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讨论中国原侠精神,必须先从武侠小说说起。

　　什么是武侠小说？

　　对于这一问题，我曾在《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 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判别的标准：武+侠+小说+独立成篇。于此有人似乎十分不屑，认为说了等于没说，但也有学者在给我的信中认为：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标准”。在“武+侠+小说+独立成篇”的标准中,小说是文体,而独立成篇则是最基本的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这两者这里且不去说它了。而武，则是武侠小说的标志。如果作品中没有了“武”,例如武打、武功或武器等等，即使小说写得再好,我们也很难承认它是一篇武侠小说。至于“侠”,无疑是武侠小说的核心意蕴。如果抽去了作品中的“侠”，认定它是武侠小说又从何说起呢？

　　这个“侠”字，据1999年9月出版的《辞海》的诠释是指“旧称扶弱抑强、见义勇为的人”。这一说法，无疑太过简单。看来，要了解“侠”的真正意义，我们还须从它的“旧称”入手。

　　《说文》上说：“侠，俜也。从人，夹声。”这是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对“侠”字的最早和最权威的说法。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在为《说文》作注时，曾对“侠”字解释说：“《经传》都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这就把“侠”字又和“夹”字联系了起来。这“夹”又仅和“侠”音近，而且仔细看它的字形，犹如一个人的肋下有衣甲之状。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即“侠”之人，即是带甲之士，也就是身带盔衣和兵器之士，而这类人也往往被称为“武士”。这或许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侠”和“武”联姻的缘由吧。《说文》又云：“俜，使也。从人，俜 声。”“俜,侠也。”段玉裁对此作注说：“今人谓轻生曰俜命，即此俜字。” 俜命之“俜”,如今也写作“拼”。由此可知，有“侠”之士也就是哪些敢于去拼命的人。当然，他们是为了“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而去和别人拼命的。

　　由此可见,我国早期的原侠精神，主要集中在对带甲之士的人的美好品德的肯定上。在建立封建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需要这些带甲之士为其拼命，并且在品德上对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而对人之情感尚不涉及。这对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极大。例如，在武侠小说之祖《燕丹子》中，全篇描绘了在历史上发生的一则惊天动地的故事：“荆轲刺秦王”,其意乃在赞扬荆轲等人的英勇无畏的壮举。为了凸现荆轲的敢于为他人拼命的“侠”行，作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又运用了一系列的艺术手段，创造了中国小说中的第一位武侠英雄。第一，正面描写。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武侠英雄的奋身拼命，是在和敌人的生死博斗中展现的。对此小说有一节“图穷而匕首出”的艺术描写,把荆轲和秦王在大殿上的正面冲突刻画得栩栩如生,“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其胸”,一一指斥秦王的罪恶。此时正当千钧一发之际，荆轲根本顾不得个人的生命安危，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临危不惧和大智大勇的精神。第二，对比描写。小说叙写荆轲和武阳带着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的地图来到秦王殿前，秦王中计，眼看“刺秦”大计就要成功，作者陡转笔锋：“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这一反常表现，使得“秦王怪之”，引起警觉，而荆轲面对这突然变故，非常镇定、沉着,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相反还机智地用言语为武阳做了掩饰。通过如此鲜明的对比，荆轲的武侠英雄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第三，烘托描写。首先，在荆轲出场前，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他作了渲染。其次，在“刺秦”的准备过程中，作者借助田光和樊於期不惜主动捐献自己宝贵生命的凛然正义，不仅塑造了武侠英雄的群像，而且也有力地烘托了荆轲壮举的壮烈。再次，在“易水送别”中，作者用传神之笔描写了当时的悲壮场面和气氛，从而成为传世名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荆轲舍命刺秦的“侠”举。虽然他最终没有完成大业，然而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小说《燕丹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原侠精神。文学在表现这种原侠精神时，主要基于人们对“侠”的本义的理解，刻意去赞扬哪种敢于为他人去拼命的人,而且根据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着重宣示了他们的美好品德。荆轲无疑是我国早期武侠英雄的典型。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早期小说的作者基本上与史官或者稗官和方士等有关,它们主要是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为统治者服务,因此,武侠小说中呈现的这种原侠精神，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思潮。作为这种思潮的代表，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对“侠”下过最为明确的定义。他在彪炳千秋的巨著《史记》之《太史公自序》中是如此认定我国早期的原侠精神的：“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背）言，义者有取焉。” 同时，他还撰写了《游侠列传》,第一次历史上哪些遭人诟责的侠士们树碑立传,并对他们大加赞扬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己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也有足多者焉。” 纵观《史记》对“侠”的定义，司马迁主要也是从传统儒家的观点出发,把“侠”视作为一种值得倡导的社会品德和人的美好操守。同时，他也认为，“侠”士的行为与传统的“正义”不符，己对其中的一些人的某些举动提出了批评。尽管如此，司马迁的观点仍未超越传统，在对“侠”的理解上,依然和“情”脱钩，甚至可以说是不屑一顾。由于司马迁父子是汉代显赫的历史学家,也因为《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开创性的纪传体的史学著作, 他的这一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学是人学,它的本质是用形象来抒写和表现人的情感的艺术,然而,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武侠小说恰恰是远离人的情感,或者说至少是不以抒写和表现人的情感为主要目的的作品。这一悖论,虽然蕴含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但是其中呈现的“先天不足”,却是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轻易忽视的。#p#副标题#e#

　　(二)

　　中国原侠精神中的这种“先天不足”可分两个方面来做说明。一是和“情”的疏离；二是偏重伦理道德。

　　下面先说和“情”的疏离。

　　首先我得声明一下：“情”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这里所说的“情”，系指狭义的“情”，表现为是人的情欲、情感和情爱等，而非指广义的“情”。

　　情欲、情感和情爱等，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欲求，借用告子的一句话来说，乃是“性”也。它与生俱来，随着人的生长而得到发展。文学是人学，而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所以表现人的情欲、情感和情爱，无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甚至可以说，它是文学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文学存在的重要立足点。翻开古今中外的任何一部文学史，莫不如此。

　　言情和武侠小说，曾经在上个世纪末的神州大地风靡多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把它们当作是和流行音乐等相类的“四大俗”中的两大俗而遭到毫不留情面的痛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真正的“无知者无畏”之见。因为它在指斥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时，还没有真正读懂武侠小说。如把琼瑶等创作的言情小说和新武侠小说并举，似乎给人一种错觉，新武侠小说是与言情小说等对立的。这太冤枉了武侠小说。如今读者不分男女老幼，如此痴迷武侠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向世人展现了五彩缤纷的各种情爱世界。“问世间情是何物？”正是新武侠小说中描绘的这种五彩缤纷的情爱故事，让读者沉湎于作家所创造的各种精神世界中，从而达到如痴如醉、甚而是废寝忘食的地步。这样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或多或少地有过。新武侠小说的艺术魅力，与此也有很大的关系。

　　武侠小说作为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也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要和“情”字紧密相连。然而,我们也不必讳言，在我国历史上，武侠小说和“情”的结缘,正如大多数青年男女的婚恋一般，并非一见钟情，而是历经曲折而艰难，才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回顾这段相识、相知、相恋，乃至于成婚的历程，十分有益于我们的思想启迪。

　　有一个事实大概谁也无法否认：我国早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是和“情”疏离的。且不说唐代以前的武侠小说是如此了，就是在思想开放的唐代，人们在诗、词等种种文学作品中到处吟唱爱情赞歌的时候，而武侠小说却还在原有的框架中前行。作品中充盈着对重然诺、讲信义、不怕牺性、无私献身、特立独行，甚至大胆脾睨王侯的侠士的歌颂。当时在传奇小说中己经产生了如《游仙窟》《任氏传》《李娃传》《柳毅传》《莺莺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一大批表现人的情感的优秀作品，而同样是文人创作的一些武侠类小说却依然还沉浸在扶危济困、快意恩仇的气氛中。不是抒写血腥的复仇，就是表现行踪不定的剑侠，和社会的主流思潮相悖。在时代风气影响下，唐代也有个别的武侠小说开始涉“情”，如《无双传》《柳氏传》和《昆仑奴》等,然而，这些作品中表现的“情”,大多非侠士本身之“情”，而是发生在侠士身外的他人之情，侠士充当的最多是个“护花者”的角色,其使命充其量也就是路遇不平，为朋友两肋插刀后成全他人而己。唐人唯一写到侠客有情的武侠小说是《虬髯客传》。作品写红拂女毅然抛弃哪个“尸具余气”的旧人杨素而勇敢地投入了新人李靖的怀抱。这其中当然有着女性的感情，因为她做出这一个弃旧迎新的举动，是基于对李靖的深挚的爱。然而，仔细阅读这篇小说，作者艺术描写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一点，他没有着力于表现红拂女的对李靖的深挚的爱，也没有很好地去揭示她这种大胆行动的原动力是出于个人情感的欲求和需要。相反，作者凸出李靖的英武形象，主要的目的乃是为了表现红拂女的识人智慧。因此小说较少对女性柔情的描写，这和同时代的其它一些爱情小说的情感描写绝然不同。在哪些作品中的女性，不仅对心爱的男人可以勇敢地委身之，而且在叙写中极尽缠绵悱恻之笔，至今读来依然动人心扉。

　　宋明是一个“理学”占据主流思潮的时代,武侠小说中的情感描写更是得不到社会的青睐。我们看到的一篇又一篇的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无情无欲和无性的铁汉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侠士似乎都是一些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如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之一的《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小说名叫《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叙写宋代开国皇帝赵匡 在未发迹成为国君前是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任侠任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在战乱中他受人之托，要把一个生长得非常漂亮美丽的年轻女孩送到千里之外的家中。一路上他精心伺候，感动了女孩。这个女孩几次主动地要委身于他。而赵太祖一一婉拒，始终“不恋私情不畏强”，千里独行心不乱。小说数次称颂赵太祖“是个铁铮铮的好汉，直道而行，一邪不染”的品格。人的情感和欲望在这则武侠小说中成为被鞭挞的对象，更遑论它和武侠英雄的“结缘”了。还有见于《六十家小说》中的一篇话本小说《杨温拦路虎传》,写到了夫妇之间的情感：杨温和他的美丽年轻的妻子同去寺庙进香，半路上妻子却被强盗劫去。杨温为救妻子，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从强盗巢穴中把妻子救了出来,从此夫妻团聚。看来，杨温对妻子是有感情的，然而，小说在揭示他救妻的动机时说：“我是将门之家，却被强人劫了，我如今却有何面目归去。”可见他救妻的真正目的并非出于对妻子的真情，而是为了顾及家族和个人的名誉和名声之类,仍然和“情”沾不上边。

　　元末明初诞生的武侠小说《水浒传》，书中的英雄好汉，似乎个个都是铁石心肠的人。例如，主要人物宋江，面对着妻子婆惜，身处一室，同睡一床，而“却似等泥干掇入庙”，形同陌路，守身如玉。作者这样的艺术描写说明了什么？在此节描写之前，他告诉人们：“宋公明是个勇烈大丈夫，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很显然，这种解释只是一种托词。宋公明非不会也，而是不可也。因为人的情感和情欲在那个时代是被窒息的，英雄好汉不可有柔情，否则就会成为“大逆不道”之辈。风尘妓女李师师看上了浪子燕青，在酒席上几次撩拨调情，要和他共行鱼水之乐。然而燕青却“心如铁石”，绝不动心，彰显出他在美女面前的定力 。这一切都显示了“情”与武侠小说之间的鸿沟是多么的深，简直到了不可逾越的地步。

　　然而，武侠小说终究也难逃文学的“情”网。因为只要是写人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一个“情”字。侠士也是人,同情具备人的七情六欲。人为地把武侠和情疏离,不仅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而且也扭曲了侠士们的心灵世界。人,总是生活在情感世界中的。偏离轨道的武侠小说总有一天会走上正轨。而在我看来,它和情由疏离到走近乃至是结合融会的过程,正是武侠小说走向正途，从而迎来辉煌的重要一步。尽管这一天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然而当它一旦拨正了航向以后，就会沿着侠、情结合的大道乘风破浪地前进。

　　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一书。此书的出版虽然己是清代了，但它在武侠小说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即以书名来看，作者把武侠英雄和儿女们扯在一起，在表现侠士们的铁汉豪迈时，也不忘插入一点儿女情长之类的话题。尽管小说中的儿女情长充满了儒家说教的气息，但总算让侠士闯入了情世界。从此，这种英雄+儿女型的小说在文学之林中也发展成了一种“言情”的模式。在武侠小说转轨的历程中, 《儿女英雄传》功不可没。它的曙光初照，昭示着后世武侠小说的前进路径。

　　在这条侠情之路上前进的，有民国初年的李定夷。他擅长于创造人间悲剧，把武侠英雄的爱情写得十分凄凉，他们的结局一般也都笼罩着一片悲凉的气氛,所走的是一条“哀情武侠”的路。与此同时，顾明道也挟《荒江女侠》闯进了武侠小说世界。他开创了“言情武侠”的新模式,即男女武侠在合走江湖中，互生情愫而相爱。比“哀情武侠”和“言情武侠”更进一步的是“侠情悲剧”，它的代表人物是王度庐。读过王氏作品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笔下的那种多姿多彩的情爱世界。在他的笔下，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被表现得是何等的缠绵和哀婉呵！他/她们既爱又恨，爱恨交结，生死难依，情挚意深。作者真是写情的圣手，在侠、情结合的道路上，把武侠小说推进了一大步。可惜不少人对他的贡献还认识不足。以后的还珠楼主李寿民在写情中又首开“情变”之路，把武侠英雄的情爱世界又描绘得曲折多变，扣人心弦。如《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等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摇曳多姿，女主人公由情转恨，从痴生怨，曲折多变，甚至有点心理变态的人格描写,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有亲历亲见之感。朱贞木则创造了多女倒追男侠，掀起情海波澜的路数，为武侠小说的情爱描写提供了新景观。总之,在旧派武侠小说作家中，大多己经注意把武侠和言情结合起来，并且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情爱模式。由于贴近民众和实际，不仅使武侠小说大受欢迎，而且也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梁羽生们开创的新武侠小说，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学的光荣和骄傲。梁、金、古、温、萧等作家的小说中，情爱描写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记得梁羽生先生说过：“我以为，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写武侠小说，我描写人性多于落花流水的比武过程。” 他所说的“人性”，显然是包括人的情感和情爱世界在内的。也正因此，他的小说在表现人物和事件的强烈的历史感之外，还充满了言情的气氛。篇篇如此，无一例外。尽管男女侠士的爱情制约于儒家传统的“发乎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底线，然而在相识相恋过程中的多角多重误会，又使小说的情节变得扑朔迷离，富有艺术的魅力。我们读《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等小说，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至于金庸先生，更是写情的巨匠。在他的笔下，武侠人物个个神情毕肖。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写活了人性，也即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面貌长相不同，性格各异，情感也不相同，但却是个个有情，有着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他们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周围，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金庸先生反复强调：“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也正因此，他的小说中的人性世界充满了情爱。正如台湾己逝去的女作家三毛所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可以让人入天堂，也可以让人下地狱的一个字，它就是“情”字 。还有古龙、温瑞安、萧逸先生等等，无不把武侠和情结合，在各自的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武侠英雄的形象，有力地推进了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的普及和深入。

　　综上所述，可知“情”对于武侠小说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在武侠小说发展的历程中,始终是左右其轨迹和前进方向的重要因素。一部中国武侠小说史,可以说就是武侠和情的由疏离到结合的逐步演进的历程。中国原侠中对“情”有所疏离的状况，对历史上武侠小说的前进曾经起过一定的制约，然而，当武侠和情密切联系甚至融会一体时，它又促进了武侠小说的迅速前进。对于武侠小说来说，成也情，败也情。情乃是武侠小说的根基和灵魂。#p#副标题#e#

　　(三)

　　下面再说偏重伦理道德。

　　强调人的伦理道德和品行操守，实现人的完美人格，要求做到立功、立德、立身的“三不朽”以及倡言仁政礼教、三纲五常等等，这都是儒家思想要求于“君子”的美德和人格理想。当这种儒家文化一旦和墨家文化结合，并且遭遇到道家的仙风道骨和法家的严刑峻法等多种文化的浸润时，又呈现出相当复杂和多元的面貌。这种忽略人之情感，而偏重强调人的伦理品德等的复杂和多元的中国原侠精神，同样对武侠小说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先天不足”，也对武侠小说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早期中国的武侠小说努力表现的是墨侠文化的精粹：武侠英雄的见义勇为，豪爽刚直，呈现出一种男子汉的英武血性。而这种英武血性的武侠英雄往往被称为“豪侠”。上面所说的武侠小说《燕丹子》中的主要人物荆轲和田光、樊於期以及燕王乃至武阳等等，都可列入豪侠之列。这类豪侠英雄,不仅在动荡的战场上和社会上成为人人钦慕的偶像，而且也大批地进入了武侠小说之中。尤其是在唐代的武侠小说中，占据着主流地位的无疑是他们一类人物。唐人李德裕为此专门写过一篇《豪侠论》，对豪侠们的武侠精神作了阐述：“夫侠者，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这里强调的“侠”，依然是从人之美好品德出发的，只不过在“侠”的身上披上了一件漂亮的“节义”外衣。

　　人在社会中的任何行为总是受一定的思想所支配的。而作为个人的侠士，往往被雇用而存在，他的行动受制于雇用者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他的为他人而拼命，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以及重然诺、讲义气、轻财好施、扶危救难等等一切美好的品德，就有一个为何目的的问题。例如，以《燕丹子》来说吧，荆轲无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豪侠英雄。他的“刺秦”行为虽然没有成功，然而同样惊天动地，万人钦敬。引得后世无数文人学子为他折腰，奉献了一支又一支的赞歌。我小时候曾经读过一部描写中国农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抗战长篇小说，作者在“引子”中就写了燕王等人送别荆轲的悲壮场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这两句诗让我一辈子铭刻在心。我不反对人们对荆轲的赞美，也认为他确是一个是有高尚品德的侠士。然而，我对燕王要求他“刺秦”的行为一直持不认可的态度。秦始皇纵有千错万错，可他的统一全中国没有错。今天中国的千秋伟业，都与秦始皇的建立大一统的中国有关，因为是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立国根基。如果当年荆轲刺秦成功，也许统一中国的伟业要往后延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荆轲刺秦的行动根本不值得我们去赞扬。因为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是起了阻碍而不是推动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逆向而行。既然荆轲的刺秦行为不值得肯定，我们又怎可赞美他的一切“美德”呢？受雇于他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的勇敢和忠诚精神越多，它所起的破坏作用越大。对此我们不仅不应赞扬，反而要正确地指出它的实质来。

　　即如李德裕所说的“义”来说吧。无疑它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重要精神支柱。在他看来，文侠也好，武侠也好，只要是“侠”，都离不开一个“义”字。我国的文史典籍中，记载了许多以“义”为重的仁人志士，他们脍炙人口的各种故事，至今仍在广泛流播。仅宋初的《太平广记》一书，就著录有“义士”两卷，其中有名的小说有《鲍子都》《杨素》《郭元振》《狄仁杰》《敬昭道》《吴保安》《裴冕》《李宜得》《穆宁》《赵骅》《曹文治》《阳城》《王义》《裴度》《廖有方》等十多篇 ,它们都称颂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所谓的“义”的理念，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侧面。

　　何谓“义”？一般很难解释清楚。比较常见的意义是“正义”和“合理”等等。然而，什么行为才是“正义”的、“合理”的，各家的看法很不相同。在我们的辞典中，它们的意义弹性很大。所以，它作为一种道德的评判标准,在人们的认知上很难求得统一。正如墨子所说：“（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也兹众。” 从历史上记载的人们的言行来看，对“义”的理解似乎主要着眼于对人忠诚、乐于助人并且“重言诺”等等比较一般的意义。上面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乃是一句重“义”的名言和形象化的解说。在这句话中，“知己者”很重要。其重要性在于这个“知己者”的身份。如果“知己者”是士的“哥们”和亲朋好友，或者是穷苦百姓以及民众的一员，并且是为着有利于社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之目的，“士”为他们而死，绝不会轻于鸿毛,固然值得倡导。倘若“知已者”是个千夫所指的恶人，“士”去为他而死，岂不就是愚忠？又何苦白白地搭上一条生命呢！对此我们不应提倡和仿效。

　　我国原侠精神偏重强调人的伦理道德，对“义”之类的品格操守一贯津津乐道。尤其是在武侠小说中，从最早的《燕丹子》开始，就创造了各类“义侠”的生动形象，企图通过宣扬他们的“义”,在社会上提倡一种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美德。尤其是当这种“义”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美丽光环以后，我们更应对其中的思想文化意蕴慎加审察。例如，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开篇“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被多少人奉为楷模。然而仔细看来，在他们结义的背后，隐藏着共同的目的，也即同心协力,共打江山。而当目的达到，取得政权以后，这种“义”也就逐渐消退而变成历史的陈年老酒了。再如表现绿林好汉江湖造反的武侠小说《水浒传》,在社会上流播的岁月中,被人冠以“忠义”两字。既“义”又“忠”，用心可谓不遗余力。后来当这种“忠义”为造反者利用而直接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和生存时，他们就扣上了“诲盗”的罪名而予以查禁。这些都可说明：古代武侠小说中宣扬的“义侠”之类思想，说到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盲目的愚忠十分有利于他们的坐稳江山。

　　清代是古代武侠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尤以义侠类的小说最为兴盛,涌现了一批如《施公案》《彭公案》《于公案》《永庆升平》《三侠五义》《小五义》等小说。其主要内容，正如鲁迅所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人大官总领一切”，“而这一类书中的人物，则帮助政府” ,武侠英雄沦落至此,说明武侠小说的兴盛也仅是一时的热闹而己。脱离了民众的文学，最终必将不为民众欢迎。至此，古代武侠小说几近走进了死胡同。直至旧派武侠小说兴起，才最终改变了它的走向，重新开始在民间深深地扎下根基。

　　武侠小说当然姓“武”，这是毫无疑义的。况且侠士们的为他人拼命，也需要依靠武器和通过武力来达到目的。如果小说中没有了“武”，也就使武侠小说名不符实了。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也正因此，中国的原侠精神中对“武”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剑的使用十分普遍，几乎成为侠士们的标志性武器。《李寄斩蛇》，《红线女》复仇,都依仗着精湛的剑术在江湖世界中闯荡。关公的大刀、张飞的长矛，乃至武松的朴刀、鲁智深的禅杖、李逵的班斧等等,都在帮助这些英雄的打天下中立下了大功。然而,文学是一种情感的艺术，它的艺术魅力源于作品的情感力量。读者的心灵之弦要被深深地拨动,并且能长时期地、持续地和小说中的武侠人物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单绝凭藉他们高明的武艺,月黑风高的打打杀杀,是无法做到的。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最终都是依靠战争才安定下来的。尚武己成为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血脉。这种精神血脉和侠士的重“武”思想两相结合,是武侠小说中许多刀光剑影艺术描写的基本动力。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应有度,武侠小说中的武打描写也要适度才好。一味地追求感官刺激，把武打场面描写得鲜血淋漓,不加节制地宣扬暴力的作用,也成为一些作家在武侠小说中的艺术追求，他们并且企图以此来招徕读者、扩大市场。这种倾向在少量作品中也确实存在。不仅在古代是这样，就是在今天的一些新武侠小说中，部分作家受了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影响,过多地强调了暴力的作用,甚至借助于高科技的成果，人为地设置一些新鲜、刺激、奇异的武打场面,把故事情节和人物环境创造得光怪陆离，很显然，这不应成为武侠小说的正路。因为它很容易在一些不谙世事的青少年读者中产生负面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已有相当多的事例见诸媒体,想来人们己不陌生。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对此十分忧虑。如我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先生，面对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文坛上掀起的一股武侠小说的热潮时，对此曾提醒人们：“至于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偷偷地跑到峨嵋山去学道修仙炼剑一一这样的事，最近一年来单是报纸上登出来的，就有六七次一一这己经算是有志气的好汉，总算不在等待英雄，而是自己想做英雄了。” 其中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常常以武侠小说中的武侠高强的武侠英雄为榜样，在弄不清“义”和“忠”等实质文化意蕴的情况下，很容易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有的“武侠迷”，甚至视小说中的武侠英雄为偶像，一颦一笑，亦步亦趋，乃至经不起外部世界的诱惑而误入歧路。这都是我们需要加以正确和积极引导的。

　　和“情”的疏离和强调伦理道德，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国武侠小说的成长和它的发展历程，就是在不断地战胜这种原侠精神中的“先天不足”后得到成熟的。如今武侠小说洛阳纸贵的盛况虽然不再,但是它在万千读者的心里早己扎下深根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弘扬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业中,武侠小说必将迎来更加繁荣的春天。正确认识我国早期的原侠精神及其“先天不足”,有益于这一时期的早日到来。所以草此不成熟的小文，向诸位方家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