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秦诸子的学说中本来无所谓文学批评，不过，这不等于说周秦诸子对于文学没有一种看法。这一种看法就是后来文学批评的萌芽，对于后世的文学批评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家。

　　孔子，是开创儒家学派的人。他的思想和他及门弟子的记述是不可分的，所以现在先讲孔门的文学观。

　　儒，本身就是所谓文学之士；他们可以背诵古训，所谓邹鲁缙绅先生之道诗书礼乐者，就是这一帮人。孔子，就是这一帮人中间更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自己好古敏求，开门设教，并且有教无类，这样，才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

　　他学的教的是些什么呢？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知他是专门接受古代丰富的遗产的，所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他施教的一种项目。他的门徒分成四科，“文学”就成为四科中间的一种。《论语?先进》篇说：“文学子游、子夏”，游、夏就是文学科中的代表。我们看扬雄《法言?吾子》篇云：“子游子夏得其书矣”，邢?《论语疏》云：“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可知所谓“文学”云者是学习古代的典籍，用来丰富他广博的知识的。这样，文学和学术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邢?所谓“文章博学”，并不是把“文学”一科再分为二，而是说这两科在后世可分，在当时是合一的。这是孔门对于“文学”的含义，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是当时习用的术语。

　　不过“文学”虽是书本知识，而书本本身就有不同的性质。我们从当时人的称名，就可以看出：就典籍的性质讲，有“诗”“书”之分；就文辞的体裁讲，有“诗”“文”之分。因此，孔门所谓“文学”，虽不分别“文章”“博学”二科，而讲到“诗”的时候，就比较偏于“文章”的意义，讲到“文”或“书”的时候，又比较重在“博学”的意义。如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说的就是文章的作用；如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说的就是博学的意义。这是从他称名用字方面来看出当时“文学”一词所包含的意义。

　　我们从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孔门的文学观，所以有尚文和尚用两种似乎矛盾的主张了。

　　本于他论“诗”的主张，当然会有尚文的结论，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并不是说要学诗以后才会说话，而是说学诗以后才会说漂亮的话，说得体的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知孔门的文学观是比较尚文的。再有，诗与乐是联带着的，孔子特别注重诗教，当然也特别注重音乐。

　　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知他对音乐是如何的爱好。他“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他对音乐又是有相当的研究的。可惜，由于他“信而好古”的关系，不免带些复古的色彩。

　　可是，他同时又是注重实际，着重实用的思想家，这正如近人所说关心治道解明伦理的“贤人作风”。所以又注重尚用，开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论语?宪问》篇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即是后世道学家重道轻文的主张。所以他论诗重在“无邪”，重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修辞重在“达”，重在“立诚”，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是偏重在质，而所谓质，又是以道德为标准的。因此，尚文成为手段，尚用才是目的。

　　这两个观念，尚文则宜超于实用，尚用则宜忽于文辞，好似有些冲突，但是他却能折衷调剂恰到好处。后来人再加推阐，就不免偏于一端了。正因为他企图调剂种种矛盾冲突，所以就孔子整个的思想体系来讲，他处在经济制度变动的时代，也是一方面有进步性而一方面有保守性的。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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