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讲述当今中国乡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围绕计划生育和选举干部两项工作，来描写当今村干部面临的种种困境和他们克服困境的独特方式。当今中国小说描写乡村基层干部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所有的作品无非是向两个极端分化，一方面是主旋律意义上的歌颂式的，延续了理想主义的英雄人物模式，把村干部作为概念化的先进代表人物来处理。另一类则是批判性的，把基层的权力腐败普遍化和固定化，基层干部就是地方恶霸的代名词。

 

　　但李洱这部小说并不从反面表现乡村中国的权力关系，而是把乡村的权力戏谑化。这里的村长不再是一个恶霸的男性，而是一个女性，虽然也坚强精明，但却有更多女性的智慧和风情。乡村的权力被阴性化，乡土中国回到一种母性化的生活空间。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虽然有选举和计划生育两个中心主题，而且搞好计划生育是为了换届还当上村长。但女村长领导搞计划生育，这本身是极大的反讽。乡土中国的权力被阉割了，男性被阉割之后，女性也要被阉割。这是一个关于生殖和阉割的故事，繁花替代式地占据了男性的位置，但她依然不能摆脱妇女要被阉割的命运。很显然，李洱并不想把这个想法变成一个悲剧性的深刻主题，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可笑的情境，只有一点淡淡的忧郁。他乐于在其中寻找快乐，一种男性缺席，男性被女性统治的生活情境。村里的男男女女都围着繁花转，围着计划生育工作转。

 

　　总体上看并没有主导故事情节，也没有明确的主题，而是大量日常化的生活过程和细节。是什么推动小说叙事发展，并且始终富有活力呢？那就是不断地通过人物语言对话来展示此时此地的生活情境，始终地进行时穿行过乡村生活的那些现场。

 

　　李洱这次算是把生活的平实、朴素、原生态推到极致，这些生活场景和细节都没有任何惊人之处，非常平易单纯，开会、搞计划生育、选举这些都是通过几个村干部的日常活动直接表现出来，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李洱并不去写那些大起大落的故事或场景，而是一些日常化的琐事。这些琐事本身构成一种相互伸展的机制。这部小说有意在叙事中消解政治工作与曰常生活、权力与玩闹之间的关系，在那些开会研究工作的场景中，总是夹杂着大量的日常玩笑，玩笑变成工作中的有机内容，玩笑使基层的最重要的工作变成一种游戏。小说并不是在另一个方位上嘲笑乡村干部，而是把玩笑交付给生活本身，这本来就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乡村生活的本质。

 

　　“石榴树上结樱桃”，在整部小说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所指，与其说是其中的一个故事核，不如说是意指所有的叙事情境。那些叙事是平面的、线性的、不断自我延续的生活流程，每一个叙事句子，都意味着不可知的事相出现，这来源于叙事语言不是依照故事的逻辑，而是语言表达的快感原则。问题的奇诡之处正在于，李洱要寻求的不是语言对外部世界和事物的反映，不是直接去还原生活现实，而是要再造一个语言的现实。在这里，他渴望通过语言本身来建构一个生活世界，并且以此来产生文学性。小说如此大量地运用人物对话，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目的就是突出现场感，就是把此在的生活情境和情调直接表现出来。小说叙述中大量用了口语，有意地把乡村口语与英语日常用语混淆在一起，增强了语言现在进行时的戏谑化。

 

　　(原载《羊城晚报》2004年10月23日)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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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陈晓明，来源：原载《羊城晚报》2004年10月23日，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