孽化痴的言情”。
武侠小说发展到金庸,犹如谢晓峰的剑法,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变化,至此武侠小说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以为继。没料到古龙横空出世,以丁鹏变化到极至而不变的魔刀一刀斩闯荡江湖,终于打出一片新的天地,可谓出奇制胜,实亦为金庸武侠小说发展到最高境界之后的必然归宿:古龙将金庸武侠小说所包含的、所必然指向的但还没有充分开掘的极限境界加以彻底发挥,终于将武侠小说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如果说金庸《鹿鼎记》之前的十三部作品是燕十三的夺命十三剑,则《鹿鼎记》就是本来蕴藏在其中、作为其灵魂和精粹的第十四剑,古龙经典时期的作品、具有自己风格的代表作品(《多情剑客无情剑》之后的作品)很好的延续了这第十四剑,并把第十四剑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古龙由此也迎来自己武侠小说创作历史上最灿烂的时期,《多情剑客无情剑》之后的代表性作品反映了最真实、最完美的古龙。然而此境界太过于高绝,高绝复险绝,保持在这个境界极为困难,稍有不慎即走火入魔。古龙正是如此。如果说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之后的代表性作品之中,古龙能够自我控制,因此能将武侠小说的精义发挥的最精纯也最自由的话,那么当他继续寻找并使出至杀的第十五剑时,就无法控制自己因此无法自如的控制武侠小说了,武侠小说至此真的走上了绝路,乃至于古龙自己也和燕十三一样,自己的生命都连同此空前绝后的一剑而一起绝灭,亦如流星,在瞬间的灿烂与辉煌中划过夜空,只留下凄美的记忆——“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武侠小说史上最美妙的诗篇象神秘美丽的女神一样,似从风中而来,又似在雾中,隐约一现绰约之风姿,又随风而逝。
        武侠小说发展到古龙,真正达到了顶峰,同时古龙也是武侠小说由胜而衰的转折点。如果以王朝的发展历程为喻,则梁羽生犹如开创大唐基业的开国之君李渊,金庸就是李世民,武侠小说至金庸,达到鼎盛的贞观之治,古龙无疑就是李隆基了,其前中期繁盛之极,后期则盛极而衰,新派武侠小说从古龙开始逐步走向下坡路,如此,温瑞安就成为末世之君,虽尽心竭力,苦苦经营,手法上又自古龙而变之,奇中又出奇而至险怪、诡异,毕竟无法挽救新派武侠小说王朝衰亡之颓势,犹如晚唐,藩镇割据,诸侯各霸一方,新派武侠小说至此将穷矣。
       四人之后,新派武侠小说王朝倾覆,群雄并起,有黄易从中出,收拾江山,开创玄幻王朝,于是历史掀开新的一页。脱胎于新派武侠而又自立门户的玄幻武侠,已经不属于狭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在创作手法上与旧派武侠中的神魔化有相通之处,并且借鉴现代社会的科幻、奇幻手法,更直接反映现代人对自由境界的追求,展示了武侠小说多样发展之可能,并且和百花齐放的大陆新武侠逐步合流而在更高意义上开创出新的广义武侠之天地。总揽武侠小说从广义到狭义再到更高的广义之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广义的武侠小说根植于大陆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狭义的武侠小说其旧派渊源并发展于大陆,可谓一脉相承,后分流、变革为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最后又回归到大陆的新广义武侠小说。
       大陆新武侠的出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古龙象燕十三一样使出武侠小说至杀的第十五剑时,狭义的武侠小说已经开始入魔,之后的武侠小说一直没有摆脱这一剑的羁困,犹如在藏剑庐中的谢晓峰,无法跳出这一剑给武侠小说的限制,后来的各个武侠小说作家无论如何变化、无论如何求新求突破都走不出古龙的藩篱,直到大陆新武侠出现。大陆上新生一代的多位作家以新的理念再造武侠小说,使武侠小说终于摆脱了古龙乃至于老一辈作家的束缚,武侠小说这种极为古老的文学形式又获得了新的生命,亦如谢晓峰一样,在跳出第十五剑的羁困之后步入了无穷发展的新境界,于是乎迎来了武侠小说历史上真正的春天——“大武侠时代”。
         直到清代之前的武侠小说属于武侠小说历史上漫长的史前和古代时期,旧派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历史上的近代化时期,新派武侠小说则是武侠小说历史上的现代化时期,经典时代,玄幻武侠和大陆新武侠是武侠小说历史上的后现代时期。
        以武侠小说自己的语言来说,梁羽生的小说相当于一般名门正派的掌门人,这些门派一般都有百余年以上的基业,经过历代先师的逐步开拓积累,实力已经非常雄厚,而掌门人又是人群之中的上选,德才俱佳,以如此资质而承受正宗功夫,自然功力极为深厚而中正精纯,在江湖上属于一流高手无疑也;金庸的小说则相当于开创、传承少林或武当至上绝学的祖师以及历代掌门或俗家大侠,气度恢弘,领袖群伦,于天下各门各派之武学兼收并蓄,无不通达,属于百年一遇甚或千古难遇的大宗师,乃江湖中之绝顶高手是也;古龙的小说则相当于不世出的武学奇才,洞晓天下一切武功,并择其最精妙者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和发挥,堪称妙绝天下;温瑞安的小说则相当于江湖异人,虽不属于江湖主流,然亦各逞绝活,各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在江湖上决不可小窥也。
       整体上把握四大家之间的内在发展关系,梁羽生的作品对武侠小说精义的发挥还有所不及,金庸则发挥得极为充分,古龙进行了彻底的发挥,到温瑞安,过犹不及,武侠小说只能剑走偏锋。出奇制胜也许能更好的发挥武侠小说变幻莫测的精妙境界,但太过了,偏离了中道,势必走向自己的反面。
       先哲讲性命双修,金庸可称为武侠小说之命,而古龙乃为其性,金古同修,武侠乃成。
        分别言之,梁羽生之风格:常而不变,正而无奇。梁羽生的作品,语言极为文雅,风格极为雅正,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有儒雅君子之风,相当于古典派的音乐,结构完整和谐而工整严谨,形式追求完美,优美典雅,梁羽生善于写实,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但缺点是较少想象的空间,失去了神韵之灵动,难以表现精微渊深的境界,气度亦稍显狭小,在思想上亦略乏深度,而手法与风格也难有根本突破和质的飞跃。往往开始时非常工整严谨,但没有后势,看多了、看长了便深觉其作品的战略纵深相当有限,难以更为充分的展开武侠的精妙之处。
       古龙之风格:变而常,奇而正。古龙是现代派,其作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和价值观,风格锐利,变化多端,故事进程处处在意料之外,然细思又都在情理之中。古龙的作品自始至终一直都保持着张力,让人透不过气来,非得读完之后才能歇息。古龙的风格相当于浪漫派的音乐,追求内心世界感情或意象的随意自由表达,因此竭力打破传统的表现手法,不拘形式,随心所欲,充满浪漫主义精神。古龙善于写虚,完全不用任何载体,直接写武学境界,因而空灵之极。古龙的语言完全是充满诗意的,犹如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空灵悠远,意境深邃,给人以美的享受。
       金庸之风格:常而变,正而奇。金庸在平常、平和的气氛中蕴涵广大精微的气质,变化层出不穷,但由于皆经过预先充分蓄势,故毫无突兀之感,极为自然。金庸作品起始时点点滴滴,继而渐成涓涓细流,再汇为长江大河,越往后越波澜壮阔,最后如百川归海。金庸是会通派,其作品将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融为一炉,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大师,相当于乐圣贝多芬,集古典派与浪漫派为一体,亦虚亦实,虚实相生,虚实完美融合,得虚实之中道,自由出入于虚实之际也。金庸在作品中交替运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以及不同时代的白话,每一种语言都运用的很是纯熟,且三者之间水乳交融,已经达到大雅若俗的境界,至雅至俗,雅俗一如,雅俗共赏。
       温瑞安之风格:变而无常,奇而无正。温瑞安则一味标新立异,故意求变化求不同,揭示道理不胜其烦,远比不上古龙深刻、回味悠长,故反而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所以,梁羽生固然佳作不少,但水准前后无本质的提高。而金庸则部部俱是精品,且呈现为一个完整的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再到博大精微的有机整体,呈现出生生不息、不断深化的发展趋势。古龙则是两极分化,好者精妙绝伦,差者粗制滥造,尤其代笔过多,不仅使人难辨其真面目,也使很多本来非常优秀的作品虎头蛇尾,殊为可惜。温瑞安则文笔尚可,而深度决难与三人抗衡。所以,看梁羽生,只要精读一部代表作即可基本了解其总体风格,而读金庸则必须将其所有著作从头至尾完整把握住才算结束,古龙则只需读通其典型风格时期的作品即可,其余作品大可不必多费精力,至于温瑞安,读当然可以使我们对武侠作品理解得更全面,不读实亦无很大损失。
       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梁羽生的风格似儒家,金庸的风格似道家或佛学,古龙的风格似禅宗,温瑞安的风格似兵法或术数文化。
        故两两对比:看了梁羽生再看金庸,不禁感叹金庸之变化万千,而看了金庸反过来再看梁羽生,乃见其平淡无奇。看了温瑞安再看古龙,觉得还是看古龙酣畅淋漓,而看了古龙再看温瑞安,就刚开始还觉得温瑞安又有新变化,但时间一长便感觉其过于走偏了。看了金庸再看古龙,觉古龙别开生面,耳目一新,而看了古龙再看金庸,仍觉金庸韵味十足。
       如果说武侠小说是一个宇宙,那么,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给人们呈现出的是这个宇宙的秩序和有规矩可寻,让人感到遵循规律就必然可以知晓宇宙的本来面目,的确,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脉络清晰明朗,情节简洁流畅;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无所不包、浩瀚博大、无穷无尽的宇宙本身,让人融入其中而陶醉之,感叹之,或喜或忧或悲喜交集,无比复杂,难以尽述,让人叹为观止,脉络千丝万缕,盘根错节而气象万千;如此,古龙的武侠小说就是展示出了宇宙的深邃神秘和奥妙无穷,让人生出对天道的好奇、迷惑与穷究,脉络有如迷宫,不可预测,常常使人误入歧途,但决非无规可循,而是具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只要打破思维定势,就会发现,古龙的武侠小说虽看似处处违反常规,实则处处符合法则。
       梁羽生是经典力学的风格,其构成符合常人的思维习惯,体系也可以说非常严整,但未免有些机械;金庸是统一场论的风格,体系宏大,无所不包;古龙就是量子力学的风格,处处不合常理,而实际上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反映世界的真实面目。
可以将武侠小说的三位宗师梁羽生、金庸和古龙的作品与俄罗斯文学史上三位大师的作品做一下对比。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位大师的风格以及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三大宗师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基本一致。屠格涅夫的作品,从语言上说,按照公认的评价,很“干净”,语言简洁,纯朴,非常规范,梁羽生的语言也是这个风格,而屠格涅夫对农奴制深恶痛绝,对下层劳动者寄予深厚的同情,可谓善恶分明(屠格涅夫曾因此惨遭当局迫害),梁羽生的作品也是如此。列夫-托尔斯泰则是俄罗斯文学的顶峰,三大代表作奠定了其在俄罗斯甚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战争与和平》场面之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在世界文学史上罕有匹敌者。列夫-托尔斯泰犹如军事界的朱可夫、曼斯坦因,或者不如说象毛泽东,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手。在此意义上,金庸的天龙八部(还有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是武侠小说中大兵团作战的典范之作,纵横开阖,金庸犹如一个战略大师,通观全局,协同指挥各个军种,相得益彰。有一句话叫:列夫-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同理,金庸的作品也代表了武侠小说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因为他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刻画与揭示之深,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无出其右者,即使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极少有达到如此境界者。古龙就对应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武侠小说的深度,古龙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刻画与揭示在武侠小说界亦堪称第一,尤其在揭示权力、金钱、名利、情感等对人的心灵的扭曲之方面,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媲美。古龙的《天涯明月刀》就是一部武侠小说的“罪与罚”,深刻揭示了人如何沉沦又自我觉悟和自我拯救的历程。
       简单说,梁羽生的风格是科学,坚实严谨,平正工稳,古龙的风格是诗,空灵悠远,自由自在,金庸的风格是哲学,博大深邃,包罗万象。也可以说,梁羽生的风格是在科学中蕴藏着哲学,金庸的风格是哲学本身,而古龙的风格则是诗化的哲学。
由于在内涵上金庸的作品既高且广又深,所以其作品能适合各种层次的人的多样的审美趣味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古龙则主要在深度和高度上超过了梁羽生而至少达到了金庸的境界,古龙对于人的内心世界或灵魂深处的体验极其深刻,在对人性认识的智慧之高度上也可与金庸相抗,唯在广度和完整性上要逊于金庸。
       或曰:梁羽生和金庸是武学正宗而金庸更是登峰造极,故两人属于少林派;古龙和温瑞安乃自正宗功夫变化而来,然与上述两人同为武林中流砥柱,可曰南少林是也。黄易则虽亦由正宗功夫变化而来,不过其功夫之境界或理路已经与少林武学大异其趣,终于自创一大门派,且影响也很深远,源于少林而与少林并称,武当派是也。大陆新武侠各作家则相当于其余各门派。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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