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已达到空前紧张、激烈的阶段。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局面。

　　1853年，沙皇为争夺近东的控制权，同土耳其、英、法等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于1855年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专制暴君尼古拉一世的去世，结束了俄国历史上“黑暗的七年”（1848—1855）这一时代。

　　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新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俄国的农奴制经济危机日渐加深。在围绕着如何解决俄国的社会矛盾，寻求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拯救国家和灾难深重的农民这一系列问题上，社会的两大思想阵营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康·德·卡维林 （1818—1885）、巴·瓦·安年科夫、瓦·彼·鲍特金为首的自由派，站在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贵族统治的人民革命，只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却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主张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彻底解放农民。随着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投入到反专制农奴制的战斗，俄国解放运动由贵族革命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或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3月宣布废除农奴制，并实行一些自上而下的改良措施。但农奴制的废除并没有使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俄国整个社会都在抗议农奴制改革的骗局，戳穿它的欺骗性。1862年，沙皇政府又开始反击，他们逮捕了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查封了进步杂志《现代人》和《俄国言论》，并疯狂镇压农民起义。这个时期延续到民粹派运动兴起的六十年代末。

　　在五十、六十年代，杂志是最有力的舆论工具，各种不同派别、观点的论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冲突，都在杂志上得到强烈的反映。《现代人》（1847—1866）、《俄国言论》（1859—1866）、《北极星》（1855—1868）和《警钟》 （1857—1867）等杂志是民主派文学政论的中心。在它们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家。

　　《现代人》在涅克拉索夫的主持下，吸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编辑，使其在进步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它的周围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托尔斯泰等大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波夫的著名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不是转变的开始吗？》（1860）和《黑暗王国》（1959）、《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 《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60）等都是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贵族自由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相继退出《现代人》后，一批民主主义作家如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尼·格·波缅洛夫斯基、尼·瓦·乌斯宾斯基又充实了杂志。这份杂志还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诗作、谢德林的特写、乌斯宾斯基的特写《遗失街风习》等，在当时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也招致沙皇政府的迫害。

　　《祖国言论》是当时另外一份进步刊物，它是《现代人》杂志的同盟军。与进步杂志直接对立的，是保守派的杂志《读者文库》（1834—1868）和《俄国导报》（1856—1906）。

　　《北极星》和《警钟》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的。它们配合国内的进步杂志，号召人民起来同农奴制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文学上最显著的特点是许多平民知识分子进入了作家队伍，他们的进入，引起了作家社会构成的变化，也引起了文学作品主题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更加民主化，涌现了大量写农民题材的作品。涅克拉索夫可以说是“农民的歌手”，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被遗忘的乡村》（1855）、 《大门前的沉思》（1858）、《伏尔加河上》 （1860）和《严寒，通红的鼻子》 （1864）、《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尼·瓦·乌斯宾斯基的许多特写也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愚昧和农奴制度对他们身心的摧残。托尔斯泰这一时期的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也通过描写农民的特殊心理反映地主和农民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的笔下还出现了雇佣工人的形象，描写资本主义兴起阶段包工头对工人的剥削、压榨。这类作品有涅克拉索夫的 《铁路》 （1864）、列舍特尼科夫的三部曲《矿工》、《格鲁莫夫一家》和《哪儿好些？》 （1868）等。

　　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要求作家彻底而无情地展现出现实生活的丑恶和可悲，而且还要表达出人们的思想探索和对理想的追求。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正是应运而生的正面人物形象。在屠格涅夫的小说，充分体现出由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整个过程，《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和《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就是这种典型。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则将平民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表现到了极其完美的程度，特别是在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的形象中，强烈地体现出了他本身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

　　50至60年代，俄国文坛上仍然有许多描写社会生活、揭露社会弊端的作品出现。如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自家人好算帐》（1850）、《肥缺》（1855）、 《大雷雨》（1859）、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等。尤其是《奥勃洛莫夫》一书，更以其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和生动典型的人物性格显示了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奥勃洛莫夫是个腐朽没落的地主，在环境的影响下，他已逐渐堕落成了一个懒散、不求进取的人，冈察洛夫通过这个最后一个“多余人”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本质和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条件，预示了地主贵族阶级生活原则和道德基础的必然灭亡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完结。

　　对道德问题的探索，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又一大特点。而小说中人物那复杂而又痛苦的精神道德探索过程，经常都是靠作者对人物千变万化的心理活动过程的细致刻画来完成的。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1853—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的《家庭纪事》（1856）以及托尔斯泰后来的作品 《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在五十、六十年，运用文学的体裁也有很大变化。五十年代前，诗歌、特写、游记、戏剧是用得较多的文学体裁，但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长篇小说的艺术达到空前的发展和运用，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父与子》（1862）、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1860）、《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1869）等都是世界著名的长篇巨制。

　　在50至60年代期间，由别林斯基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杜勃罗留波夫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活动与该时期的文学状况是不可分的，他们所开创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体系，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还有平民作家波缅洛夫斯基、列维托夫、尼基钦、米哈伊洛夫、库罗奇金兄弟、米纳耶夫和贵族抒情诗人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阿·阿·费特（1820—1892）、阿·尼·迈科夫（1821—189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