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各种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已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农民起义的接连不断和进步知识界对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形成了一股锐不可挡的巨流，直逼专制农奴制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在这一时期，平民阶级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更加富有战斗性的主张、更加彻底的革命精神，取贵族阶级而代之，将俄国解放运动推向了第二个高潮——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反专制制度的力量壮大了，革命者同人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

　　农民的出路，祖国的前途等问题，是思想界和文学界始终在注的焦点。维护地主贵族阶级利益的自由派和站在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一边的革命民主派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和皮萨列夫等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

　　以别、车、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人士，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哲学主张宣扬了反专制农奴制制度的思想，还以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为武器，抨击俄国黑暗的现实，唤起人民推翻专制暴政的勇气。在他们一生的革命活动中，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内容。他们对俄国文学现状的精辟论断，始终是进步作家们文学活动的指南。他们所倡导的文学应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理论，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也是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这一美学体系已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最高水平，在推动文学的发展、唤醒社会的民主意识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于1811年出身在一个军医家庭，家境贫寒。1829年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831年因写具有反农奴制倾向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而被校方以“身体虚弱，智能低下”为借口开除。1833年，他应邀为《望远镜》杂志撰稿，开始了文学批评生涯。他曾先后担托过《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的编辑。由于他出色的评论文章，使杂志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四十年代初，别林斯基受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曾写有《文学的幻想》 （1834）、《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智慧的痛苦》 （1840）和《闵采尔，歌德的批评家》（1840）等论文，一边表达“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思想，一边也肯定和赞扬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格里鲍耶多夫和果戈理的艺术成就。特别是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一文，驳斥了维护农奴制的御用文人们对果戈理的所谓“丑化政府官吏”的攻击，高度地评价了果戈理是一位“更高于时代精神”的作家，给予果戈理的创作的极大的支持。

　　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对专制制度认识的加深，别林斯基已完全抛弃了斯拉夫派把俄国宗法制理想化和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观点，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别林斯基的代表作品。全书包括11篇论文。系统论述了俄国文学从罗蒙诺索夫列普希金的发展变化过程，肯定了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民族诗人和第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

　　在后来的《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1841）、《由果戈理的<死魂灵>而引起的解释的解释》（1842）、《一八四二年的俄国文学》（1843）、《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 （1847）、《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一系列论文中，别林斯基以果戈理的创作为依据，肯定了果戈理的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也分析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即：艺术不应该是 “装饰”生活和“再造”生活，而是“现实的创造性再现”。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所遵循的就正是这条原则。

　　1840年以后，他几乎每年发表一篇文学现状的综合评论，总结其经验和成就，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1846年，他开始主持《现代人》杂志的文学批评专栏，1847年7月，他在德疗养地写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一书中对专制农奴制妥协的倾向进行了愤怒的谴责。次年5月26日，别林斯基在彼堡逝世。

　　别林斯基在阐述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般规律时，首次提出了“艺术是形象思维”的著名论断，指出了想象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积极主导作用；他关于“典型性”的论述在欧洲文学史上也属先例，他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提出典型是“一个人物，同时又是许多人物，也就是说，把一个个人描写成这样，使他在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然而他又必须是“一个人物，完整的，个别的人物”。

　　在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中，还有关于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他主张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应当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主张对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应该统一起来，即：“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这个批评准则，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

　　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它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美学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出身于萨拉托夫市一个神父家庭，1842年进入正教中学，1846年，他没读完中学就考入了彼得堡大学文史系。起初，他受唯心主义哲学影响，醉心于人本主义思想。1848年后，他在对农奴制持批判态度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并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1851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萨拉托夫一所中学执教，并在学生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1853年，因学校当局迫害，他携妻迁居彼得堡。在彼得堡，他先后为《祖国纪事》杂志和《现代人》杂志作过编辑。1854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先后发表了《阿甫杰耶夫中长篇小说集》、《论批评中的真诚态度》和评奥斯特洛夫斯基喜剧《贫非罪》等文章，讨论了艺术的思想内容和倾向性问题。1855年，他还发表了他著名的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文学评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1856年，他接替了涅克拉索夫的位置，主持《现代人》的领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论文 《莱辛和他的时代》以及评论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谢德林、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作家的文章，写下了经济论文《资本与劳动》 （1860）、哲学论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等。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进步思想、文化界已享有了很高的威望，这招致沙皇政府的仇恨和陷害。1861年6月，《现代人》被封闭， 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但近两年的囚禁生活并没有使他改变自己的信仰，反而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小说中的小说》等。1864年5月，他被押至梅特宁广场处以假死刑，1864年7月，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监禁、苦役、流放的生活。188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结束了二十余年的流放生活，获准回到故乡萨拉托夫，但长斯的折磨使他的健康受到摧残，回到故乡仅四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去世了。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分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美学和文学评论文章。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命题：“美就是生活”，指出美并非主观自生，而是客观的存在，回答了艺术的起源、内容、功能和使命等问题，肯定了艺术从生活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将俄国，乃至世界美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车尼雪夫斯基捍卫了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传统，高度评价了果戈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批判倾向，并指出：“果戈理所以重要还不只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同时还是一个学派——俄国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学派的领袖。”

　　《怎么办？》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它的情节围绕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以隐喻的方式表现的秘密革命活动这三条线索展开，塑造了“新人”的形象，并揭示了通过革命改变厄运的主题。在拉赫美托夫这个献身于理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身上，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薇拉的形象，宣传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部小说，特别是拉赫美托夫的形象，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思想领袖，他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农民解放的事业，被称为俄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为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 （1836—1861）是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政论家。他出身于一个神父家庭。1853年进入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俄国现实的黑暗和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使他克服了宗教情绪，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大学期间，他组织了反沙皇制度秘密小组，深受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派人士的影响。1855年，他创办了一份手抄刊物《传闻》，号召人们为摆脱贫穷和无权的地位而斗争。1856年，他还写了论文《俄罗斯语言爱好者谈话良伴》，受到进步思想界的高度评价。1859年，他创办了讽刺副刊《口哨》，成为针砭时弊、颇受民众们欢迎的刊物。

　　1857年大学毕业后，杜勃罗留波夫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59）、 《黑暗的王国》（1859）、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和《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等。在这些论文中，他坚持并发展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传统，提出“作家和艺术家的主要价值在于他所描写的真实”这一论断，并且把作品是否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精神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特别是他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和《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几篇著名的文章，更是我们研究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这两部作品所必须借鉴的钥匙。

　　1861年11月，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逝世。这位被称作“未来风暴中的年青舵手”的一生虽然很短促（不足三十岁），但他在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学中所作出贡献是巨大的。

　　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所共同构建起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体系，是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座博大精深的精神宝库。它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文学实践，又以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这座大厦。在俄国的解放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的丰碑上，醒目地刻着这三位大师的名字。